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教育不思考、不领悟、没思想、没智慧的教师，算不上是合格的教师。充其量，就是一个死教书、教书死的工具。
教育需要批评，就好像人需要医生一样。讳疾忌医的人，要丢掉性命。忌讳批评的校长，要把学校办烂。
在今天这个社会，无论谁都可以对教育发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教育自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那就是不管你说什么、怎么说，关键看你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
一篇小说引发的思考
几年前，有人写了一篇题为《高等教育》的微型小说，致使相当一部分教师错误地认为，学校教育应该向质朴自然的家庭教育靠拢，重视身教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对于这个说法，我却不敢苟同。
这篇小说所蕴涵的教育哲理朴素简单，孩子们的成长，关键要看大人怎么做，不看大人怎么说。小说中的“强”，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父母对他弟兄两个的“教育是从一粒米、一根线开始的。”“不指望”“他们高人一等，能做好自个儿事就中……”强所受这种“高等教育”，靠的就是父母的身体力行。父母的熏陶是他后来成功的基石。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和人生，我们崇尚什么和鄙薄什么，我们如何待人接物以及我们的气度和胸襟，都会对孩子产生深远影响。但是，良好的身教并不能代替语言在教育活动中的巨大作用。况且，低估语言教育的作用，以及不得法、无效果的利用语言，仍然是学校工作中普遍存在的最薄弱方面。所以，言语教育不但不能削弱，反而要进一步加强。
列宁把语言看做人类交际的重要工具，并认为，语言也是一种行动。按克鲁普娅的看法，“言传法”不能从学校里丢掉，这是一种合乎自然的交际方法，一种传递思想的方法。马卡连柯同样十分公正地指出，过分地害怕言教，比不相信语言上的表达，出现了取消语言的倾向，还要危险得多。因为人的思想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出来，人的思想只有通过语言的发展才能获得自身的发展。苏霍姆林斯基进一步揭示了生动的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的经验可能性，界定了种种条件，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语言的教育功能。语言是对受教育者的意识施加影响的有力手段，尽管理所当然的不是教育中的一切都能仅仅归结于语言，但若没有严肃、理智的语言也不可能培育出受教育者的种种品质。尤其是高超的教学语言，是直接诉诸学生的心理和心灵的，其教育作用万万不可被忽视。
从孩子学话说开去
自从吕叔相先生对语文教学中“少慢差费”状况提出批评以来，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其间语文教学旌旗招展，百家争鸣，新理论、新方法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然而，到头来学生语文成绩低的问题并没有因此而解决，语文教学依然危机四伏。甚至有人断言：“当一切为了升学考试时，方法越好，也许会将语文课引上绝路”。
怎么会这样呢？鲁迅先生有一段描述孩子学话的话，倒是切中了要害。他说，孩子们“学话的时候，没有教师，没有语法教科书，没有字典，只有不断地吸取，记住，分析，比较，终于懂得了每个词的意义，得到两三岁，普通简单的话大概能说了，不大有错误”（《人生识字糊涂始》）。面对孩子们如此高学习语言的效率和能力，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语文教学现状：“十年时间，二千七百个课时，用来学习国文，却大多数不过关”（吕叔相《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的问题》）。的确，这种状况让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话说到这里，人们不仅要问：孩子们为什么能学会说话？什么原因使语文教师和学生十年的心血付之东流？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把二者认真地比较、研究一番，自然会“真相大白”。
