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大的变化就是世界不再被人为地分为两个或三个世界，东西方的对立关系不再存在，爆发世界规模战争的可能性降低，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区域化及全球化的趋势在加强。当然，中国与日本以及中日关系也处于这一全球化的趋势之中，中日两国基本上都既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同时也成为积极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然而，从中日两国的双边关系来看，尽管全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两国形成了更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日两国的政治关系时好时坏，起伏跌宕，反过来又制约了本来应该发展得更为顺畅的两国合作关系，甚至在历史认识、领土争端、日美同盟、台湾问题等敏感的问题上双方多次发生摩擦乃至冲突，使两国关系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不过，毕竟双方都意识到了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趋势，在固有矛盾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开始摸索抑制冲突和深化合作的新框架。在经历了各种曲折之后，中日两国领导人终于在2006年10月开始提出和确立发展两国关系的未来框架，即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并不是仅仅通过书面上的提议就可以建立起来的，而是需要立足于国际环境的未来发展变化以及中日两国的国家利益及其对外政策来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将试图分析在全球化背景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的可能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
一、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全球化现象及中日关系面临的新形势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国际形势开始出现缓和迹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意识形态的对峙与冷战造成东西方两个世界的对立和分裂状态开始消除并逐渐走向弥合，两个世界彼此并行的两个市场也逐渐被合并为同一个世界市场，同时殖民主义残余也逐渐趋于消亡，全球性的民族独立运动宣告结束，这一切都使得世界重新被连成一体。
与此同时，由于交通和信息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发便利和密切，相互依存的程度增强。也就是说，政治土的弥合与技术上的进步，使人类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便利，国家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因此，世界绝大部分的国家都逐渐地改善了彼此的政治关系，将经济发展作为自己最主要的任务，国家之间以及地区乃至全球性的合作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潮流。于是，世界出现了新一轮的全球化，即源自15世纪近代地理大发现的第一轮全球化由于全球的殖民化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出现反而导致世界被分裂的局面得以克服，人类在新的环境下再次开始了新一轮的全球化进程。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全球化呢？简单地说，“全球化是指公司通过出口向国外经济进行扩张，但尤其专指通过对外国的投资，建立生产部件的工厂、制造车间和销售子公司”。“今天的全球化实际上不过是源自西方世界的现代化扩张的继续，其实质内涵绝不限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毋宁说，它曾经是、现在依然是一件包含现代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念等多个方面的重大现代性事件。”
也就是说，全球化首先是一种经济和技术现象，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全球经济规模的扩大而出现的一种现象。然而，经济规模与范围的扩大不仅仅改变了人们的经济运行模式，而且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全球化使每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这一大潮之中，迫使每一个国家不但要改变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还必须建立能够适应全球化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以至政治管理和国际关系交往模式。于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文化生活都会因此而受到冲击，国家内部和外部的社会结构也需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因此，全球化就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与技术的概念，而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即既具有经济和技术的内容，又包括了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只不过其基础与动因是市场经济跨越乃至超越国界的扩张与科学技术的发展。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说，国际关系的变化既促成和加快了全球化的出现，同时全球化反过来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变化。总体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令国际关系进行重新改组的重大事件和趋势。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尽管有些国家会因此受益而有些国家会因此受到利益损害，因而对全球化会做岀不同的反应，并因此而通过不同的政策和行为选择去有意识地加速或延缓这一过程，但是从总体和长远的角度来看，全球化本身并非哪一个国家主动去推动的结果，而是一个客观的发展趋势，国际关系也需要适应这一趋势而进行调整。
