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冷战时期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一）联合国中心外交的提出
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战胜国所建立的全球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构成了战后最具广泛性和权威性的国际机构，但是联合国对于日本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而言，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即联合国在成立之初，是将这些国家作为敌国来看待的。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却使日本对相当程度上代表当时国际社会的联合国组织有了新的认识。战争的失败使日本遭受了民族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主权丧失，国土被外国军队占领，并被迫进行了各项改造。日本民族由于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此后不断对外扩张屡屡取胜并由此建立起来的民族自豪感和骄傲，瞬时遭到毁灭。战争的失败使日本意识到了1933年退出国际联盟自绝于国际社会，并依靠武力走向战争的道路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因此，战后的日本迫切希望能够加入联合国，并将此作为摆脱孤立状态、重返国际社会和提高国际地位的重要外交目标。
1947年7月，日本外相芦田均向驻日盟军总部提出了缔结和约的申请书，其中就包括想要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但当时日本仍然被盟军占领，还不是一个独立国家，因此想要加入联合国还仅仅是一个愿望而已。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和会，缔结了对日的《旧金山和约》，在这一和约的前言中涉及了日本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即“日本方面申述其志愿：请求加入联合国及在一切情形下遵守《联合国宪章》之原则……各盟国对于上节所述日本之志愿表示欢迎”。
1952年4月《旧金山和约》生效之后，日本恢复独立，开始踏上了回归国际社会之路，于是日本可以名正言顺地申请加入联合国了。同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加入联合国的决议并向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提出加入联合国的书面申请。在这一申请书中写道：“日本国民渴望参加联合国事业，并把宪章的目的和原则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日本国民对联合国要推进各国之间的和平与合作的目的也完全表示同感，所以日本政府满怀热情地提出申请加入联合国，并保证采取一切手段履行联合国会员国应尽的义务。”
然而，在当时冷战的对峙局面下，日本的这一愿望却迟迟难以实现。由于日美同盟的建立，美国已经成功地将日本纳入了自己反共、反苏及反华的远东战略之中，因此美国积极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以便恢复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但是，苏联不但拒绝在《旧金山和约》上签字，而且也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从1952年9月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审议日本加入联合国事项，到1956年12月联合国大会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四年多时间里，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多次行使否决权，使得日本难以跨进联合国的大门。为此，日本不得不谋求与苏联改善关系。1956年10月，日本和苏联经过谈判，签署了《日苏联合声明》，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苏联按照联合声明中关于支持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条款改变了反对日本加入联合国的态度。于是，在1956年12月举行的第11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同意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决议案。日本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跨入了联合国的大门。
在日本被接纳为联合国成员国之后，日本外相重光葵登上联合国讲台，发表了后来被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的明石康称为“衡量以后日本对联合国外交的尺度和坐标轴”的演说，其中引用了战后日本新宪法前言中的和平主义内容，提出日本将以所谓“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自己的外交政策，成为连接东西方之间的桥梁。1957年9月，即在日本加入联合国之后的第二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其《外交蓝皮书》，其中再次将联合国中心主义作为日本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一，正式确立了日本的所谓“联合国中心外交”。
（二）联合国中心外交的实质内容及其效果
然而，实际上，在东西方冷战对峙的格局之下，日本在客观上很难真正实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其主观上其实也并非真正想要实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外交。
也就是说，由于东西方冷战的爆发，联合国并未能够如其设计者和创立者们所设想的那样成为同盟国之间合作管理世界的国际机构，对于日本来说则必须在冷战对峙的东西方之间做出选择。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改造已经使日本不可能摆脱美国独立存在，虽然通过《旧金山和约》日本获得了独立，但是《日美安全条约》又使日本变成了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一部分，即日本在安全上接受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受益于美国，因此在外交上也必然地会选择美国。
