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日本同为东亚大国，地理位置相邻，人种、文化相近，在很多方面都具有共同性或相似性，但是同时也有很多方面具有相异性甚至完全不同，这些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又导致了中日两国的相互不理解乃至影响到了两国的关系。
因此，有必要对中日两国进行比较，寻找出两国之间有哪些相同点或不同点，在此基础之上如果有可能“求同存异”，那么就有可能促进两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并促进中日关系的真正和解与合作。
冷战的结束，最明显地体现在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消失，而在东亚地区的变化则相对不太明显。虽然这一地区国家间关系总的趋势也趋向缓和，甚至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也迈开了步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中还缺乏应有的信赖，构成国际关系中所谓“高级政治”的安全问题依然困扰着这一地区的国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安全问题更成了一个敏感的问题，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这一地区一些潜在的危机也时时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人们头上。
中日两国同为东亚大国，历来在东亚安全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全球性军事对峙的消失，以大国对抗为背景的地区冲突已趋向减少。与此相反，没有大国作背景的地区性冲突却时有发生，一些地区性大国在地区安全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对地区安全所具有的影响力明显增强。同样，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安全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也显得更加突出。中国和日本对亚洲的安全政策如何，将直接关系到东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研究中日两国冷战后的亚洲安全战略，对东亚地区的安全也会有一定的意义。
本章拟主要通过研究中国和日本在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后对亚洲地区的一系列政策选择所表现出的亚洲安全战略，探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的形式及中日两国各自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寻找两国在这一结构中的共同利益与不同点，并通过对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几个潜在危机点上可能采取的对策进行分析，来看在现有安全结构下对东亚危机的处理。
一、中国的亚洲安全战略
20世纪80年代初始，中国开始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此在1982年曾对外交政策进行了相当大的调整，重新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确立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不结盟外交政策。过去，中国总是试图按照自己的政治标准来区分敌我，并根据同美苏的不同关系来决定其盟国的政策，因而也总是处在美国或苏联的直接军事威胁之下，或者受到来自其周边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调整后的中国对外政策谋求同所有国家改善关系，消除对自己安全上的威胁。到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已大为改观，不但来自大国和周边一些地区性强国的直接的军事威胁不复存在，而且亚洲原先一些对中国安全构成威胁的地区性问题，如柬埔寨问题和朝鲜半岛局势等都向着有关国家合作解决或对立双方谈判缓和的方向发展。不过，中国仍然面临潜在的威胁，这主要是指来自于东亚地区仍然存在的军事同盟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尚未解决的一些领土争端等。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更加明确了自己的亚洲安全战略。这一战略总体来说就是：反对霸权和侵略，同所有国家合作，和平解决现有冲突；促进各种双边和多边安全对话，稳定周边地区，发展睦邻关系；公平合理地推进国际裁军，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加强国防现代化，走精兵之路，反对军事同盟，独立自主地依靠自身力量保障安全。我们可以从90年代以来中国开展的一些外交活动、中国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及其采取的政策中看出这一战略。
1990年8月，中国同其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合作，共同制定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框架文件》。在此之前不久，中国又同日本等国家积极地参加了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的进程，并在1991年10月促成包括中国与日本在内的18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同柬埔寨冲突各方在巴黎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等四项文件。