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两国战略利益的一致和经济上的互补性促使两国保持了一种友好与合作的关系，但是两国关系基本上被限制在了双边关系的范围内，因为两国关系仍然受制于冷战基本格局，难以发挥自己的独立作用，并且在实力对比上基本上是一强一弱，也难以共同发挥作用。然而冷战结束后，不仅国际格局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给中日两国都同时带来了机遇和挑战，而且中日两国的国际地位也都有了显著提高，同时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中日两国本身同地区以至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东亚地区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中日之间需要在更大范围内确立彼此的关系，即超越双边关系范围，在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思考和发展两国的关系，承担更多的地区以至世界责任，并且为地区以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贡献。
一、“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概念的提出以及中国的应对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格局与国际关系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在此期间，从苏联国内改革和新思维外交所导致的东西方缓和到战后长期以来支配世界的美苏两极格局解体，整个国际形势以至于一些国家的国内状况都相应地发生了巨大变化，长期以来国际社会被分割成两个彼此分裂的世界的状况被改变，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世界真正形成了一个市场，始自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趋势正在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与此同时，国际关系也开始重新组合。作为东亚地区重要国家的中国与日本之间的国家关系，也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经历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并且至今仍然处在变化之中。
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1989年6月，中国发生了北京政治风波。这一事件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产生了巨大影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谴责和制裁中国，致使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低点。日本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也加入了对中国进行谴责和制裁的行列，中日关系面临复交以来的最大考验。
然而，相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日本对中国采取了相对缓和的政策。日本在与西方国家共同谴责和制裁中国的同时，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姿态，即主张避免孤立中国，在1989年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坚决主张尽快恢复与中国的接触，受到了中国方面的欢迎。所以，虽然中国与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遭遇恶化，但是中日关系却保持了相对稳定。日本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友好与合作关系的惯性发展使然，另一方面相对于其他西方国家，由于与中国在地理上的接近和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密切交往已使两国之间有了众多的利益关系，因此日本更注重中国和关注中国的变化。孤立中国并非日本的利益，由于孤立中国而导致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也不是日本的利益。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不顾其他西方国家的反对，迅速打开了与中国接触的大门。1989年8月，日本外务省解除日本国民来华禁令，9月日本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12月日本政府恢复对华无偿资金援助并与中国政府签订文化交流协定，1990年11月日本政府解除被冻结的第三次对华日元贷款，1991年1月中日两国恢复部长级交往，日本外相、大藏相和通产相等相继访华。1991年8月10日至14日，日本首相海部俊树作为北京政治风波后西方国家中第一位来访的政府首脑访问了中国，同时也标志着中日关系的全面恢复。
海部在访华期间，与中国总理李鹏进行了会谈，会谈中除去一般的双边关系及地区问题外，海部一改过去日本在两国关系中一向表现出的“经济合作、政治反省”的基本对华姿态，首次向中国提出了民主、人权、裁军等政治和安全议题。同时，为了向中国表示友好，海部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了4900万日元的文化赠款，中国也向日本政府发出了希望日本天皇在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访华的邀请。
在这次访问中，海部还在北京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讲演，并且在讲演中提出了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对华政策的一个新概念，即“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海部在对这一概念加以解释时说：“在我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将发挥更大作用之际，从全球的观点重新考虑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换言之，我们现在已进入应该从世界规模的观点重新探讨两国关系的时代。”日本舆论对这一概念的评论认为：“过去首相的访华演说重点都放在发展两国的友好关系上，而这次演说的重点却在两国在国际社会应遵循的方针上。”“海部首相在北京的演说，特征是面向未来，从全球的观点强调日中关系。”③
所谓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其实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变化之后自视其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责任增大及其政治大国化外交加强而在对华关系上所做出的一种调整，即改变过去在对华政策上仅仅局限于“日中友好、经济合作、政治反省”的双边关系范围，试图在对华关系中改变政治被动的局面，促使中国在民主、人权、环境保护、军备控制和裁军、建立新的全球和地区安全结构等超越中日双边关系的众多地区或全球问题上与日本合作，这样既可以提高日本的政治地位，显示日本的国际作用和国际责任，又可以稳定和限制中国，使中国能够按照日本所希望的改革路线发展下去。
