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勇长篇小说《养女》
陈勇作为我区小说创作颇有成就的作家，虽然我们交往并不是很多，但从他一贯坚持的创作可以看出，他是把文学作为自己终身奋斗的事业，对文学怀有宗教般感情的人。他从事文学创作30余年，笔耕不辍，成果颇丰。从报刊上断断续续地读了一些陈勇的小说散文，能看出他创作的功力和感悟生活的敏锐。这次读到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养女》，便被作品所寄寓的人间情怀深深感动。这种感动不单是来自于小说所展示的道德伦理力量，还来自于小说对人性良知的拷问。陈勇的小说语言是平实而沉稳的，小说情节和矛盾冲突的推进，都是在一种从容不迫的沉实中展开，善恶美丑的交锋一次次逼近读者的心灵深处，在拷问人性良知的同时，展示苦难和生命境遇中的无奈和真实，真挚而丰沛的情感力量直指人心。这种感受，无疑是来自作品所发散出的艺术感染力和坚韧的审美质感。小说在结体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和语言上的老道深沉，具象表达呈现出的意绪、韵致的灵动和洒脱，流畅的叙事所营造的氛围，显示出作者处理小说结构和情节推进上的果断和精明。小说围绕养女被拐卖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程、生死歌哭，命运的波谲云诡，生命的无常和人性的丑恶与善良，以从容之笔从容舒缓地展开。从这部看似简单，实则触及人灵魂的小说，写出了那些潜伏在时间之下有形和无形的精神、情感、人性变异的碎片，在客观冷静、几乎不见策略的叙述中缓缓地浮出地表。作家用心用情、深入到人性肌理的耐心呈现，人物性格和命运，情节与场景，结构与细节的呼应，叙述时间上的有序推进，使得整个文本空间和叙事形态有条不紊，富于张力而充满变数。他建构的属于自己的小说世界是真实的，丰富的，艺术的，同时也是审美的。
在这个消费时代，我们曾经所尊为神圣的文学也在遭遇不可遏止的“被消费”。就当前文学所呈现的病相来看，有时代的问题，有创作主体的问题，也有读者的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创作主体（作家）的问题。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确实让我们的文学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在西方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之后，我们有必要对“上帝死了”之后的人生寄寓做出选择。毫无疑问，尼采在近代哲学史上最明确地揭示了人是依赖于意义而生存的存在物。他指出，人的真正痛苦不在于痛苦本身，而在于痛苦的无目标性，即“为了没有解决存在意义这个难题而感到痛苦。”对人来说，“人需要一个目标，人宁可追求虚无也不能无所追求。”因为“任何一种意义都强似于无意义。”人是创造者、立法者这一命题意味着，人为着生存，必然赋予毫无意义的人生与世界以某种意义，必须制订人们能安身立命于其中的价值体系。那么我们说给人类生存提供意义的除了宗教哲学之外，还有什么？我想，在这个时代，建构意义的精神担当是不是应该有文学的一份责任。正是上帝之死，使文学临危受命。文学需要承担大众强大的精神引领功能。文学使人类得救的同时，也使得人类在孤独的存在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的使命并不轻。然而，从当下文学的整体品质来看：文学缺乏人性开掘的深度。审美低俗化，感官化，缺乏理性精神和人文关怀。究其根源，是我们的作家本身出了问题。许多作家坚守精神高地的忠诚度在下降，创作理想受到功利主义的严重侵害，出现了一些低俗的以解构、反讽、戏拟等为特点的游戏文字，一些作家对纯文学的坚守已经被所谓的通俗文学甚至是庸俗文学所摆渡，写作沦为简单直接的挣钱。创作严重脱离生活现场，漠视大众生活，陷入了迷惘与失衡的精神空间，想象日渐苍白，情感几近干枯，写作只是词语毫无生命的滑行，缺乏形而上的建构和意义。为此，在这样的时代，我们的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建构一个怎样的哲学观、世界观问题。这也是当下文学所面临的本质问题，也是作家们所面临的最本己的问题。
遍览陈勇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他对文学的终极使命是清楚的，对创作所寄予的理想追求也是明确的。因此，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当下文学呈现的诸多病相。他作品中所展示的人道情怀和价值取向，充分说明他视为生命历炼的文学创作，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小说创作的优秀品格上，努力践行文学关注生活、关注现实、关注理想的神圣旨意。尽管小说《养女》还存在人性深度的开掘稍嫌不足等平面化现象（这会有意无意地外化作者的内在立场，强化作者本来应当隐蔽的价值取向，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侵占读者进行理性反思的空间。），但这并不影响它成为一部可读性强、读者欢迎的好小说的事实。下面，就《养女》读后的一些突出印象分三个方面分析如下。
第一是道义的坚守和人性的光芒，这是《养女》之所以能赢得读者好评的主要原因之一。看待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思想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也是决定一部作品水准的基础。陈勇是一个有信仰的作家，陈勇的信仰是一种对文学本身和生活本身的信仰，这种信仰决定了他的价值观和文学观。他信奉“真善美”，始终坚持文学应给人温暖，抚慰人的心灵和精神。他对人性善的表现，对于生活诗意的提炼，在展示人的内心力量、维护文学的基本品格的同时，也让他的小说展示鲜明的道义持守。小说《养女》极力张扬人性的真善美，鞭挞假恶丑，表现了作者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人道情怀。在时下物欲横流的消费社会，这样的坚守意义不言而喻。作者在谈到他的创作体会时说：父亲和林杏花是他最牵肠挂肚的两个人物。可见作者对他们的重视和钟爱。“在我看来，父亲是宽容和救赎的化身，他默默无闻地为整个家付出着，他以男人的宽广之躯见证和融化了一切。从生命学的角度讲，他完全可以收拾不听话的儿子，但他掌控不了世俗对善良人性的一点点蚕食，面对无奈的儿子抛弃妻子，他怒其不争，却又爱莫能助，在父与子的严重对峙中，我们可以完全体会得到生活面带血丝的隐痛；而相比之下的林杏花就显得更加光彩照人，她的生命轨迹虽然短暂，却一直照亮我们的灵魂。”对父亲这个人物的塑造作者是下了功夫的，三次寻女的磨难演绎，对道义的坚守和对做人立场的毫不妥协，让我们看到了在高尚的灵魂与卑下的欲望之间泾渭分明的人性雕像。让人感叹的还有林杏花这个人物的塑造。我们说林杏花并不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但这个人物的出场却光彩照人。她不但外表漂亮，多才多艺，而且心底善良，善解人意。她的遭际与小说中的“我”有相似之处，都是“拐卖妇女”的受害者。但与“我”不同的是，她的智慧、勇敢和善良。因此，她的死是让人不忍展示的。特别是她为救“我”（一个和她并不相干的人）而死就有了撼人心魄的力量。当然，在整部小说中，这样的正面人物还有不少，比如断腿老汉、石柱、龚真等。在他们身上呈现的人性光芒，构成了这部小说的内在支点和精神力量，成为这部小说的灵魂所在。也使这部小说在精神维度和价值取向上完成了它形而上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