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时期日本的亚洲外交
（一）从“脱亚入欧”到“亚洲一员”
日本从地理上来说显然是一个亚洲国家，但是从近代以来它却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的特殊角色。19世纪中期，日本同其他亚洲国家一样，也曾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也同样面临着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处境。然而，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却很快适应了这一外界所强加给自己的变化，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制定了“文明开化、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基本国策，全面引进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社会、教育等基本制度，选择了一条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发展模式，最终不但避免了自己的殖民地化，反而成为了西方列强中的一员。
支持日本近代以来全面西化政策的意识形态，就是所谓“脱亚入欧”的思想，即摆脱停滞落后的亚洲而追赶和加入在经济上和军事上强大的欧美国家的行列。不过，所谓脱亚入欧却并不是完全摆脱和不需要亚洲，而是认为应该给予日本优越于其他亚洲国家的地位，即日本应该在亚洲占据主导地位，并通过改造亚洲来实现亚洲各国在日本领导下的合作，以阻止欧美列强对亚洲的殖民占领和统治。提出这一思想的是在日本近代史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和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在其著名的《脱亚论》一文中写道：“我国不可犹豫等待邻国的开明来共同复兴亚洲，毋宁脱离其队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即使对待支那、朝鲜的方式，也不可因系邻国而特别客气，必须以西洋人对待它们的方式加以处分。”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日本确实摆脱了像其他亚洲国家一样沦为西方国家殖民地的悲惨境地，但是在其强大并进入列强行列之后却甚至比西方国家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侵略和压榨亚洲邻国。从19世纪末期开始，日本依靠武力不断对外侵略扩张，打出的旗号就是为了建立亚洲人自己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或“大东亚共荣圈”，这些设想的基础同样源于脱亚入欧的思想。
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日本半个多世纪对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的势头才被遏制。日本不但已经不可能通过武力来占领和统治亚洲国家，反而自身的安全也需要由美国来提供和保证，战后初期甚至被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直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日本才恢复独立并加入了联合国，开始回归国际社会。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经济已全面恢复至战前水平，有些指标甚至超过了战前水平。这种状况使日本逐渐从战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谋求恢复与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其中，日本首先面临的就是如何修复和发展同亚洲邻国的关系。
鉴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彻底失败以及战前同亚洲邻国之间不正常的国家关系，日本不得不重新审视其自明治以来的亚洲政策。1957年9月，日本外务省在其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亚洲一员”的外交政策，并将其作为日本外交的三大支柱之一，即不再提脱亚入欧，而是明确承认自己是亚洲国家，并且试图以亚洲国家的身份展开外交活动以及改善同亚洲国家的关系。
（二）冷战时期日本亚洲外交的实质
日本亚洲一员外交政策的提出，从表面上来看是对其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外交政策的否定，但是实际上日本并非真正愿意同亚洲国家平等地发展关系，而仅仅是在战败后所做出的一个外交姿态而已。战后，日本已经不可能再像殖民主义时代那样通过武力侵略亚洲邻国以及夺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及资本市场来实现自己进入欧美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但是当时的亚洲国家仍然相对比较落后，所以日本仍然是将欧美国家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只不过试图通过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日本成蹊大学教授加藤节所言：“战后日本巧妙地利用宪法，放弃了一切军事力量，把防卫重任放在了美国身上，一心一意谋求增强经济实力，来和欧美平起平坐。战后流行的‘现代化’论，目标就是欧美化。如此说来，战后日本奇迹般的经济复兴和发展不过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一直贯彻的‘脱亚入欧’路线的延续，即‘脱亚入欧’意识形态的经济版。”也就是说，“日本在面向亚洲时，很长时间只是将其当做一个对象来看待，虽然身居其中却并未将自己包含在其中”。
当然，日本亚洲一员外交政策的提出，确实也有重视亚洲的一面，不过主要是将亚洲视为战后日本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一个市场而已。由于地理上的便利，日本与亚洲国家在经济上一直存在着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战后却由于中日关系的不正常而使得日本失去了广大的中国市场，于是日本在当时主要将东南亚作为其亚洲外交的重点，并且认为“东南亚对日本具有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不恢复在东南亚的地位，就不能恢复日本在世界的地位”。1957年，刚刚就任日本首相的岸信介就明确表示：“复兴了的日本经济需要稳定的市场，东南亚对日本是很重要的”，因此“日本以自己的工业力量和技术支援东南亚新兴国家，帮助其建立经济基础，以此扩大日本的市场，同时要加强同这些国家的政治关系。这是今后日本外交的方向。”正是基于这一政策，日本开始以战争赔偿为主要手段进入东南亚市场，因为这种手段易于被东南亚国家所接受。到20世纪50年代末，日本先后同缅甸、菲律宾、印尼、南越等分别签订了赔偿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通过这些协定日本为自己的商品和投资找到了出路，也取得了自己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源，而且使得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一步步地依赖于日本。后来，随着欧美势力的退出或收缩，日本终于占据了在东南亚市场的主要地位。