海部以后的几届日本政府也基本上肯定和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对华政策总方针。例如，1992年4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与访日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会谈时表示：“今天的日中关系不仅是两国间或地区性的关系，而且已经进入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时代”，“希望两国今后在军备控制、裁军、全球环境等问题上加强政策性对话，建立为世界作贡献的日中关系”。同年12月，后曾任日本外相的柿泽弘治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就日中关系撰文指出：“在经过了20年后的今天，两国关系不应再拘泥于个别问题的争论，而应转到全球的视野上，为了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而合作。”1997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访华时在中国国家行政学院所作演说中也强调日中应发展更广泛与更高层次的关系，他认为两国有必要作为亚太地区的建设性伙伴，共同对付地区乃至全球范围的问题，通过安全对话增进信任，在环境、联合国改革以及朝鲜半岛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对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中国政府虽然并无直接的评价，但在原则上实际是承认的，即一定程度上默认了冷战后日本政治地位的提高，在同日本的交往中，除去过去一贯作为重点的双边关系之外，也开始在民主、人权、裁军、环境保护等一些超越双边关系的领域进行对话，并谋求同日本合作，希望共同来应对和解决一些地区或全球性问题。例如，在1992年9月29日，《人民日报》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发表的社论中就指出：“中日两国都是亚洲和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中日友好已成为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日两国更需要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在双边关系上拓宽合作领域，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两国政府和人民新的共同使命。”1997年11月，李鹏在访日期间，提出中日携手推进国际社会多极化趋势并重点讨论了多边国际问题，一般认为这是对世界中的日中关系的进一步确认。
当然，中日两国对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但作为一个原则性的政策，中国方面并没有表示异议，因为中国随着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也更多地开始关注双边关系之外的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也需要同日本合作来参与、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不论日本提出这一概念的真实意图是什么，应该说确实对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做出了一个基本的定位，即在冷战结束和一个即将来临的全球化时代，应该将两国关系放在一个超越纯粹双边关系范围的地区乃至世界更大范围内来发展。这样一来，就有可能使得中日之间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同时也会增加彼此的共同责任。从根本上来说，如果能够实现中日更大范围内的合作，也是中国的利益所在。因此，中国也基本赞成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概念。
在中日全面恢复关系之后，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1992年4月6日至1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举行了会谈，双方确认要构筑面向21世纪的新的合作关系，即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彼此合作。同时，江泽民还会见了明仁天皇和日本国会领袖及其他政界要人，并就国际形势和中日关系发表了演讲。随后，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也访问了日本。10月23日至28日，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日本国家元首在历史上首次访问中国，标志着中日两国关系的一大进步。
然而，冷战的结束和北京政治风波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与交往模式，中日关系毕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通过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所恢复的中日关系已经不同于冷战结束以前的中日关系，因为过去中日关系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和双方的战略利益基础已经或正在发生变化。同时，面对冷战的结束，中日两国本身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何从一种纯粹的双边关系向着超越双边关系的所谓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转变，也并不仅仅是提出一个新的概念就可以解决的。或者说，中日之间是否能够真正地将谋求更大范围内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作为冷战后发展两国关系的一个新的合作基础，也仍然需要两国的努力。正像日本学者田中明彦在冷战刚刚结束时所说的那样：“在目前的90年代初，日中关系也许正在迎来一个相当于50年代初和70年代初、或者甚至比那两个时期更为重要的重新定义的时期。”中日两国关系除去需要提出政策性的概念之外，更需要双方能够顺应历史做出实际的政策性选择。
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及其评析
虽然中国和日本在经历了冷战结束初期两国关系的短暂停滞后确立了要在地区和全球的更大范围内发展两国关系的原则，但是遗憾的是，两国关系的实际发展还仍不能说已经摆脱了过去那种只着眼于两国关系的传统固定思维。围绕两国或地区间的各种问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中日关系陷入了众多的矛盾甚至争端之中。其中，不但旧有的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等矛盾重新激化，日美同盟和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两国发生争端的原因之一，甚至还出现了在能源等问题上的新的争端。
1992年之后，中国经济在经过调整之后再次获得高速发展，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加。而与此同时，日本却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了战后最长时间的经济低迷，不过仍然保持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中国开始更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和参与国际事务，并且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大为增加。日本则在国内政治保守化和右倾化的基础上更积极地向政治大国迈进，开始主动地参与国际政治和安全事务，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也在增加。中日两国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中国和日本同时都在向一个综合性的强国转变，正如一位美国人所说的那样：亚洲最主要的政治大国正在转变成经济大国，经济超级大国日本正开始将其财富转变成政治力量。中国与日本在历史上首次两强相遇。对中国和日本而言，这种状况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双方还没有做好充分应对这种状况的准备，还需要重新认识与磨合，同时也需要双方运用政治智慧来应对这一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已经度过冷战结束初期震荡变化的中日关系仍然面临挑战。