其实，在签订《旧金山和约》之前，日本国内就曾经围绕应该选择联合国的安全保障还是选择美国的安全保障，即选择多边安全保障还是选择双边安全保障展开了讨论。当时的首相吉田茂设立了分别以外务省当局和民间专家学者为主的两套班子进行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日本作为西方民主阵营的一员，在不希望重新武装的情况下，除去依靠联合国的一般性安全保障之外，还应该考虑加强日美之间的合作体制；联合国对于日本的安全保障而言并非充分条件，而仅仅是一个必要条件；日美安全保障也绝不意味着放弃联合国；联合国作为国际社会最终的和平理想，必须要坚持与维护，但是日本作为主权国家也具有单独或集体的自卫权利。甚至就是在提出所谓联合国中心外交的同一本《外交蓝皮书》中也承认：“尽管联合国的目标很崇高，但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作为国际政治的现实，所期望的目标还未充分实现……作为现实的措施，要强化与自由民主各国之间的协调。”
根据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三郎在其论文《日本在联合国的态度》中的统计，从195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的第11届联大到1962年的第17届联大期间，在联合国讨论解决国际争端的问题时，日本投票赞成美国集团提案的平均比率为94%，而投票赞成苏联集团提案的平均比率仅为7%，即使是在讨论国际争端以外的其他问题时，日本对美国集团提案的赞成比率也高达89%。
由此可见，日本提出的联合国中心外交，并不意味着日本真正重视联合国，而更多的是回归国际社会后的一种象征性意义。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日本外交政策的中心明显地倾向于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倾向于美国。正如日本大阪大学教授神余隆博所指出的那样：“联合国中心主义从一开始就可以说是一项立足于联合国有限性的观念性宣言……在维持联合国理想的同时，其现实政策的重心放在了同自由主义各国的协调上，并以此来确保日本的安全。”
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广大殖民地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相继独立，联合国内部的构成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许多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中来，改变了联合国内的力量对比，即第三世界国家成为一支重要的国际政治力量，而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则越来越弱。在这种形势下，日本在联合国内仍然奉行追随美国的政策，这就使得日本的联合国外交不能不遭受到重大挫折。
首先，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日本追随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在整个60年代期间，都将这一问题规定为所谓“重要事项”，即需要经过联合国大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票赞成才倉泛作为大会讨论的议题之一，其意在阻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1971年的联大会议上，由阿尔巴尼亚等国共同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和驱逐国民党政府”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三分之二多数获得通过。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形势下，日本仍然不顾与大多数会员国对立，坚持追随美国和敌视中国的立场，又同美国一道共同提出了修改方案，即所谓的“反重要事项”议案，将驱逐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的代表也作为“重要事项”来处理，想要继续保留台湾国民党在联合国的席位。不过，这一修正案在联大会议上进行表决时，又以76票反对、35票赞成而未获三分之二多数被否决，同时也使日本追随美国的联合国外交遭到惨败。
其次，在争取进入联合国安理会成为非常任理事国的问题上，日本也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领教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中的力量。在1978年的第33届联大会议上，日本想要争取新一届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亚洲地区的席位，而在此之前日本其实已经四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这一次凭借日本所具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似乎也没有什么问题。因此，日本政府踌躇满志，做好了再次进入安理会的准备。然而，投票最终结果却是，日本败给了从国家实力、国民收人以及对联合国的经费负担到地区影响力等方面都无法与日本相比拟的南亚小国孟加拉国。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在20世纪70年代的新形势下又一次遭到了惨败。
通过这两个事例可以看出，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本的联合国外交遇到了从未有过的挫折，日本在联合国内所发挥的作用也在不断减弱。正如日本外交评论记者永野信利所言：“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和日本在联合国安理会理事国选举中的失败，标志着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已走到了尽头。”于是，日本也开始考虑和调整自己的联合国政策，甚至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在联合国内采取了和美国中东政策不同的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政策。但是，在冷战对峙格局下的联合国这一多边外交场合，日本仍然难以彻底摆脱美国而完全独立行事。所以，日本不得不降低联合国外交在日本外交中的分量，在20世纪80年代初甚至一度将所谓联合国中心外交从其《外交蓝皮书》中删除掉，不再作为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也就是说，日本在仍然需要与美国保持总体合作的同时，开始试图在联合国之外通过其他场合或双边渠道寻找自己的外交出路。