因此，全球化对国际关系也提出了一些客观性的要求或者说是一些制约。首先，全球化要求世界的总体和平，尤其是大国之间要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因为在全球化框架下每一个国家所追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大规模的冲突或战争必然造成世界的分裂与动荡而使得这一目标将不可能实现。当然如果那样的话，与此同时全球化的过程也必然会被再次打破。其次，全球化还要求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在国际关系中也要求更多地按照国际通用的行为交往规则与方式进行交往，那种过度考虑自己国家利益而较少考虑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利益的国家行为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指责和制约。
不过，与此同时，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些国家或一些国家内部某些社会群体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的激烈反弹，因为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削弱国家主权，会对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带来一定损害，所以一些国家或一些国家内部的某些群体对全球化趋势表现出激烈的反抗意识，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乃至地方主义反而在某些地区和某些国家表现得甚至比过去更为强盛。而且，这些激烈的要求或声音对国家政策或多或少总会造成一些影响，有时甚至会使得某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趋于紧张。
中国和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较长一段时期中，基本上仍然处在一个由近代向着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即逐步结束近代以来面对西方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并开始模仿西方国家进行现代化的建设，同时其内部国家的关系也开始逐步调整而趋于相互平等。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全球化大趋势中，东亚地区基本上是全球化的受益地区，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绝大部分东亚地区国家也在新的全球性产业调整和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相对受益的位置，因此这一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继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整个东亚的经济更是获得了惊人的发展，而且在这一经济发展过程中地区内各个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程度也进一步加深。这一状况使得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增多，对国家关系而言具有积极作用，即制约了国家之间的大规模军事和政治冲突。
但是，同时也仍然应该承认，东亚国家由近代向着现代转变的过程还没有彻底完成。这些国家之间的所谓相互依存关系，目前基本上还仍然停留在经济的层面，在政治上虽然也由于受到经济相互依存的制约而有一些改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要单位来思考问题，虽然经济上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但是政治上的同一性或合作却显得相对滞后，甚至近代的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一些历史阴影依然存在，或者历史伤痕和历史记忆还常常会被提起，再加上一些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使得这一地区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更加复杂。
也就是说，由于东亚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相对于全球化而言仍然相对滞后，东亚地区的国家关系还没有完全适应全球化的时代要求，或者说东亚国家仅仅在经济上享受了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但是在国家关系上却仍然主要以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思维来相互看待彼此的关系，因此在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又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政治意识形态分歧、文化宗教矛盾、不同历史认识的争论、领土资源等各种现实利益的冲突，等等。因此，东亚国家之间的所谓相互依存，充其量也仅仅是经济利益上的一种相互需要，而并没有像欧洲地区国家之间那样形成一个命运共同体。
作为东亚核心国家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中国与日本两国在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关系非常密切且相互依存或具有共同利益，两国的交往规模已经堪称世界规模。例如，两国的双边年贸易额已经超过3000亿美元，在世界各国的双边贸易规模中名列前茅，两国相近的地理位置和传统文化使两国国民的交往相对比较容易，人员往来也早已突破了500万人次/年的纪录，在彼此国家中都长期生活着以六位数计的对方国家的国民。非常明显的是，在冷战结束以后，虽然全球化同样也进一步促进了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规模，但是两国在政治、安全、历史认识、国家发展战略等问题上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不信任，甚至在一些问题上有冲突的可能性。例如，1995年日本对中国核试验的担忧与抗议，1996年围绕台湾海峡危机日本对中国的指责，从2001年至2006年期间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多次围绕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而出现的感情对立，2005年4月针对日本“入常”全球华人的大规模签名反对运动，2004年至今仍然摩擦不断的两国东海专属经济区划界矛盾及围绕东海资源开发的谈判，以及2010年9月在钓鱼岛海域日方抓扣中国渔民渔船而引发的两国外交争端和民间相互示威抗议活动等，都是在中日两国经济文化合作关系已经非常密切的情况下发生的。尽管这些对立或矛盾最终都没有进一步扩大而使中日关系出现大的危机，但是却说明中日关系仍然很脆弱，还难以适应全球化的新形势，难以在全方位上实现合作。尤其在国民感情的层次上，彼此的对立情绪甚至仇恨情绪已经成为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制约性因素。