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日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日本感到在保持和扩大美国和东南亚市场的同时，需要进一步扩大市场，以容纳自己日益膨胀的经济。但是，当时日本在国际经济领域仍然受到英、法等西欧发达国家的排挤和限制，如欧洲国家对与日本相互适用关贸总协定某些条款持有某种保留等，使得日本试图跻身欧美发达国家行列的目标受阻。于是，日本在协调与西欧国家关系并以此试图获得经济上更为平等权利的同时，继续扩大其在亚洲的经济发展空间，即扩大在台湾的投资和通过经济合作的方式实现了日韩建交并打开了韩国的市场。70年代初，日本经过持续的高速经济发展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经济大国，而且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之间的经济差距进一步缩小。另外，随着当时美国从亚洲地区的战略收缩和经济力量的相对衰落，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逐渐填补了美国在亚洲经济中留下的空白，进一步巩固了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市场。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广阔的中国市场向日本打开了大门，不久后日本又先后同蒙古和越南等亚洲国家恢复或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展开了经济合作。日本通过巩固和扩大同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逐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经济势力范围，在当时已初露端倪的世界经济三极格局中占据了一极的地位。1975年，西方发达国家为了协调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和应对全球经济问题而创立了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其中就包括了唯一的亚洲国家日本，这也意味着日本终于得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承认，进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
但是，就在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想要跻身于欧美发达国家行列的这一百年梦想得以实现的同时，日本在亚洲国家却遭遇反感与抵抗，如70年代初日本首相访问东南亚国家时多次遭遇当地国民的示威抗议，将日本视为“经济动物”，并反对日本的“经济侵略”，认为日本同亚洲国家之间密切的经济关系只是为了利用这些国家的市场来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其最终目的仍然是追赶欧美发达国家，而并非真正想要融入亚洲国家。也就是说，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实现了其百年梦想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亚洲的‘孤儿’”。后来日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千方百计试图修补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如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访问东南亚时所做的马尼拉演说，承认日本缺乏亚洲观念，提出了所谓“亚洲中的日本”的概念，并强调与东南亚国家之间建立所谓“心心相印”的关系。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直至冷战结束，日本与亚洲国家经济上的不对称性以及日本亚洲政策深受冷战时期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使得日本难以真正成为“亚洲一员”。
二、冷战后日本的亚洲外交
（一）对亚洲的真正回归
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起，日本的媒体上就开始大量出现所谓“重返亚洲”、“回归亚洲”、“脱欧入亚”、“脱美入亚”等言论，认为亚洲才是日本的“家”，主张日本应该重视亚洲，密切同亚洲国家的关系，在此基础之上日本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冷战结束，进入90年代以后，要求日本回归亚洲的议论更是司空见惯。例如，日本经济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小林阳太郎认为，日本应该发展与亚洲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亚洲事务中扮演核心的角色，为此须“推进日本的再亚洲化”；日本著名政治评论家田中直毅认为，日本战后没有参加亚洲的事务，现在需要日本在亚洲积极地参与，以便在亚洲建立政治和外交新秩序，如果说经济已经为日本在亚洲树立一个新形象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日本为建立该地区的政治新秩序做出贡献；日本著名官僚小仓和夫1993年在日本《中央公论》杂志上撰文，其题目就是《为了亚洲的复权》。该文认为，过去的亚洲只是一个被欧美发达国家人为制造、政治利用、经济压榨和文化掠夺的落后、野蛮的概念，而近几年这一地区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国家间政治、经济、安全上的协调与合作正在展开，文化上的影响力也在增长，因此亚洲正在成为世界的“优等生”，甚至可以说对世界的发展都提供了一个典范，其发展道路对世界具有普遍意义，而且“亚洲的复权，并非是对西欧和美国的反抗与对立，而是同过去西方吸收了亚洲又将自己普遍化一样，亚洲也应该将西方完全融合进来，向世界展示另外一种形式的普遍性”。
日本一家研究国际问题和外交政策的机构“日本国际论坛”在1994年6月向日本首相提供的一份题为《地区经济形势动向与日本的政策》的政策性建议中，认为“日本可望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如何培育和发展这一组织已成为日本外交和外贸政策的重要课题。同时，不要将日美关系仅仅局限于两国之间，而应该为整个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这是日本目前应该考虑的问题”，“今后世界经济的发展，除了全球的协调以外，还必须促使区域内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日本应该在建立建设性的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该能够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发挥桥梁作用”。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也开始一再强调重视亚洲，真正要以亚洲一员的身份来构筑亚洲的政治、经济及安全秩序。1991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即认为：“西方先进民主主义工业国家这一概念目前在国际政治上正在失去意义。