二、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一）联合国外交的重新确立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尤其是80年代末东欧和苏联的变化，使国际形势发生了战后40多年来最重大的转折，即东西方冷战格局消失，美国与俄罗斯由竞争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同时其他几对大国或国家集团的关系也总体上更趋向于和平与合作。也就是说，冷战后的大国关系虽然还不能说不存在矛盾与竞争，但是至少已经没有了冷战时期那样严格明确的相互对垒，相互之间已不再处于军事对峙状态，而代之以一种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协调的国际机制，国际关系正在开始形成一种向着更加均衡化方向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的结构。然而，在大国关系改善和全球形势缓和的同时，一些新的地区热点和全球性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资源短缺、人口爆炸、核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问题开始突出，并且成为国际社会新的威胁。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已很难做到，而必须依靠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相互协调和一个国际性的权威机构。在这种形势下，在冷战时期基本上未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方面发挥有效作用而仅仅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一个讲坛的联合国再度受到世界各国重视，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
冷战刚刚结束不久，联合国就开始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发挥了作用，如纳米比亚独立、尼加拉瓜和平、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前南地区冲突的调解、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和社会发展首脑会议，等等。尤其在冷战刚刚结束的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中，联合国表现出了空前的一致，通过了对伊拉克实施包括军事打击在内的一系列制裁的决议，并组成多国部队将伊拉克赶出了科威特，显示出了冷战后联合国作用的明显增强。
面对这样的变化，试图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日本也开始重新认识联合国。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和学者们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世界从军事时代转向了经济时代，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斗争或竞争的重点已从政治、军事领域转向经济、科技领域，经济与科技力量将显示出发挥长期作用的重要性。在这个时代，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的时机已经到来，而联合国正是日本大显身手的场所，因为“联合国已从由于冷战对立难以发挥作用的危机时代摆脱出来，开始有可能迎来联合国的复兴”。“作为日本冷战后的外交选择，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在美国和联合国二者之间必择其一。与此相反，在提出日本自己的观念与发挥主动权的同时，只有考虑如何将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更为重要……对新时期的联合国与日美关系而言，9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使半个世纪前被分裂的这二者重新统一起来的极好机会。”
因此，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联合国外交又开始重新升温。1991年8月，首相海部俊树在日本第121届国会上所作的施政演说中即称：“国际社会团结在联合国下，克服了海湾危机，以此为背景的本次七国首脑会议（指1991年的伦敦首脑会议。一作者注）就建立国际新秩序表明了重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国合作，这为克服了冷战格局的世界指明了健康的方向，也符合我国以往提倡的联合国中心主义立场。”其后，日本遂围绕联合国展开了一系列外交活动，其中主要围绕联合国的改革以及日本在联合国内发挥作用而展开活动。
（二）促成联合国的改革
冷战的结束虽然使得联合国有可能实现最初建立时所追求的大国协调的理想，甚至有可能成为管理冷战后国际社会的主要国际机构，但是经过战后近半个世纪的时代变迁，联合国内部的实际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不可能再倒退至半个世纪前仅仅由美国、苏联等几个大国和强国来协调管理的状况。因此，冷战结束后在联合国作用明显增强的同时，联合国的改革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日本自从加入联合国以来为联合国提供了大量的经费，最高时曾占到会员国承担会费的近20%，而且截止到冷战结束时，日本已经七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当选国家中次数最多的，并且在联合国有关机构中日本也曾有三人同时担任着相当于副秘书长级别的高级职务，而按照联合国的惯例，一个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中担任高级职务者一般不得超过两人。即便如此，日本还是感到在联合国内没有充分发挥与自己实力相称的作用，或者说还难以在联合国内体现出自己的政治作用。例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先后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出资130亿美元，但是当时日本连非常任理事国都不是，因而不能够参与安理会对伊拉克做出各种制裁的决定过程。当时的日本驻联合国代表回忆说：“我们只能在会场外等待会议结束，然后从美英等国代表那里打听到消息，再记录下来。”为此，日本积极展开了新的联合国外交，其基本目标就是：积极促成联合国机构的改革，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安理会是联合国中最重要的机构，其构成与运作方式对国际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不言而喻，随着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构成与运作方式提出了改革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有：日本、德国等一些大国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些中小国家要求扩大安理会并限制或取消大国的否决权。应该说，这些要求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一些大国已经在经济上崛起，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也在增加，但是却无权参与有关国际和平与安全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大国否决权制度尽管在维持战后国际关系的稳定方面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但是这一制度也有悖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潮流，所以遭到一些国家的反对。