面对两强并存的局面，中国与日本在尽可能仍然维持过去既有关系的同时，彼此对对方更多了一种恐惧与警戒。中国既在一定程度上默许了日本更积极地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发挥作用的现实，但同时又对日本更多地参与国际政治与安全事务表示不安与担忧。例如，对于海湾战争后日本突破宪法制约实现首次向海外派兵以及日本根据其《PKO法案》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中国表示了高度关注与警惕，并要求日本要考虑到周边国家的感情和担忧而慎重行事。对于日本增强远洋防卫能力和在日美同盟框架内的军事行动，中国更是表示了担忧和不满。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中，中国也对日本想要成为常任理事国和增加其国际政治权力的外交努力进行了阻击。同样，日本在继续对中国进行经济援助与合作的同时，对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以及中国政治和军事能力的增强也表现出了恐惧与担忧，并千方百计对中国进行限制，其对华政策表现得越来越强硬。例如，1993年，针对中国国防开支有所增长的状况，日本政府将这一问题与对华援助联系起来，认为：“为了维护两国的良好关系，日本将以贷款为中心继续援助中国，但是也将继续呼吁中国抑制扩充军备。”对于从1992年5月到1995年8月期间中国进行的一系列核试验，日本从起初表示遗憾逐渐发展为向中国提出抗议，并曾经一度停止对华无偿援助。从9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对华ODA也发生微妙变化，援助和贷款常常与政治挂钩，其数量也开始逐步减少，并且将提供方式从过去一般五年为一期的多年度方式改为“3 2”方式以至单年度方式，并已开始探讨取消的问题。对于从1995年7月到1996年3月期间中国政府针对李登辉访美和台湾地区“选举”而进行的军事演习，日本媒体和整个社会给予了极度关注。日本政府曾计划推迟从1996年度开始的第四次日元贷款，后来因为台湾海峡危机很快得到缓解而没有实施。日本防卫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萱原几雄认为，中国的军事演习给人留下一种印象：中国使用武力的界限证明很低，它在国际上引起了恐慌感。日本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紘一也认为：“中国在台湾海峡国际水域进行导弹试验是不能容忍的行为。”随后不久，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这一次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开始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并且在军事上越来越积极地配合美国的战略，其中针对中国的一面也越来越明显。
除此之外，中日两国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1996年7月29日，作为日本首相的桥本龙太郎参拜了靖国神社，再次使历史问题浮出水面，并且成为严重影响中日关系和伤害中国等国家国民感情的问题。2001年4月小泉上台之后，更是不顾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强烈反对，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并且在2001年4月和2005年4月两次出现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方面在历史问题上的这一系列做法已经直接导致了中日高层互访的中断，对中日关系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更有甚者，围绕钓鱼岛和东海划界问题，中日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1993年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结束了20年之久的石油合作，中国不但停止了对日本的石油出口，而且自己也需要大量进口石油。为了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开始在没有争议的东海海域开采石油和天然气。对此，日本也加紧在东海的活动。1996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关于排他性经济水域与大陆架的法律》，划定了日本在东海的权利。1998年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划定了中国在东海的权利。但是，中日两国各自所强调的东海权利却出现重叠和矛盾。2004年5月，围绕中国“春晓”等油气田的开发问题，中日之间出现严重争端，日本不但指责中国和要求中国停止油气田开采，向日本提供有关东海油气资源储量和开采及东海海底结构等数据资料，而且还派出调查船在有争议的东海海域进行资源调查，并且加强了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所谓西南诸岛的军事防御。2005年4月，日本政府批准两家日本民间石油公司在同中国有争议的东海海域进行试开采，再次引起了中日关系的紧张，使东海及能源问题日益成为中日之间的一个严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后中日关系的实际发展，已经使中日关系中出现和形成了一些结构性的矛盾。究其根本原因，仍然是由于中日两国还未能摆脱传统的思维模式，在处理彼此关系时仍然偏重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而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区或世界责任。尤其是日本，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与崛起，不是谋求与中国的全面合作，反而试图利用日美同盟和台湾问题等牵制中国，以至于触动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引起中国不满。日本又因此利用中国军事力量的适度增长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更加引起中国的警觉和担忧，以至于中日两国陷入了一定程度上的“安全困境”。当然，中日之间也存在很多合作的领域，两国也都曾经试图解决彼此间存在的问题，为此曾在1998年11月宣布建立两国面向21世纪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但是，双方的不同国家发展战略以及“安全困境”导致的相互不信任，并未使中日之间真正建立起这一伙伴关系。甚至在2005年2月19日美日两国外交和国防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所谓“2 2会谈”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明确地将台湾海峡地区的安全问题写人其中，并将这一地区作为美日两国共同关注的战略目标地区。这当然使中日安全关系更加处于紧张状态，对整体上的中日关系也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在冷战后的中日关系中，只是存在一些局部的合作，而缺乏总体战略的合作。当然，这与东亚地区国家历史、现状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关系有关，再加上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更使得中日之间难以实现战略上的合作。但是，中日之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思想早已成为两国大部分人的共识，因此，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两国之间的总体战略合作。所谓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应该是超越双边关系的一种中日关系，也就是将两国关系置于地区和世界的更大范围内来定位，不仅仅要考虑本国的利益、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而且要更多地考虑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利益，为地区和世界做出贡献。因为目前已是一个日益全球化的国际社会，国家利益与地区和全球利益日益紧密相连，全球化时代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的加深要求国家之间的合作，各个国家只有在地区和全球合作的框架内才能够得到最终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