首先，学习目的不同。孩子们学话是生活的需要。随着年龄、智力的提高，他们要和周围的人沟通感情，交流思想，总想把喜怒哀乐和生活欲望表达出来，于是就尝试着领会、感悟和把握语言。而当今的语文教学是以升学考试为目的。尽管《语文教学大纲》中明文规定：语文教学的任务旨在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使他们养成正确运用祖国语言的良好习惯。但这是一句话能解决得了的问题吗？语文教学总是同教学思想、教材、教法、社会需要，特别是考试制度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社会看中考试的时候，无论语文怎么个教法，都改变不了语文课的现状。目前，升学考试是基础教育终极目的，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它把语文教学硬拖进了应试教育的死胡同。
其次，在知识与能力转化上程度不同。“语言文字的学习，出发点在‘知’，而终极点在‘行’；到能够‘行’的地步，才算具有这种生活能力”。孩子们学话，正好体现了叶老这一思想，但我们实际的语文教育活动只是通过言语作品的中介传授语言知识，没有在此基础上强化感受能力培养。
第三，对学习内容和学习形式的着眼点不同。孩子们学话的时候，不仅能记住大人说话的内容，更能注意到他们说话的语气、神情和体态等。但实际的语文教学，却过分地重视课文的内容而忽视了语言形式。不少教师即使注意到了形式，也往往是情节结构、写作方法这一部分，没有在语言对象转化为学生实际能力上下工夫。
第四，对感受与理解关系的处理不同。孩子们学话的时候，先是不断的吸取，记住，然后才是比较，分析，最终达到理解的目的。但在实际的语文教学中，大多数学生没有养成预习的习惯，课前从不主动感知课文；上课时由于赶进度，教师们也注重了理解而忽视了感知。其实，只有学生对课文有所感有所知时，言语作品才能入化他们的言语器官，他们的学习才会有收获。
通过以上四方面比较研究，会清楚地发现，当今语文教学中存在着教学目的与生活需要、教学活动与培养目标以及教学中内容与形式、感受与理解等方面的“错位”现象。而且我认为，这二十年来语文教学中“少慢差费”和学生语文水平徘徊不前，就是因为这些“错位”现象的长期存在。我们要改变语文教学的现状，就得首先矫正这些“错位”，处理好三方面改革：一是处理好语文教学和生活需要的关系，给语文以可供发展的基础，还教师和学生以创造的活力。二是更新教材，调整课程结构，处理好语文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使语文教学向各个领域扩展，延伸，为学生提供一条通向现实、未来和理想人生的走廊。三是以先进教学理论为指导，正确把握语文学科自身规律，处理好语文教学内部诸多矛盾关系，把语文训练纳入科学高效的轨道上来。
中小学教育的问题出在哪里
美国移民服务局日前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11年投资美国的移民中，中国人占了3/4。而此前中国招商银行和贝恩资讯公司联合进行的一份调查称，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在这些富豪海外投资目的中，子女教育因素占50%。他们所考虑的子女教育问题，正呈现低龄化趋势，大多不是考虑接受本科或以上教育，而是高中甚至初中及以下教育。与此相反，在2010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中，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三项指标得分中，首次代表中国参加测试的上海均名列首位，把美国甩在身后，令奥巴马总统也坐不住了。那么，中国富豪们为什么还会因为子女教育而揪心呢？我国中小学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一、新课程改革遭遇难题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与规划纲要》，显然已经注意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它所确定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教育管理制度改革、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考试升学制度改革，都直指当下教育问题的要害。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这些改革在推进过程中，遭遇各方阻力，进展缓慢。