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西方’这一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变得模糊，‘先进民主主义工业国家’这一概念在亚太地区仅仅指日本的时代也正在结束，因为韩国、东盟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在继续加强与美欧间的政策协调的同时，构筑与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就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协调的关系，对日本来说非常重要。未来是否可称作战后日本外交展开的第三个阶段（这里的所谓第三阶段是相对于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回归国际社会和复兴经济阶段，以及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的作为西方民主主义发达工业国家努力扩大其责任与作用的阶段而言的。——作者注）另当别论，但未来日本外交在寻求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的展开上是确定无疑的，而这一新局面就是构筑与亚太地区国家间就国际问题进行政策协调的局面。”
日本政府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也开始以亚洲一员的身份展开自己的外交。首先，积极参与亚洲地区事务的管理，主动介入这一地区的政治、军事争端，竭力促成这一地区在各个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并力图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例如，在柬埔寨和平与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对应方面日本就特别积极，包括在柬埔寨问题上发起召集国际会议协调各方关系以及派出维和部队、积极参加六方会谈等；对于象征冷战后亚太地区加强对话、协调与合作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与东盟地区论坛，日本也积极参加并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主动向发生危机的国家提供资金帮助并发起建立亚洲风险基金，积极协助这些国家摆脱危机；面对2008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及其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形势，日本加快了同东盟以及中国、韩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区谈判。这些都显示了日本试图积极主动地处理亚洲事务的决心。
其次，不断加大其贸易、投资和援助在亚洲的比重，其经济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地区倾斜。据统计，日本对亚洲四小龙、东盟以及中国的出口在1988年仅相当于日本对美出口的66%，1991年则比对美出口高出10.2%，1993年更高出23.8%，相当于日本当年对西欧出口的两倍，1996年仍然超过对美出口15.1%。东亚在日本出口中所占的比重由1988年的22.5%升至1993年36.2%，1996年进一步升至44.0%，而同期对美出口则由33.8%降至29.2%
和27.2%，对西欧出口也由21.2%降至18.0%和16.2%。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对东亚主要国家的出口增长更是远远超过对其他地区，比如在2006年日本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已经是日本对美出口的两倍还要多。从日本的进口来看，亚洲也居美欧之上，而且是一种持续增长的趋势。20世纪80年代中期，东亚在日本的进口中所占比重为20.8%，美国为16.5%，1993年同一指标分别为31.8%和22.9%，1996年则为37.4%和22.7%，东亚各国在日本市场上所占份额越来越大，其中尤其以中国和东盟的对日出口增长最快，1988年二者分别在日本进口中占5.3%和10.1%，而1993年则分别提高至8.6%和12.0%，1996年更进一步升至14.1%和11.6%。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的进口更是依赖东亚国家，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对日进口就超过了美国，到2006年美国的对日进口已不及中国的60%。在投资领域，日本也呈现向东亚集中的趋势，截至1994年，日本在全世界有法人16043家，其中在东亚有6632家，占其总数的40%以上，相当于在欧洲的1.9倍、北美的1.6倍。这些企业的从业人员共计250.6万人，其中东亚138.5万人，占其总量的55.2%。在被日本视为其外交支柱的政府开发援助（ODA）方面，亚洲地区也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早在1991年，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就曾表示：“我国政府开发援助的重点地区以东盟及亚洲地区为中心，这个政策今后也不会改变。”②1992年和1993年日本ODA总数分别为84.84亿美元与81.64亿美元，其中就有55.24亿美元和48.61亿美元是对亚洲国家的援助，分别占其总量的65.1%和59.5%；1995年在日本94.37亿美元的ODA总数中，亚洲国家仍然占到了其中的54.5%；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日本的ODA总数有所减少，对中东和非洲地区的援助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亚洲在其援助中所占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对亚洲地区的援助仍然是最多的，占到了将近50%。④
最后，积极促成日本在其中能够发挥主要作用的亚洲地区的多边合作，比如多次提出“东亚共同体”的设想，努力推进同东盟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共同体以及同中国、韩国之间的经济合作，等等。当然，日本在推进同亚洲国家合作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同美国的合作，比如其东亚共同体的设想有时也会包含美国，又如2011年日本开始参加谈判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就是以美国为中心形成的一个战略经济集团。
（二）冷战后日本重视亚洲的目的和原因