1992年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国内外多种场合公开表示：“为了适应新的时代，应对安理会的机能、构成进行改革。”“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联合国的作用日渐增大，但联合国的机构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没有任何变化。日本准备在联合国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安理会处于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中心，所以应该彻底考虑以何种方式调整它的职能、构成和其他方面，以便使它更能够反映新时代的现实。”日本当时的副首相兼外相渡边美智雄和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更是直截了当：“日本负担了联合国资金的12.45%，比英、法、中三国之和还要多，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完全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日本不想仅仅充当一个按时付钱的角色，希望能就联合国做出的重要决定发表我们的意见。”“日本如果不能确保在安理会的发言权，就无法展开真正有效的联合国外交。”日本外务省也认为：“为了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中作为一个真正的大国而得到承认，就必须超越‘战后’这一概念……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是为了在约半个世纪前打败日本的联合国中取得一席支配性地位，名副其实地彻底摆脱‘战后’这一概念。”这里所谓的“战后”其实就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战败国地位。战后近50年来虽然日本的国际地位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战败国这顶帽子的阴影还不时困扰着它。如果不彻底摆脱这一地位，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发言权就会受到限制。
于是，在1992年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上，日本等24个国家联合提出了一项提案，要求将扩大安理会问题列入第48届联大议事日程，获得大会的通过并为此通过一项关于扩大安理会和平均分配议席的决议。因此，从第48届联大开始，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进入了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之上，成为联合国大会每年都要讨论的问题。1993年7月，日本政府向联合国秘书处提交《关于改组安理会的政府意见书》，其中称：“为了强化联合国及安理会，安理会的改组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贡献并具有相应能力的国家的作用。”“作为我国，准备在安理会尽自己最大的责任。”
同时，为了尽快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日本外务省制订了分阶段计划，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联合国外交。按照设想，第一阶段是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有关的“敌国条款”，在此基础之上实现第二阶段目标——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其实，在1990年的第45届联合国大会上，当时的日本外相中山太郎就提出了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有关敌国条款的要求，并在其后与美、英等有关国家就这一问题举行会谈，要求他们支持日本的这一立场，很多国家都表示理解和同情。当时美国的国务卿贝克称：敌国条款是一个“时代错误”，当时的苏联外长别斯梅尔特内赫也称这项条款“落后于时代”。1991年12月19日，日本驻联合国大使波多野敬雄向《朝日新闻》记者表示，日本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即在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的1995年实现这一目标。
为了实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外交目标，日本政府主要展开了以下一些外交活动：
1.争取出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尽可能留在安理会内，首先获得“准常任理事国”身份，参与重大国际事务的决策，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为进入常任理事国做好准备。这一活动已取得成效，例如，为在1991年第46届联大会议上当选为非常任理事国，日本利用1990年明仁天皇举行即位大典的机会，展开了所谓“即位外交”，向前来参加庆典的158个国家的代表游说并给予优厚礼遇，1991年又说服巴基斯坦放弃竞选非常任理事国，使日本成为亚洲地区唯一的候选国，最终使日本获得绝对多数而第七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
2.争取更多地参与联合国的管理，这也是日本政府为扩大国际影响，进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做准备。如前所述，日本在联合国已有三人担任着高级职务，这显然已经打破了联合国的惯例，但日本对此并不满足。1990年11月第六次联合国秘书长选举时，日本曾有意推举其外务省次官小和田恒竞选，后因加利占据优势而作罢；在1991年10月举行的国际法委员选举中，日本推举其驻埃及大使山田中正，最终以所得选票最多而当选；1993年日本又推荐其外交官赤尾信敏担任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负责人；此外在联合国重要机构国际法院中也有日本法官小田滋担任职务。