随后中国积极参与柬埔寨问题的和平解决，首次派出军队参加联合国对柬埔寨的重建工作，并在联合国框架内，同日本等国家一道在1992年3月成立的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领导下，于1993年5月完成了柬埔寨大选的组织和监督，使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困扰东南亚地区的柬埔寨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1993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接受《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等人采访时，谈到关于建立亚太安全机制的问题。他认为，在这一地区任何国家都不应该谋求霸权或势力范围，不组建和参加针对其他国家的军事集团；各国应根据公正、合理的原则实行裁军和军控，反对军备竞赛，防止核扩散；通过谈判和平解决亚洲国家间的各种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进行各种形式的安全对话，以加强沟通和信任。
1996年4月16日，美国总统克林顿与韩国总统金泳三联合建议举行包括中国和朝鲜在内的四方会议，以解决朝鲜半岛问题。中国很快接受这一建议，并积极主动地参与了1997年7月召开的四方会议。尽管这次会议并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的问题，但至少说明各方愿意坐下来和平解决这一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最棘手问题，使断断续续、反复不定的朝鲜南北方和平进程又重新启动。
冷战结束后，全球总体的和平似乎已得到了保证，但一些地区性的矛盾，诸如领土争端、民族纠纷等却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主要原因。在东亚地区同样存在这些问题，如南海争端等。因此，在消除了大国威胁和有大国作背景的冲突之后，东亚国家反而普遍感到有必要掌握独立的防卫力量，于是各国开始追求军事装备的现代化，军费开支普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面对这一状况，中国为促进这一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积极展开安全对话。90年代以来，中国在与美、日、俄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交往会谈中，几乎都涉及了安全问题。1993年7月，中国外长钱其琛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共同推动和加入了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中心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对这一地区具有争端而又牵涉到中国的南海问题，中国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1996年7月中国副外长唐家镟就这一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时也表示：“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南海问题并没有阻碍中国和东盟友好关系的发展，今后也不会成为双方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这充分显示了中国希望与东盟国家继续加强合作与对话的姿态。
稳定周边环境、发展睦邻关系，是冷战后中国亚洲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90年代开始，中国先后与越南、印度改善了关系，与新加坡、文莱、韩国建交，恢复了与印尼的外交关系，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以及中亚三国共同签署了五国边境地区相互信任和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这一切使中国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不但周边无战事，而且与所有接壤或邻近国家都保持了正常友好的关系，不但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和平安全的周边环境，而且也为亚洲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1997年9月，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十五大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的坚定力量。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一个长期的和平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同年3月李鹏总理在八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国政府将坚定不移地奉行睦邻友好政策，进一步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扩大彼此在广泛领域里的友好交往与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些都表明中国会继续实行稳定周边地区、发展睦邻关系的政策。
为推进国际裁军与防止核扩散，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裁军100万的基础上，90年代又宣布裁军50万。此外，中国还参加了《防止核扩散条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多次向世界承诺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坚决反对核武器以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并对不顾国际社会谴责而继续开发核武器的一些国家表明了自己反对的态度。