冷战后日本重新强调其亚洲一员外交，当然是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为增强自身实力及发挥更大国际作用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其内容大致涵盖了政治、经济和安全三个方面：政治上要彻底改变战败国地位，以普通亚洲一员的身份参与亚洲政治事务，进而能够作为亚洲国家的代表参与国际事务；经济上要促进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一个日本能够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东亚或亚太经济圈；安全上要在继续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同时，积极参加亚太安全对话与区域安全架构的安排。也就是说，日本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安全问题上的全面参与，首先在亚洲地区占据主要的地位，然后以亚洲为依托，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本要想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的障碍就是其近代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侵略行径为今天的日本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些亲身经受过日本殖民统治和侵略屠杀的亚洲国家，对日本想要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仍然充满疑虑。为此，日本千方百计地要消除历史带来的负面影响，改变战败国地位，在亚洲树立自己新的形象。应该说，日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战后几十年的和平发展使日本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冷战的结束也为日本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比过去更多的机会。当然，日本某些领导人仍然不是以深刻反省历史来重新树立日本的和平形象，反而不时想要通过否认或者美化历史来改变日本的战败国地位。日本这样做的结果可能会与其想要达到的目的恰恰相反，不但丝毫无助于改变日本过去的侵略形象，反而会增加一些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反感，使日本更难以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要发挥政治作用的必要前提是必须继续保持自己的经济大国地位。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欧洲联盟一体化进程加快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日本也试图凭借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地理上的优势以及与东亚国家形成的紧密经济关系，推进早在1988年5月就已经提出的所谓“东亚经济圈”构想。按照这一构想，日本主要通过扩大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形成联系更加紧密的区域性贸易体系；以直接投资为主要手段促进东亚地区内部的国际产业分工，形成以日本为排头的所谓“雁行模式”；以日元贷款、投资和援助为手段推进东亚范围内的日元国际化，形成以东京为中心的日元金融区。然而，东亚地区各国并不同于欧盟各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生活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而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东亚各国在与日本进行经济合作的同时，也不愿意看到以日本为主导形成的一个经济集团。日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知道一时还难以形成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依靠协定联系起来的经济集团。因此，90年代后半期以后，日本则主要表现为一个协调者，积极参与一些地区间比较松散和开放的经济合作，如参与同东盟国家以及同中国、韩国等国家的经济合作等，并提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远景目标。具体做法上主要依靠加强实际经济关系来造成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在此基础上再逐步以组织者的身份建立比较固定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参与其中的主要活动，以便复兴日本经济，迎接未来的世界经济挑战。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在经济上更加依赖亚洲，而且其影响力相对于过去有所减弱，因此必然更倾向于亚洲，担心在新一轮的世界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国家也开始就安全问题进行对话，摸索建立新的地区安全保障架构。作为欲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日本，当然也不愿意被排除在这一架构之外，因此日本在仍然以日美安全保障为其主要安全架构的同时，也表现出对亚太地区新安全架构的浓厚兴趣，积极参加以东盟地区论坛（ARF）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安全对话，以及在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关系中也加强了安全方面的对话。日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亚太地区新的安全架构中能够以亚洲一员的身份而不是依靠日美联盟来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以显示自己在亚太地区安全问题上的独立性，并谋求相对重要的地位。
日本在冷战后之所以重视亚洲，大有所谓“回归亚洲”之势，其原因在于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的经济崛起以及世界经济的区域化、集团化趋势的出现，使得日本对亚洲地区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早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就以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速度高速发展；90年代前半期，在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放慢的情况下，这一地区仍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曾被誉为“东亚模式”。从1990年到1994年的五年中，由亚洲四小龙、东盟和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构成的该地区实际年经济增长率约为8.5%，而同期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国和西方七国以及欧盟国家这些发达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1.8%。90年代后半期，虽然东亚地区一些国家先后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除中国之外的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普遍放慢，有些国家和地区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这种状况并没有维持很久，东亚很快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影，缓慢回升，尤其是在这一地区经济中占有越来越大比重的中国经济，其发展速度与状况一直呈现一种良好状态，使得东亚经济发展仍然充满活力和潜力。在对外贸易规模上，东亚地区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构成的集团或区域比较起来，也显示了快速增长的势头，1984年东亚地区的进、出口额分别占世界进、出口额的9.6%和10.2%，十年以后的1994年则分别增加到了16.8%和15.9%，分别增加了7.2和5.7个百分点，而同期西方发达国家仅分别增加了0.4和3.0个百分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国家的进出口虽然也受到了影响，在整个世界贸易中的比重较前有所下降，但是并未造成整个结构性的变化，而且在进入21世纪后又开始回升，继续在世界贸易总量中呈现一种增加的势头。