3.加强同拥有多数票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日本深知，要想修改《联合国宪章》，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占联合国成员国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因此日本以自己曾经提供世界上数量最大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为武器展开与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外交。在发展双边关系时，日本越来越重视将提供援助与争取受援国支持日本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挂钩。此外，还对全球环境以及中东、柬埔寨等地区和国家的战后重建和非洲经济发展等提供巨额资金，以博得发展中国家的好感。日本的这一做法也已初见成效，在1992年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和联合国大会上，不断出现要求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呼声，甚至有些国家的代表明确提出“给日本、德国等经济大国提供表演的舞台”，当时的智利总统艾尔文在访问日本时也表示“对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我们深表敬意。联合国必须进行改革，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理所当然的”。
4.取得常任理事国和其他一些同样要求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的理解与支持。日本政府深知，必须取得安理会现有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支持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外交目标，因此日本在基本上获得了美国、英国、法国三大国承诺给予支持的同时，也在积极谋求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支持。此外，日本同德国、印度、巴西等也想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国家积极进行外交协调，以便同这些国家一道推动安理会的改革以及彼此支持实现共同的目标。
但是，由于联合国的改革不仅要涉及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革，而且这一变革事关众多国家的利益，所以尽管出现了对联合国及其安理会进行改革的呼声和愿望，但要在短时间之内对《联合国宪章》进行修改以及制订出具体的改革方案，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日本所确定的1995年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目标并没有实现。不过，日本并没有放弃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仍然促成了联合国成立一个工作组来讨论有关联合国改革的问题。1996年9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除了高度评价联合国所发挥的作用外，还呼吁联合国在安理会、行政财政和社会经济三大领域推进改革，并希望为实现这一目标发挥主导作用，以及希望在作为联合国活动中心的安理会尽到本国的责任。其后的历届日本政府同样继续积极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和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活动。
2004年联合国大会期间，日本联合德国、印度、巴西共同组成“四国集团”，明确要求尽快启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改革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005年3月，在联合国改革工作组多年研究讨论的基础之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提出了《联合国改革报告》，其中涉及了安理会的改革，准备在其任期之内启动和完成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改革，而且表示日本和德国这样的国家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年9月，四国集团也踌躇满志地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试图一鼓作气促成安理会的改革。但是，围绕安理会的改革再次引发了众多国家的争论与竞争，例如针对四国集团的外交活动，墨西哥等一些国家也组成了一个抵制四国集团的“咖啡俱乐部”。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想要“入常”的国家都难以获得联合国内三分之二以上多数国家的支持，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和美国等大国虽然都同意安理会的改革，也对一些国家表示过支持，但是并不愿意看到联合国内的分裂，更不赞成对安理会现有权力结构做重大变动，所以到最后中美一道共同否定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集团提出的安理会改革方案，致使日本的“入常”梦又一次破灭。
然而，不可否认，日本积极的联合国外交也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改革联合国安理会的国际舆论已经形成，即大部分国家都要求或支持改革联合国，其中主要的又是要改革安理会。在1995年2月至3月召开的《联合国宪章》特别会议上，已经同意向联合国大会建议尽快在适当时间就删除“敌国条款”问题开始进行修改宪章的手续，这一建议已经被写进了1995年12月通过的联大决议中。迄今为止，日本已经十次当选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是当选国家中次数最多的。2005年的改革方案虽然没有能够实施，但是其改革的精神却比较符合日本所追求的目标。当然，由于这一改革涉及世界各国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作为日本联合国外交中心任务的“入常”问题仍然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安理会改革的前景仍然不明朗。但是，日本仍然没有放弃目标，仍然在积极地争取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如2008年日本的《外交蓝皮书》即认为：“对日本来说，安理会的改革与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是联合国外交最重要的课题。”
（三）参与联合国框架内的活动
为了能够在联合国内发挥更大作用，日本还积极参加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活动，这些活动主要有：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开发援助、军备控制等全球性问题上占据主导地位。