不过，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仍不得不考虑自己实际的安全问题。尽管在冷战后相对缓和的国际环境中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大大降低，但东亚地区一些潜在的危机点大都与中国有关，而且东亚地区从来就缺乏一种有效的安全机制。面对冷战后东亚地区国家普遍追求军事现代化的现实，中国在与有关国家积极展开安全对话的同时，也加快了军事现代化的步伐。90年代以来，中国的军费开支也呈增加趋势，并进行了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验，尤其在海空军方面更是加速其现代化的步伐。1997年3月，李鹏总理在前述《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进一步增强国防实力，重视边防海防建设，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和海洋权益……”并对此作了很好的说明。据1999年11月17日香港凤凰台报道，中国试射了被称为ICTA的导弹防御系统，以作为对美日等国筹划中的TMD计划的回应。在2000年3月的中国第九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中国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中国仍将适度地增加军费开支。中国准备通过增强自己的军事实力来维护自身的安全，而不幻想依靠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来保障自己的安全，并且认为中国的强大是东亚地区安全的一项保证。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海外利益的持续增加以及东海、南海问题的继续升级，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尤其增大了对海空军建设的投入。
二、日本的亚洲安全战略
冷战时期，日本在亚洲的安全战略完全受到日美同盟关系的决定和制约，即整个冷战期间都将防范苏联作为其亚洲安全战略的主要内容。在对待亚洲国家的态度上，日本也以与美国的关系为准，积极与美国配合，协助美国完成其战略所需的军事后勤保障任务，而并不考虑或顾及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如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军的后方基地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可以说，日本的所谓亚洲安全战略，其实就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冷战结束后，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苏联的军事威胁已经消失，为此日本在1990年度的《防卫白皮书》中就已主动删去了“苏联军事威胁”的字样。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虽仍不失为一个军事大国，但其实力地位已遭严重削弱，基本退出了亚洲。而此时的日本却已不仅仅是协助美国完成美国全球战略的一部分了，它早已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经济大国。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与自身国际地位的提高，日本的亚洲安全战略也进行了调整。归纳起来看，冷战后日本的亚洲安全战略主要是：回归亚洲，参与解决本地区冲突，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合作与对话；加强日美同盟，扩大自身防卫能力，共同维持周边地区安全；反对武器扩散，建立武器管理制度，尤其是核武器管理制度。同样，这一战略也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开展的一些外交活动与其实行的对外政策以及其政府和有关人士的发言中得到证明。
日本虽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近代以来却扮演了一个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的角色。它既是亚洲罕见的未被西方殖民化的国家，同时也是亚洲唯一依靠武力对外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它自己长期以来追求“脱亚入欧”的目标，其他亚洲国家也很大程度上未将日本视为亚洲国家。战后虽然日本放弃了“脱亚入欧”的口号，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亚洲国家，但实际上一方面在外交上它不得不追随美国，另一方面日本自身也仍然将欧美发展模式作为自己的发展模式，以追赶欧美为目标，而仅仅将亚洲国家视为自己获取原料和输出商品的地区。因此，日本在冷战时代很难真正成为“亚洲一员”。
进入9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国际地位的提高和世界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发展，日本认识到离开亚洲则难以有日本的发展，东亚地区的安全对日本至关重要，日本应该维持与亚洲国家的良好关系，并运用自己的力量积极主动地维护这一地区的安全。基于这种认识，日本提出“回归亚洲”的口号，并开始主动介入东亚地区争端的解决，积极推动和参与这一地区的安全合作与对话。如在1990年6月，日本积极促成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成为战后日本直接参与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初尝试。海湾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开始制定《PKO法》，并于1992年6月在国会通过，据此日本向柬埔寨派出维和人员从事监督停火与选举等工作，同中国等国家一道为解决柬埔寨问题做出了贡献。