因此，如何面对全球化的新形势和新要求，既要顺应全球化的趋势，利用全球化加强彼此的相互依存关系，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同时又要考虑如何克服双方的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加强在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增加彼此的共同责任，寻找到发展两国关系的新基础，是中日两国共同面对的课题。
二、冷战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与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及其内容
就在冷战结束和新一轮全球化兴起的同时，中日关系也经历了一次大的变化和调整，即从20世纪70年代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的战略利益相近、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国民友好的基本状态，改变为90年代中期之后的战略利益基础发生变化、经济实力相近、国民亲近感下降等所谓“两强并存、政冷经热”的基本状态。
也就是说，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不仅结束了近代以来中日两国近百年的不正常状态，而且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两国之间有了共同的战略利益基础，即共同面对苏联的扩张和威胁，中日两国在安全上成为彼此支持对方或至少理解对方的准同盟关系，例如日本理解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政策并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在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本都基本同意了中国提出的“反霸”条款，同时中国也积极支持日本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领土的主张，在柬埔寨问题上两国甚至密切合作共同反对苏联和越南的干涉及侵略并共同主导和平解决了这一问题。在经济领域，中日之间也彼此需要，因为当时两国经济差距巨大，且相互具有非常大的互补性，日本积极支持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向中国提供了数额巨大的政府开发援助，以及通过投资等方式向中国提供了当时急需的资金、技术及现代化的管理方式，而中国也为日本提供了广大的市场和日本经济不可缺少的能源等资源。在文化交流方面，本来两国的文化就具有亲缘性，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自然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两国之间从中央到地方以及从政府到民间都建立了各种文化交流的渠道。此外双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对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吸引力，众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寻找原始的中国和日本文化的根，众多的中国人则对现代化的日本充满了了好奇和赞赏，同时双方有意识地开展和扩大文化学术交流、建立友好县市、派遣留学生等方面的工作，这一切都对当时增进两国国民彼此间的亲近感和友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冷战的结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直接导致两国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即由于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对峙的结束以至苏联的解体，中国和日本所共同面对的安全上的威胁不再存在，这本来对双方都应该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与此同时中国作为苏联解体后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整个西方国家都开始出现战略上的不信任甚至潜在对抗，这种变化当然也影响到了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开始改变过去对中国所谓“政治反省”的基本姿态，反而在军控、人权和民主等意识形态方面同美国、欧洲国家一道向中国施加政治压力。如在对待台湾的问题上，以及在对待达赖、热比娅访日等问题上多次与中国出现外交摩擦，甚至两国在安全问题上也开始相互戒备，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在经济发展之后在军事上的发展越来越引起日本的担忧，尤其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已经明确地将本国的安全防卫重点从过去的北部转向了面向中国的西南诸岛，而同样中国对日本在冷战后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以及日本不断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也表示了谨慎的担忧等。
此外，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也发生巨大变化，即中国在8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到了90年代发展更加迅速，逐渐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巨大经济体，而日本虽然仍不失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90年代初其泡沫经济崩溃之后，一直处于停滞或缓慢增长的状态，成为日本战后经济增长最为缓慢的一个时期。这一变化的结果就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已经超越日本，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实力对比因此发生变化，过去的互补性更多地被竞争和摩擦所代替。