例如，由“新课改”引发的教学改革，在取得进展的同时，遭遇了三大难题：一是学生积极，老师不积极。调查显示：63.4％的教师认为“新课改”后工作量增加了，这使一些教师缺乏推动“新课改”的积极性。二是学校积极，家长不积极。深圳第二高中派了几批教师去“新课改”的典型——山东杜郎口中学学习，试图复制其“新课改”模式。“可惜搞了一年就搞不下去了。学校不是不想搞，但家长们担心升学率受影响，纷纷给学校打电话，要求学校补课。”刘伟说。“现在大多数家长是应试教育的帮凶。”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三是差学校积极，好学校不积极。开展教学改革的学校多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如杜郎口中学、东庐中学，原本都是很落后的农村中学。一些教育专家戏称，这场教学改革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呢？因为不改就是死路一条。”崔其升说，改革之前，杜郎口中学人心涣散，学生辍学率很高：初三有一个班，开学时有五六十人，毕业时只剩11人。县里几次想要撤掉这所学校。那么，大城市的“好学校”能不能借鉴这些改革举措呢？“我们学校现在的升学率就达到90％以上，如果推行新的教学改革，一旦升学率下降，谁来承担责任？所以条件较好的学校改革动力不大。”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朱老师如是说。
二、教育公平受到质疑
近来，一些学校出现的“颜色标签”颇为引人注目。西安一小学给“差生”戴绿领巾，包头一中学给“好学生”穿红校服，山东一中学用红黄绿三色作业本区分学生成绩好坏。这些做法，尽管其初衷可能是教育探索，激励上进，缩小差距，但在教育实践中，已然变形走样，甚至背道而驰。“颜色标签”已给一些孩子的精神世界蒙上了一层阴影。
除了这些看得见的“颜色标签”，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看不见的教育差别标识。学校有重点校、普通校之分；班级有重点班、实验班、普通班之别；学生有特优生、良好生、普通生、差等生之属；农民工子弟“入学难”背后是户籍制度下本地居民、外来人口的待遇差异；义务教育阶段“择校难”背后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
在现实的困惑与改善的努力中，教育公平的逻辑越来越鲜明：教育发展需要量的丰富，但更要有质的均衡；需要技术的升级，但更应立足人的发展，“教育的目的在于充分发展人的个性并加强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
三、素质教育受到围堵
“高考不考，看闲书有什么用？”新课程理念要求加大学生课外阅读量，这是提高学生人文素养的核心。但受高考模式限制，被称为“文化殿堂”的校园早已异化为“文化沙漠”。语文教师给学生推荐名著，家长反对，班主任老师反对，他们众口一词：“高考不考，看闲书有什么用？”在我们身边，还有一种奇怪的现象：一个老师注重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提高课堂的“文化趣味”上下工夫，课讲得好，学生喜欢，但学生考试成绩不一定好。相反，有的老师，不讲究课堂教学艺术，从高一开始，就对学生进行答题训练，学生考试成绩却十分突出。课堂艺术与教学成绩不一定成正比。于是，许多满怀教育理想的教师，在残酷的应试背景下，放弃理想，屈从现实。
在考试阴影下，教学很难呈现出本来应有的美丽。且不说名目繁多、重复累赘的考试本身，单是课文教学一般也得服从考试需要。提倡学生自由练笔，但阻力重重。因为“我手写我心”的文章，极有可能在高考中被定位为“另类”。在当今高考阅卷模式下，学生写作会永远以“稳”为主。雕章琢句的伪文化散文大行其道，“板块组合”式议论文会得到一个“平安分数“。“个性化写作”是雷区。这样，学生硬着头皮去寻立意、明观点、找材料，形成“新式八股”的文风。司马迁、屈原、王昭君、苏轼成为高考作文中不断被大量克隆的“恒定”材料……
四、教师心理问题日益突出
谈到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人们首先会想到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但在采访中发现，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这种状况在中学教师中表现更为明显。一是社会、学校、学生对教师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期望值越来越大，教师工作更为繁重和忙碌，不但有备课、批改作业等日常工作，周练、月考、统考等也让教师疲于应付。二是目前一般以优秀率、升学率、高考一本、二本上线率等作为评价标准，教师一刻都不能松劲，压力比较大。三是教师本身也面临着升职、晋级、继续教育等自我发展的压力。有人做过统计，从早晨6点左右早自习开始到晚上10点左右晚自习结束，一个老师在校时间大约有十二三个小时。教学任务繁重，工作压力大，耗费时间长，几乎成为中学教师工作的普遍状态。由此，带来不少生理和心理问题。
在采访中遇到某中学语文老师张某，就是其中一例。张老师今年41岁，因为工作压力大，出现神经衰弱，常常失眠，夜里多梦、盗汗。上课迟到，被领导批评，遇上听课，讲课内容却完全忘记，是张老师梦中经常出现的场景，上课时也多次出现因体力不支昏厥的状况。而32岁的中学历史老师吴某，则表现出难以与同事友好相处、共同合作，有时甚至发生纠纷。对待学生也态度粗暴，时常牢骚满腹。种种案例表明，教师心理健康问题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