1992年，当时的日本外相中山太郎曾提出建立一个类似于后来出现的东盟地区论坛（ARF）那样的亚太多边安全对话机制，但由于东盟各国对日本的不信任而未能实现。对于随后出现的象征冷战后亚太地区加强安全对话的东盟地区论坛，日本作为东盟伙伴国积极参加和推动了这一多边对话。同时在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日本也加强了安全方面的对话。通过这些对话，日本想要谋求在未来亚太新的安全架构中能够以亚洲一员的身份而不是依靠日美同盟来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
然而，与此同时，日本仍未放弃日美同盟，反而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同盟关系。在日本看来，虽然苏联的军事威胁不再存在，但东亚地区还存在不稳定因素，日本仍然需要美国的战略保护，而且随着冷战后日本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责任的增加，日本也需要加强自身防卫能力，与美国共同分担东亚的安全责任。因此，在1996年4月的日美首脑会谈中，双方首次以安全问题作为会谈的主要议题，并共同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对冷战后日美安保体制进行了重新确认。1997年9月，双方又正式公布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就日美间具体的军事合作项目做出了规定。根据这一新的合作指针，日美同盟在性质、相互地位、应付的对象以及作用的范围等方面都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即由过去的“防卫型”转向“攻防兼备型”，日本在其中的发言权与所承担的责任以及作用相对增大，由对付苏联进攻的单一职能向应付周边地区事态、维护亚太安全的职能转变。其中所谓“周边地区”是一个可以随意解释的地理范围概念，也是引起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感到深为疑虑的一个模糊概念。1999年4月和5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分别通过了为具体落实新防卫合作指针而制定的三个相关法案，使日本在认为一旦有事时对美国军事行动的配合有了国内的法律依据。其后不久，日本又参加了由美国发起开发研究的TMD计划。
为了在日美同盟中取得更为平等的地位，与美国共同维护冷战后亚太地区的安全，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军事战略以及武器质量方面都有所改进和提高。虽然日本的军事战略主要是按照美国的战略行事，其武器装备也不具备战略攻击力量，其常规兵力在数量上也不占优势，但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逐渐将自己有限的军事力量转向增强机动防卫能力方面，而且其常规武器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在亚洲地区已达到相当先进的水平，其军事科技的水平也比较高，发展潜力极大。甚至据有关资料显示，日本正在建造二战以来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虽然目前日本仍然受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制约，其军事能力不可能增长太快，但冷战后确实在稳步增长，其军事因素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已上升。日本1991年的《防卫白皮书》就明确指出：“军事力量的作用是其他力量和手段取代不了的，是国家安全的最终保障。”1999年，日本国内又有人建议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并且很快就成为现实。进入21世纪后日本不但进一步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而且同样强调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例如其2008年的《防卫白皮书》中同样认为：“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仅仅使用非军事的手段并不能完全防止来自外部的侵略，如果不能够避免遭受一旦发生的侵略，那么就不能确保国家的安全。防卫力量是表明一个国家反对侵略的意愿与能力的最终安全保障，其作用是其他手段所不能够替代的。”
冷战结束后，美苏之间的对立与军备竞赛已不再存在，但一些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向第三世界的扩散却引起国际社会新的不安。尤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一些拥有或试图拥有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中的激进国家更为担心，担心这些国家会扩散或拥有核武器等，从而对冷战后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造成危害。日本作为美国盟国、西方一员，对此也深为关注。1991年，日本在联合国提出一项议案，即建议建立一项常规武器登记制度，以便使国际武器转让能够遵守一定规则，这项议案已获通过。
作为世界上唯一曾遭受过核武器袭击的国家，日本历来坚决反对核武器，长期以来坚持所谓“不制造、不拥有、不引进”的无核三原则，冷战后更是举起反核大旗，不但对90年代以后中国、法国的几次核试验和1998年印、巴进行的核试验表示了强烈的反对，而且还试图参与冷战后新的国际核管理体制的建立与管理。1992年1月，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读卖新闻》上撰文讨论冷战后国际核能的管理时，就曾提议以日本为主建立一个机构，利用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来处理苏联遗留下来的核武器。随后日本的一些官员和学者也提出日本应在冷战后新的核管理体制中发挥作用，即协助美俄削减和销毁核武器，促使中国、法国等核国家加入共同的核管理体制，防止核技术向其他国家转移；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采取新的包括拥有国际检查卫星在内的国际检查手段，协助该机构对诸如伊拉克、朝鲜等被认为进行核开发的国家进行检查；强化和平利用核能技术开发与输出的管理制度，有秩序地进行国际转移，建立起一个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包括无核国家在内的国际核管理体制。