更为严重的是，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也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转冷而不断恶化，尽管双方人员交往的规模一直在持续增加，但是频繁的交流并不一定意味着必然相互理解和友好。除了两国在领土和海洋资源等一些现实利益上的冲突之外，对两国国民感情影响最大的是历史认识问题和彼此交往中的具体国家和国民形象问题，例如日本一些领导人屡次参拜靖国神社对中国国家尊严和民众心理的伤害影响了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而日本民众则对中国崛起过程中的国家和国民形象开始重新审视，例如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被日本很多人视为未来的所谓“中国威胁”，以及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食品安全问题、在日华人的犯罪问题等，都成为一般日本人对中国的基本认识。根据中日双方90年代中期以后多次的有关民意调查，至今彼此对对方具有亲近感的比例都长期徘徊在50%以下，低于90年代之前的50%以上。在这种民间缺乏友好感情的氛围之下，中日政治关系的改善就缺乏民意基础，导致双方政府在面对中日关系出现问题时其回旋和妥协的外交余地相对减少，双方都更易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
以上这些因素其实互相关联，彼此影响。也就是说，中日两国共同安全利益的减少导致了双方一定程度的不信任，中日两国实力对比的变化又导致了中日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所谓“两强并存”的局面且引发彼此的威胁感，在这一大背景下的两国民众在现实利益与历史记忆的相互作用下又形成了感情上的对立，并且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各自政府对对方的政策。应该说，这就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的基本状况。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毕竟此时的中日关系正处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大国之间的冲突受到相当大的制约，所以双方并不可能也不愿意出现直接冲突的局面，而且彼此都试图通过与对方的合作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就被称为一种所谓“政冷经热”的关系，即在政治关系上彼此不信任乃至摩擦冲突，但是经济上的联系却基本上没有减少，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局面。
不过，持续的政治摩擦如果突破了一定的框架，迟早会对经济带来不利的影响，甚至难以保证不发生直接的冲突。例如，进入21世纪以后，尽管中日之间的经济关系依然密切，但是其相对重要性却在下降，中国与美国和欧盟的经济交流规模十几年来第一次超过了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规模，而且在历史认识问题和领土及东海问题上，中日多次出现严重摩擦，甚至多次导致两国首脑会晤中断，在领土和东海油气田问题上的冲突也一触即发。
恰恰也正是在中日政治冲突达到顶峰，彼此政治关系降至谷底之时，两国政治家才开始意识到必须控制危机和改善两国关系。在经历了2001年至2006年中日政治关系长达五年的冷淡期之后，终于在2006年10月，新上台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打破了中日之间的政治僵局，恢复了其前任小泉政权时期遭到破坏的中日关系。在此次被称为“破冰之旅”的访问以及中日两国首脑共同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两国要“努力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即所谓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也就是说，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双方领导人试图为彼此的关系建立一个新的宏观合作基础，或者一个宏观的合作框架，即在过去“和平友好”和“合作伙伴”的基础之上又增添或提高到了“战略互惠”的阶段。尽管当时并未对这一新的提法做出直接的解释，但是其基本的意思就是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应对和处理两国关系，在宏观上相互支持与考虑对方的利益。或者更具体而言，可以用当时胡锦涛主席在会见安倍晋三时提出的四项原则来大致概括，即政治互信、互利合作、人员交往、地区与全球问题的沟通与协调。
2007年4月11日至13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这次访问是对安倍访华的一次回访，同时也被形象地称为“融冰之旅”。在这次访问中，两国首脑再次强调建立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在双方发表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再次就构筑“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达成共识。并且，温总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其中提到的五项原则也可以用来解释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实际内容，即增进互信，履行承诺；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着眼未来，加强交流；密切磋商，应对挑战。
2007年12月27日至30日，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问中国，在这次被称为“迎春之旅”的访问中，两国首脑同样强调了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性。福田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也进一步对战略互惠关系进行了具体说明，提出了所谓三大支柱：（1）互利合作，即在经济、环保、节能、知识产权等方面展开两国的平等合作；（2）国际贡献，即在反恐、全球气候变化、援助非洲、安全、无核化、联合国改革等方面进行合作并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3）相互理解与相互信赖，即通过青少年、知识、安保等领域的交流来增加彼此的理解与信任。
2008年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在这次被称为“暖春之旅”的访问中，胡主席与福田首相共同签署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再次明确提出和强调建立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即各自分别评价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和日本战后60年的和平发展，并表示相互支持对方的这一和平发展。声明的主要内容有：（1）中日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2）确认继续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3）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开创战略互惠关系；（4）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彼此之间的问题；（5）日方重申《中日联合声明》中的对台立场；（6）在以下领域开展对话与合作：第一，增进政治互信，定期首脑互访，多边会晤，各层次交流，提高透明度，追求公认的基本价值和加强理解；第二，促进入文交流，特别是青少年的交流；第三，加强互利合作，在能源、环境、贸易、投资、金融、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等方面进行合作；第四，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发展，在地区事务上沟通协调，维护东北亚和平，共同推动六方会谈，促进东亚合作；第五，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合作、贫困、传染病等挑战。