由于历史的原因及战后日本的畸形发展，日本很难直接在国际政治中占据主导作用，但是冷战后国际环境的一些变化似乎为日本带来了机会。日本政府认为：“冷战后的国际贡献是一个具有广泛内容的概念，它包括如何发挥经济能力、如何阻止武器扩散、如何推动各国的民主化和如何保护地球环境等。”于是，日本利用联合国开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以此来扩大自己的国际政治影响，在新的国际政治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例如，在1990年6月，日本积极促成了有关柬埔寨问题的东京会议，成为战后日本直接参与解决国际冲突的最初尝试，并在随后的柬埔寨问题的解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日本是提供资金最多的国家，总计达130亿美元，但是为了改变“只出钱不流血和汗”的国际形象，海湾战争后日本政府绕开国会以政府令的形式决定向波斯湾派遣6艘扫雷艇和400名自卫队员，协助多国部队清除水雷，同时加紧对国内的《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PKO法案）进行审议，使其在1992年6月5日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据此又先后向柬埔寨、莫桑比克、索马里等国派出了由自卫队员组成的维和部队；2003年的阿富汗战争之后，日本也以反恐名义向印度洋派遣了自卫队；1991年5月，联合国选择在东京召开了冷战后第一次国际裁军大会，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发表主旨演说，提出增加常规武器出口透明度和设立武器出口申报制度的建议，表明日本要为推动国际裁军与防止核扩散发挥积极主要的作用；1996年9月，日本积极促成联合国大会《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通过，以及多次支持延长《防止核扩散条约》；1992年6月，在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日本提出增大用于全球环境保护的政府开发援助，并承诺控制本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1997年12月，日本又积极促成了在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并通过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京都议定书》；在20世纪90年代很长一段时期内，日本在联合国内所提供的经济开发援助资金都占据了主要的部分。
（四）日本联合国外交的前景
冷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总体上有助于日本在联合国内发挥更大作用，所以日本才有可能积极地想要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列，但是要真正实现这一愿望并非轻而易举，它受到了国际；国内多种因素的制约。
首先，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有关部分，如宪章第8章第53条的“敌国条款”就是日本出任常任理事国的主要障碍，同时需要修改关于安理会构成的有关条款。而修改《联合国宪章》，不仅仅是个程序问题，更是一个实质性的政治问题。联合国各成员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对此都比较慎重。根据宪章规定，修改宪章须得到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以上多数赞同并包括五大常任理事国的一致同意。然而，要拿出一个既为大多数会员国赞同又为五大常任理事国接受而且又有利于日本出任常任理事国的新宪章，实属不易。安理会的构成虽然有待改革，五大常任理事国拥有的否决权从理论上来说也缺乏平等性，为此不时遭到一些中小国家的指责，但是在战后国际政治的现实中，安理会客观上对制约大国间的冲突和稳定国际局势发挥了一定积极作用，而且已经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和规则的结构和运作方式。如果突然打破现有结构、改变现有规则，那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有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动荡。因此，虽然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但要稳定地向新结构和新的运作方式转变，还需要时间，而这就意味着日本的愿望还难以很快实现。
其次，日本出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需要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虽然许多国家都主张安理会的改革，但是未必都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或者至少对日本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持保留态度。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日本做更多的国际贡献，这主要指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援助，而对于日本作为常任理事国在政治上发挥更大作用却并不一定赞成，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经遭受日本侵略之苦的亚洲国家更是如此。五大常任理事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也存在不同意见。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就表示原则上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后美国的历届政府也都做出了大致相同的表示，但是在行动上并未做出什么举动。1992年，美国副国务卿助理约翰·波尔顿在美国国际法协会发表的演讲中甚至直率地宣称：“美国的立场是，日本应该在一个适合的时候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目前还不是时候。”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对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表现出了热情，曾明确表示“安理会应该扩大，应该吸收德国和日本加入常任理事国”，“我们准备仔细考虑进一步扩大安理会以便适当增加一些席位”。在2005年的安理会改革中，美国也曾表示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美国之所以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主要是希望日本更多地承担起国际责任，在国际安全保障方面提供更多经费，以便协助美国应付世界各地出现的各种危机，但并不愿意看到由于日本的加入而改变现有权力结构以致引起其他影响国际局势稳定的连锁反应和危及美国的领导地位。