三、东亚安全结构下的危机处理
通过以上对中日两国的亚洲安全战略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目前东亚地区的安全结构，即将二者进行比较，看哪些部分是相互重合的，也就是双方的共同利益点，哪些部分不相重合，二者的交汇并存就形成了这一结构。当然，决定东亚安全结构的因素并非仅仅中日两国，其他东亚国家的安全战略对这一结构也有影响作用，尤其是如果考虑到未来东盟可能的军事合作与朝鲜半岛统一后作为一个国家的出现，这一影响作用更不可低估，但目前应该说有能力左右东亚安全局势的东亚国家只有中国和日本。至于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当然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实际上在日本的亚洲安全战略中已包括了美国的存在，而且构成了其中的主要部分。
首先，中国和日本都需要和平，都意识到了各自的责任，同时也清楚地知道促进双方和东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对话是现阶段加强双边和多边信任和理解的一条比较有效的途径，有助于双方的安全利益。因此，中日双方都积极促成并参与东亚地区的安全对话，使这一机制已基本建立起来。
在防止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问题上，中日两国应该说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即都不愿意看到这些武器在更大范围内扩散，并认为两国对此都负有责任。因此，中日两国共同努力促使《防止核扩散条约》的继续延长和在联合国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并对1998年5月南亚地区的核试验明确表示了反对。
对于合作解决地区冲突问题，中日之间不但曾有过合作，如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合作，而且今后也仍有可能合作，但这种合作会受到一些限制，即双方对与己无直接关系的冲突和与己有直接关系的冲突可能会有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在面对前者时双方有可能采取共同的立场合作解决，但在面对后者时则很难保证合作。因此应该说是一种有限的合作。
中日两国各自强调稳定周边环境和维持周边安全，其出发点都是要为自己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生存空间，但这两者却有着明显的不同。中国强调稳定周边环境，其主要目的在于同周围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使自己能够有一个一心一意从事经济建设的周边和平环境；而日本强调的维持周边安全，其主要目的则在于主动干预亚太地区的冲突，建立一个稳定的地区秩序，其显示国际责任的成分要大一些，当然其中也有维护自己经济安全的考虑，如避免由于东亚某些危机的出现而影响日本视为生命线的海上交通运输线。
在建立东亚地区有效安全机制方面，中日两国的不同更是根本性的。中国强调主权与独立自主，即建立独立自主的安全保障体系，其中包括建立独立自主的核力量，反对结盟，反对别国控制，主张通过平等对话逐渐建立起相互信任，向着未来有效的共同安全机制发展。而日本则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并将其视作维护日本与整个东亚地区安全最有效的手段，主张国际责任与国际干预，将东亚地区的所有安全问题纳入这一体系之中，其中包括试图将中国的核力量也纳入一种有日本参加的国际核管理体制之中。
由此可见，中日两国亚洲安全战略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其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东亚地区目前与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的安全结构会是一种“加强对话与有限合作，单边与双边体系并存”的结构，即整个地区的安全对话与谋求合作已成为共识并已实际启动，而且会继续下去，但以中国为主的一些独立的单边军事力量与以日美为主的双边军事同盟也将长期并存。
在这种结构中，中日两国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如何处理，将直接影响到东亚地区的安全与中日两国的关系。从目前情况来看，东亚地区有可能引起冲突且与中日两国都存在一定关系而双方都会予以重视的几个潜在危机点有：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海争端及钓鱼岛争端。现在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日两国在面对这些危机时可能会如何对应，即如何处理这些危机。
1.朝鲜半岛的分裂是冷战给东亚地区留下的最大“遗产”，冷战后这里的局势虽有所缓和，但也常常出现紧张气氛，在所谓三八线的非武装地带（DMZ）附近南北双方仍然共有100万以上的兵力对峙，至今南北对峙的实质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由于历史与地理上的原因，中日两国对朝鲜半岛都极为重视，如果在这里爆发危机，中日两国出于不同的战略考虑，可能既有合作的一面，又有对抗的一面。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应该说远远超过日本，但至少日本会通过日美同盟来发挥间接影响。中日两国在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方面具有合作的一面，即都会避免这里出现大的变动以破坏目前的平衡，或者会合作尽可能维持现状，或者在南北走向统一的过程中进行合作使统一后的新国家成为中日之间一个不结盟的缓冲地带。但如果统一后的新国家有可能成为美国以及日本政治影响的延伸，或者由于对日本的历史积怨而激发的民族主义导致新国家成为更倾向于中国的一个国家，那么中日之间的合作就会受到限制，双方都会施加影响以避免出现对己不利的局面，推动局面向对己有利的方向变化，这样就会形成中日之间某种程度的对立。
