当然，上述规则只是管理行为最起码、最低限度的界限，只表明当我们的管理行为会对他人产生一种严重影响和妨碍的时候，这时就得考虑有些界限不应越过了。也就是说，我们实施管理的力一式实现目标的手段总不能全无限制，而必须有所限制。这种“管理”尽管远不是管理的最高理想，而只是下面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又极其重要，拥有一种相对于最高理想的优先性，只有先满足这一基础和前提，然后才能去追求更高的目标。这种管理如其说告诉我们要去做什么，不如说更多的是告诉我们不去做什么。因此，可叫做“底线管理”。
政治自由主义的特点
政治自由主义的基本内容是：自由主义思潮是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在其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各种流派的自由主义精彩纷呈。但其发展趋势己从对个人自由的追求转向立足于多元立场上的“后自由主义”。在这种多元分歧的局面下，我们不奢望能对我们予以特别的关爱和救赎，引领我们去实现我们各自的追求，但至少我们可以要求分歧多元获得平等的对待，人的权利和价值得到起码的尊重，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和自由的交流，那怕彼此“相互冷淡”，只要不至于相互敌视，终究还可相安无事。在这方面，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有着丰富的内容。
“《政治自由主义》考究了在各种合理性的学说—宗教的与非宗教的；自由主义的与非自由主义的—多元性环境下，一种秩序良好而又稳定的民主政府是否可能的问题，甚至考究了如何使它本身始终如一的问题。”
上述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主义，它具有如下突出特点：
（1）是它以“多元性环境”—理性多元事实—为出发点。以往的自由主义理论常常诉诸于人的某种自然权利作为论证的基础和前提，从肯定个人的尊严或者人性入手，预设某种关于人性的认定，比如理性、自主性、个体性、效益的极大化等等，但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避开了这类关于人性的种种认定，而直接认可现代民主社会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的多样性，直接面对这种分歧甚至冲突的局面。
“这一问题的背景是，我们永远把公民看作是理性的、合理的、自由而平等的，而且，我们也把民主社会中所发现的各种合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看作是民主社会之公共文化的一个永久性特征。”
多元性事实之所以既定，是由于“价值多元论”的认识。
“人类所追求的价值、尤其是终极性的价值与目标，不仅众多，不仅相互冲突而难以共存，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下，以便定先后顺序。这个局面之下，追求价值与理想，必须要靠选择；而对价值作选择与认定，不仅无法有理性的标准提供完整的理由，并且选择某项价值，往往表示必须放弃其他的价值。因此，人生不仅没有完美圆满可言，并且每次选择，都代表进入了价值的冲突以及舍弃。生命永远有缺憾偏废，缺憾代表着无法解消的冲突和割舍；这种情况，伯林以悲剧称之。”
正因为世界和人类的这种无所逃脱的“悲剧”处境，也因为倘若强行遵循一元论的逻辑来安排社会生活，就必须仰使霸道手段的危险，才使得多元性事实成为可能和现实。
总之，罗尔斯的多元性事实的前提比起汉语境中动辄以原则、立场、主义甚至道德用心来判定分歧多元存在的合法性要宽容得多了，毕竟它使分歧各元的存在价值得到了起码的尊重。
二是它以社会整合—“秩序良好而又稳定”—为终极追求。正是这一鲜明特点使其与传统自由主义理论相区别。
“在自由主义的传统里，对于个人自由领域的维护、对于私团体自主地位的关切、对于社会凝聚的疑虑，一向超过了对于公共生活整合原则的重视和经营，也冲淡了公共政治文化所提供的重要整合资源。可是对比之下，罗尔斯的自由主义却揭集社会整合为终极目标，然后在多元论的前提之下，寻求整合的自由主义原则。”这里的“秩序良好”，不是指用整体否定或淹没个体以及局部价伯，更不是汉语境中的“一统天下”—如同魏明伦评论电影《英雄》时所说：回首银幕，“天下”二字，其实是“天子”的代称。天子，真龙天子；惟有真龙天子，才能“统一”天下。“统一”二字，其实是“统治”天下也！
这里的“稳定”，也不是万马齐喑、了无生气的恐怖的宁静，而是一种“事物在空间广度中的丰富性、多样性，事物像大地上的花木、缤纷各异，花木扎根于大地往高、往上生长”的局面。诚如罗尔斯自己所言：
“稳定性问题并不是让那些反对某一观念的人来分享观念的问题，或者说，是通过有效制裁—如果需要的话—让他们按照该观念来行动的问题，仿佛我们的任务就是，一旦我们确信这一观念是健全的，就要立刻找到将该观念强加于人的方式。相反，公平正义只有用一种恰当的方式通过在其自身框架内表明其用意，来赢得每一个公民的理性支持，才能首先成为合乎理性的。”
三是它以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作为由此岸通达彼岸，即以多元事实为始、以社会整合为终的桥梁。
公共理性是一种关于由自由平等的公民共享的那些政治价值的思维方式，亦即对那些不妨碍公民各自所持全能教义（只要这些教义不与民主政策发生冲突）的政治价值的思维方式。
从罗尔斯对“公共理性”的上述定义看出，“公共理性”是与“政治价值”紧密相关的，而政治价值是与作为人生目的的各种实质价值，如经济组织所追求的利润、学术教育组织活动所追求的真理、宗教组织活动所追求的救赎、社交联谊活动所追求的交谊娱乐等价值是相区别的，它是一种超乎这众多特定实质价值立场的公共价值。然而正是公共价值这种贯穿整个社会的“一般性格”使其成为“共有的资源”。因而使得这样一种共识成为可能：各种实质的价值立场，均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去了解和认同政治价值，相信它们可以实现自己原先参加社会合作时所期许的利益。照罗尔斯自己的话说：“重叠共识不只是一种对接受某些建立在自我利益或群体利益之基础上的权威的共识，或者只是对服从某些建立在相同基础之上的制度安排的共识。所有认肯该政治观念的人都从他们自己的完备性观点出发，并基于其完备性观点所提供的宗教根据、哲学根据和道德根据来引出自己的结论。
上述意义上的基于公共理性的重叠共识，与汉语境中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意义上的“融合”、“改造”、“为我所用”显然是相去甚远的。
（2）政治自由主义对学校管理的借鉴意义。
将上述特点的政治自由主义与中小学学校管理相对照，两者在面对情境—多元事实，追求的目标—社会整合，实现的途径一一公共理性和重叠共识等方面都有诸多相通之处。它启示我们，学校管理的前提应是尊重群体内各成员的异质性、差别性，不以管理者个人的价值观念去要求全体，学校教育不能成为某个人的教育；学校管理的目的是为师生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提供活动的平台，营造一个自由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教学环境；学校管理的方式是通过平等对话，自由交流，在公正合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而不是单纯依靠威权和规范去迫使他人屈从。
总之，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对学校管理中的众多领域有着理论指导意义。
19.新理论视角下的学校管理改革
在讨论学校管理改革的问题上，如果站在底线伦理和政治自由主义的理论架构上去审视学校管理问题，也许我们就不再显得局促和窘迫，我们实践工作的思路将会开阔起来。下面略加阐述。
关于时间、空间的管理
时间和空间本是人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的存在方式，本是根本不可切割的、绵延不断的人的生命之流，然而，它们都被理智规定为非常确定的动量尺度：年、月、日……和顷、亩、畦……，时空成了人制定出来的、为计量方便的度量衡工具，成了从某种概念演绎出来的东西。这是科学时代的弊病，而在教育管理实践中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