在经济高速增长与充满希望的同时，东亚地区的政治也相对稳定在柬埔寨问题和平解决之后，这一地区已基本上不再存在武装冲突，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普遍有所改善，过去存在于这一地区诸多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已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例如，中俄、日俄、中韩、俄韩、中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等均已得到改善并开始尝试在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合作，地区内的各种对话、协调与合作机制正在形成，各国国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也在加快。这一切使得东亚地区在整个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相对有所提高。
与此同时，在冷战以后国际社会普遍注重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世界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这既是世界经济规模扩大、各国间相互依存程度加深的结果，同时也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相互竞争进一步加剧的结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几乎全世界各个地区都在强化或建立区域性经济集团，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最大的当然是欧洲联盟的进一步扩大及其向着政治与货币联盟的迈进，以及以美国为中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启动及其扩展。这些区域性集团的形成与进一步扩大，也增加了地区之间的相互竞争，进一步促成了亚洲国家之间走向合作。
东亚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增大，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提高以及欧洲和北美两大经济集团的形成，迫使日本必须真正以亚洲一员的身份来对待亚洲，使自己完全融入亚洲国家之中，只有如此日本经济才能够得以继续发展。首先，东亚经济的发展已经使这一地区形成了一个相互依存的巨大市场。日本已不可能单纯将亚洲视为自己商品与资本的输出市场而单方获利，只有与亚洲国家一道建立一种合理有效、平等互利的经济结构，日本经济才可能同亚洲经济共同持续发展。特别是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与扩大，使日本成为西方大国中唯一一个没有经济集团作为依托的经济大国，因此日本只有与亚洲国家共同加强区域合作，才有可能提高与欧美两大经济集团的竞争力，继续保持自己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与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更趋密切，因为日本与这一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基本属于同一发展模式，遇到了同样的挑战。因此，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即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既有赖于整个东亚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对东亚经济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在目前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区域集团化的大趋势下，二者已经连成一体，命运更加接近，相互之间也更加需要。
其次，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已经进入了欧美发达国家的行列，甚至在很多经济指标上已经超过了大部分欧美发达国家，但是在政治上却仍然背负着战败国的名声，并没有得到其相应的地位。冷战后的日本已经将发挥更大政治作用作为自己的国家战略目标。然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去依靠欧美国家的支持以外，很大程度上更需要亚洲国家的承认与支持，而恰恰由于历史的原因，日本要得到亚洲国家的承认与支持，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行。因此，日本需要先在亚洲地区作为亚洲一员来参与亚洲政治事务的管理，提高自己在亚洲的政治地位，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然后才有可能以亚洲为依托，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政治大国。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在其本身所处的地区没有政治地位却反而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巨大政治作用。因此，日本为了显示自己作为亚洲一员的地位，不但密切和亚洲国家的各种关系，甚至还多次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或“亚洲共同体”的设想，尤其2009年上台的民主党鸠山新政府就提出了一个试图疏远同美国关系而拉近同亚洲国家关系的“东亚共同体”，虽然由于其太过理想化而并未能付诸实施，但至少反映了日本重视亚洲的想法。
冷战后日本推行亚洲一员外交，确实给人以回归亚洲的感觉，但是日本重视亚洲却并非要将自己局限在亚洲。今天的国际环境早已不同于19世纪西方列强抢占东方殖民地的时代，亚洲已经与世界平等地连成一体。冷战后日本的亚洲一员外交是对日本长期以来“脱亚入欧”思想的否定，但是并非反过来要“脱欧入亚”或者“脱美入亚”，即不会像过去“脱亚入欧”完全倒向欧美一样转向完全倒向亚洲。所谓强调亚洲一员外交，只是相对于过去日本以欧美国家为自己发展的坐标轴而言的。也就是说，日本在重点加强与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及其他关系的同时，仍然会继续发展与加强同欧美国家的关系，因为日本与欧美国家尤其是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以及安全等各个方面的关系已经密不可分。今天的日本正在试图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亚洲国家，正如《朝日新闻》资深记者船桥洋一所说的那样，在经过百年以后的今天，日本终于有可能以一个新的形象登上历史舞台，即既非以欧美为楷模也并非以亚洲为志向，而是以一种“入欧入亚”的全方位姿态出现在国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