2.台湾问题其实也与冷战结构有关，而且至今仍然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即美国仍然不愿放弃对台湾的保护，因为台湾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更接近于美国，美国始终将台湾问题作为制约中国的一张牌。而在中国看来台湾问题则纯属中国内政，一切外国均无权干涉。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岸关系虽取得不少进展，尤其在经贸关系上更是如此，但由于台湾独立势力的增大而常常引发两岸的紧张关系。例如，1995年李登辉访美而引发的1996年3月台湾海峡导弹危机，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以及2000年3月台湾选举后，陈水扁和吕秀莲发表的台独言论而引发的两岸紧张气氛等等。
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几乎没有发言权，但对这一地区也颇为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这里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日本的海上运输线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日美同盟的存在。按照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日美将共同合作以“对付周边事态”。这里的所谓“周边”是一个比较模糊的范围概念，但一般被认为包括台湾地区，或者说实际上在日美看来台湾地区被包括在这一范围内。如果这里发生冲突，那么势必会造成中美间的对立。作为日本，可能会暂时处于一种两难境地，既有日美同盟的存在，又有《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存在，但如果必须在二者间做出选择的话，那么日本肯定会倾向于日美同盟，中日之间也势必会因此而形成对立。
3.南海领土争端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存在于中国与东南亚四个国家之间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认为，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会促使其加快对这一地区的占有速度。尽管中国为避免冲突早已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并同有关国家进行了磋商，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相互谅解，但是这一地区局势仍然不稳定，围绕南海岛礁主权归属这一根本性的争端并没有解决，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一些岛礁的占领仍在进行，这一问题仍有可能导致出现冲突。假如出现危机，除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可能都希望通过美国的介入来平衡中国的力量，也就是使这一问题国际化。日本虽然与这一问题无直接关系，但同样关心这一海域的稳定，因为这里对日本而言同样是性命攸关的海上运输通道。作为美国的盟国，日本自然会随着美国的介入而介入这一地区，双方甚至会像对待台湾问题一样将这一地区也视做其“周边地区”而进行干预。若果真如此，那么中日之间的对立就又是不可避免的。
4.钓鱼岛争端是中日间直接的双边领土争端。虽然如同对待南海领土争端一样中国对此也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20世纪70年代以后至今，双方仍各执一词，强调各自的主权，并经常为此出现一些民间或外交摩擦。尽管这一问题并非中日关系的全部内容，中日双方还暂时不可能为这一问题而直接发生军事冲突，但这一问题总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阴影，而且还暂时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办法。如果在这里出现危机，中日两国都是直接的当事国，当然会造成直接的对立甚至对抗。
总之，中日两国冷战后的亚洲安全战略具有重合之处，即双方都试图通过进一步的对话与合作来加深相互理解与信任，以共同对维护东亚地区的安全承担起责任，都反对核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但同时双方的这一战略也有不相重合之处，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日本将日美同盟视做目前维持东亚地区最有效的手段，而中国则反对军事同盟，坚持独立自主基础上的共同安全。东亚地区这一双边与单边并存的安全结构仍然还不能说是一种理想与稳定的结构。在这一结构中如果出现我们能够预想到的危机，中日在大部分情况下将处于对立状态，对东亚国际关系将是一种负面的影响。
当然，东亚国际关系不仅仅体现在安全关系上，而更多地体现在经济、文化及政治关系上。在没有危机时，其他关系会超过安全关系成为主导东亚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各国关系会在经济互补、文化交流及政治安全合作与对话的轨道上进行，呈现出一种现实的相互需要的状态。但一旦爆发危机，而现有对话机制又难以控制的话，则安全因素的考虑会暂时超过其他因素，东亚国际关系就有可能出现紧张与对立的状态。
因此，东亚国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东亚潜在危机的控制。在目前情况下，中日两国都在极力避免危机出现，而且其他东亚国家对此也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国际形势也有利于继续维持这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过，消除东亚危机的根本途径还在于在继续加强本地区所有国家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同时，在现有安全对话的基础上逐步摒弃冷战思维，建立起一个相互尊重主权独立和平等有效的多边共同安全机制。中日两国对此负有责任，需要在发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摸索在安全问题上进行更深入的合作，而不是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