英法两国由于本身实力相对下降而对安理会的改革一直持消极态度，唯恐削弱自己作为常任理事国的地位，但是面对冷战后联合国改革的大趋势，两国也先后表示可以讨论安理会的改革问题，而且对德国和日本要求“入常”的愿望也给予了支持，不过同时也一再表示改革安理会的目的是确保安理会的有效性，而并非改变现有的权力结构。
俄罗斯虽然对日本争取出任常任理事国也给予了理解，但是从未明确表示过支持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1994年4月，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曾经指出，《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提法已过时，应该删除。这无疑是帮了日本的一个大忙，但是他同时又表示：“扩大安理会组成一事负面影响很大，在安理会内部取得一致意见以前不应该提出具体候选国的名字。”①尤其进入21世纪后随着俄罗斯大国地位的逐步恢复，以及同西方逐渐拉开了距离，俄罗斯对日本的“入常”问题就更没有什么积极性了。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之一，虽然也赞成改革联合国及适当扩大安理会的席位，但是其基本政策是希望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安理会中的发言权以及不破坏目前安理会内部的权力结构，对日本想要“入常”的愿望仅仅表示理解，却并没有明确表明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甚至，在2005年围绕安理会的改革，中国间接地同日本展开了一场外交博弈，后来在2008年5月中日宣布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时中国曾表示愿意看到日本在联合国内发挥更大作用，但同样没有如日本所希望的那样明确支持日本“入常”。
除去五大常任理事国的态度之外，日本还必须平衡与其他也要求进入常任理事国行列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有德国、印度、巴西、埃及以及尼日利亚等。日本同这些国家既有共同利益和要求，也存在着竞争关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虽然有可能增加，但是又不可能同时容纳太多的国家。如何能够在这些国家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改组安理会并使日本也实现自己的愿望，其实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例如，四国集团既增加了日本和这些国家共同要求改革安理会的声势，但是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这些国家不可能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而且这些国家都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
最后，日本国内的政治、社会状况也对日本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进程带来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安，先是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一度下野，导致战后长期的所谓“1955年体制”崩溃，其后出现多党联合执政局面，2009年10月长期执政的自民党战后首次失去日本第一大党地位，并失去了政权。直到如今，日本政局仍然没有趋于稳定，各种政治势力仍然在不断分化和重新组合。与此同时，日本经济长期低迷，社会也发生了多次举世震惊的大事件，如1995年的阪神地震、东京和横滨的地铁毒气事件、东京都政府大楼爆炸事件等。尤其2011年3月发生的东北大地震及海啸，一改以往日本不但经济发达而且社会稳定的良好声誉。这一状况严重影响了日本的外交能力，也影响了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对其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非常不利。此外，在国内舆论和完善法律体系方面也存在问题。虽然日本大部分国民认为日本应该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是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同时也就意味着将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承担更大的责任，日本不仅需要更多地出钱，而且相应地需要增加军事能力，向国外派遣更多的军事人员。而这一点对日本国民来说还需要一个逐渐接受的过程，尤其在目前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的情况下，日本国内对于在资金上对国际社会做更大贡献会有不同考虑。同时，对于日本国内的现行法律也必须做一些相应的调整和修改，甚至包括修改宪法，才能够使日本完全合法地适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需要。
可见，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不过，也正因为如此，日本可能会更积极地展开联合国外交，加快走向常任理事国的步伐。在目前还很难较快实现安理会的改革和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前，日本仍然会在联合国框架内在环境保护、节能减排、开发援助、解决地区冲突等方面发挥作用，以此作为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和发挥更大政治作用的重要途径。
从目前的各种因素综合考虑，只要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并扩大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日本很有可能成为首批候选国家。因此，对于日本的“入常”问题，除去需要判断日本何时加入的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如何进入，将如何改变现有安理会权力结构以及日本一且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之后将如何发挥作用等。日本目前是为进入常任理事国行列而展开外交，成为常任理事国之后当然会更加积极地推行其联合国外交，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对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也即利用安理会这个国际舞台发挥自己更大的政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