通过这一系列的首脑互访，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并且通过双方的不断强调，战略互惠关系已经成为双方共同确认的发展两国关系的目标并不断对其内容加以充实。其后虽然日本政局多次发生变化，首相不断更迭，甚至执政党也发生轮换，但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2009年8月取代自民党政府上台的民主党政府，虽然已经历经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和野田佳彦三届政府，但是都继续强调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并且愿意为实现这一关系而做出努力。
本来，“战略”这个词汇最早用于军事领域，主要是指对军事作战或其他军事活动的规划或筹划，后来才逐渐扩大使用于各个领域，可以指对某一事情所进行的宏观和相对长远的规划或筹划。而且，中日两国都使用汉字，两种语言对战略一词的表述可以说完全一样。不过，战略这个词汇在汉语和日语的语境中仍然稍微有一些不同，汉语中的战略一词几乎可以用于各个领域，只要是指相对宏观和长期的规划或筹划即可，而日语中的战略一词其含义更接近于该词最初的本意，即军事性的色彩更浓一些。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日本并不愿意在对中国的关系中使用所谓战略关系的表述，因为20世纪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时以及其后，日本都多次表示只和中国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合作关系，而排除了军事方面的合作，只有在表述日美关系时才常常使用战略关系的提法。这一次日本能够主动提出与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虽然也并非想要和中国发展军事方面的合作，但是至少表明面对正在崛起的中国，日本已经对这一事实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甚至愿意同中国发展包括军事合作在内的全方位的合作关系。当然，对中国来说也希望和作为邻居和大国的日本能够保持相对平稳或至少非对抗的关系。因此，双方才有可能就建立所谓战略互惠关系达成共识。
由此可见，所谓战略互惠关系，尽管在两国首脑的多次表述中具体的内容多少有些不同，但是总的意思应该是相互支持或至少了解对方的国家战略和基本政策，在信任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在各种双边或多边范围内的合作关系。也就是说，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是：中日两国共同为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贡献，是新时代赋予两国的庄严责任。基于这一认识，今后中日两国将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共同为两国、亚洲以及世界做出贡献，在此过程中相互获得利益并扩大共同利益，借此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到新的高度。而其基本内涵是：（1）相互支持和平发展，增加政治互信，保持各层次的交流与对话；（2）深化互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加强在能源、环保、金融、信息、知识产权等新型领域的合作；（3）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共同致力于维护地区稳定；（4）加强人文交流，增加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开展以青少年为主的各种民间交流；（5）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当然，中日之间的战略互惠关系目前还仅仅是一个目标，能否最终实现这一目标，还要取决于多种因素。
三、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评价及未来中日关系的前景
不可否认，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概念的提出，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日关系，或者说至少遏止了中日关系的继续恶化，并指出了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以及规划和确立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交流或合作的内容，为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了一些动力。
如果从前面所述全球化的角度来看，也可以说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作为大国的中日两国间的冲突受到了全球化趋势的抑制，同时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也并不符合两国的基本利益，两国都难以承受直接冲突所要付出的代价。所以，战略互惠关系的提出，就是中日两国在全球化时代寻找到的一个新的共同点，或者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实质就是两国政府为了顺应冷战后全球化趋势的一项战略选择，说明两国都更加重视对方，当然其中最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各自的国家利益。
然而，从实际的情形来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目前仍然更多地主要体现在目标和原则上，而实质性的内容和双方推进的决心却并不多，甚至彼此对其中某些内容的理解也可能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日本方面提出的所谓无核化，其实暗含着反对中国拥有核武器的意味；在联合国改革的问题上，双方除去赞成改革的原则立场基本一致之外，在具体改革的内容上其实并无一致；在对安全的理解上双方其实也有分歧，日本认为日美同盟是东亚安全的基础，而中国恰恰不能接受日美同盟主导下的地区安全，尤其反对利用日美同盟干涉中国的台湾问题；中国方面提出的正视历史作为原则日本同样可以接受，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双方的历史认识完全一致；所谓互不威胁，双方当然是真希望如此，但是某一方的发展如何能使另一方不感到威胁，其实并不容易，最近公布的日本新的《防卫白皮书》就已经将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即使在共同面对的一些全球性问题上，中日双方也未必一致，如在工业废气减排问题上两国立场差距就很大。因此，中日之间的这一战略互惠关系具有脆弱性和可变性，充其量只能说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以及共同合作的良好愿望。其实，改善中日关系不仅仅需要宏观的目标与原则，还需要双方改善关系的真诚愿望和双方都能够认可的交往规则，更需要寻找共同的国家利益和共同责任。目前，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还在于如何面对和解决当前两国关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东海专属经济区海洋划界及领土和资源争端问题、联合国改革问题、中国军事发展与日美同盟相互矛盾的问题，等等。如果处理和解决不好这些问题，所谓战略互惠关系就会是一句空话。
也就是说，中日之间要真正实现战略互惠的关系其实并非易事，至少从目前的东亚环境与中日两国各自追求的国家战略或国家利益来看，两国之间仍然有很多难以克服的矛盾，对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造成阻碍。例如，根据日本学者小岛朋之的观点，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存在九大变数，这些因素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影响到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目标的实现。这些变数主要有：经济变数，即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感情变数，即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度；地区变数，即东亚地区的主导权问题；历史认识变数，即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处理；台湾变数，即台湾内部或台湾海峡的任何变化；东海海域及领土变数，即围绕东海资源和划界及钓鱼岛争端的应对；美国变数，即美国的东亚政策及其对华对日政策的任何变化；中国国内变数，即中国国内的稳定与否；中国对外政策变数，等等。然而，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都有可能出现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因此，至少可以说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仍然处于前景难测的状态。
其实，大致说来，未来的中日关系主要取决于国际形势变化、中日两国实力对比以及中日各自的对外政策。
从目前的国际形势来看，全球化以及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这一趋势从总体上抑制了国家之间的恶性冲突，尤其是抑制了大国之间的恶性冲突，因为全球化所导致的相互依存制约了冲突的发生或至少抑制了冲突的规模，大国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其所耗费的成本彼此都难以承担。因此，对中日两个大国而言，虽然存在众多难以克服的矛盾，但是彼此都会避免发生直接的恶性冲突，何况两国之间也存在众多的共同利益，例如双方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人员往来、地区经济与安全合作、资源和能源利用问题上的合作，等等。也就是说，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对中日关系来说，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使中日关系会保持在一定框架之内而不会出现巨大的不可收拾的危机。
从实力对比来看，中日两国正在逐步接近或不相上下，虽然从经济总量上来说中国已经超过日本，甚至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可能继续扩大这一超越，但是从综合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并没有全面超越日本，日本仍然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国和强国，而且这一地位仍然会继续保持。也就是说，中日实力对比仍然会保持目前所谓两强并存的局面，中日两国各具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出现其中一国迅速超越另一国家而出现国家实力对比严重倾斜的局面。因此，中日两国都不愿意也没有能力去应对两国之间任何大规模的冲突。当然，在两强并存的局面之下，中日两国可能会有一些摩擦，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彼此还需要逐步适应和学会相处。正因为如此，中日关系还不可能立即得到全面改善，至于如何适应目前的局面，建立彼此真正可以信任的关系，还需要时间以及双方政治家的政治和外交智慧。
中日关系的实际状况究竟会如何，最主要将体现在中日两国的对外政策上，也就是说两国在如何认识国际形势和如何认识对方实力的基础上决定如何对待对方。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日双方都将对方视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国家并谋求总体的合作。不过，关键的问题是两国都仍然是从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对方，合作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了所谓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虽然有良好的合作愿望，但是一旦在具体问题上遇到矛盾，就会出现摩擦，这一合作关系就会变得脆弱不堪。因此，中日两国都需要有意识地放弃或抑制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学会相互妥协，真正地把对方视为平等合作的伙伴，追求地区主义，并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追求共同的责任。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同样需要时间以及中日双方政治家的政治和外交智慧。
目前的战略互惠目标，其实就是中日两国政治家的政治和外交智慧的体现，即在全球化的时代为避免两国直接冲突和发展彼此关系提供了一个走向合作的框架，只不过在这一框架之内如何解决实际问题，寻找共同利益和共同责任，才是所谓战略互惠关系的应有之意，也才是真正推动全球化发展并使两国从中共同受益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