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忆的人是残缺的、干巴巴的人，人类和个人从时空上说都是历史的。
没有回忆活动的人，甚至无法欣赏许多文学艺术作品，更谈不上从事文学创作。
失去对往事的回忆和对未来的希望，就难以把握现时。把握不了现时的人是一个不会有成就的人，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
心系文学
上初一时，我的一篇题为《我的父亲》的散文，竟然被当时颇有名气的语文老师看中。作文课上，他把我的文章当做范文，给全班同学抑扬顿挫地朗诵了一遍，并极富表情地表扬了我。从那时起，我便如现在的文学青年一样，动不动爱以大家自居。可是当我读了朱自清的《背影》以后，不敢再看自己那些被称为散文的东西了。它的浮浅，不关痛痒，令人不能容忍的小里小气小情小调，让我直冒冷汗。好在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了。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走出热闹，沉静下来，像张承志读《史记》那样，老老实实地阅读名著了。陈子昂怆然而涕下的悲凉，余光中满腹的乡愁，李太白那天马行空无羁无绊的歌唱，朱佩弦荷花塘上朦胧恬淡的月光，着实让我感到了一种生命的勃发和自然的美妙，无形中文学大师们那飘逸洒脱而又幻化绝伦的情思使我像罗曼·罗兰读《阿Q正传》时那样陶醉。因为陶醉，乃情之所笃，文学便成了我的灵魂之乡。
所谓文学是个什么东西呢？到了如今，我也不大了然。据说，曾国藩一生荣辱与家乡的枫藤相应。我大惑不解，人与枫藤又有什么联系？后来上了大学，我竟把它和文学联系了起来。我想这或许就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象说法吧。在我看来，文学所创造的语言和典型虽然是现实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的，或者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无论多么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它总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而这些精美的语言珍珠和血肉丰满的艺术典型更是带着血泪降临到世界上来的，于是倍加让人珍重。由此看来，光大曾氏几百年来门楣的曾国藩，大概是湘西枫藤文化长期孕育的结果。枫藤的荣枯应和着曾国藩的浮沉，这也并非偶然了。
我爱湘乡这一富有想象力的杰作，因此便热衷阅读和写作。文学的魅力似乎就在这里。记得王尔德为那件不名誉的案子过堂被审，Harris认为王尔德肯定会说：“我是个戏剧家，为观察人生，什么样的人都应当交往。假如我不和这些人接触，我从那里找戏剧中的人物呢？”可是，王尔德竟然没有这么去答辩，结果官司输了！把王尔德暂且放在一边，艺术家得去体验生活，的确是必不可少的。连读书也是如此。渐渐地，读得多了。平日的所见、所闻、所感，凡我不能形诸文字的，总能在文学大家的笔下找到。由此我想到，文学本来是人类感觉器官的延伸。可是，目前文学教育在忽视感知、毫无意义的分析中，不仅泯灭了教师自己与生俱来的淋漓想象，而且也扼杀了学生禀性中的“疯”性。即便有几个“疯”了，也要有反叛流俗的勇气和决心。韩寒肯定是“疯”了，因此他像郭沫若一样，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环境中，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奇才。可悲的是，十几年来，尽管我对文学有缕缕的缱绻，本应该像韩寒一样，勇敢地尝试那些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没有人做成的事，去沾汨罗的悲涛，掬易水的寒波，去歌楚臣，哀汉将，跟古代最敏感的心灵——陈子昂在幽州台上抬一抬扛。但是，身处纷乱浮躁、喧嚣扰攘的教改热浪之中，我还是有理由偷懒的，会心安理得地不读书，不写文章。而且一停就是几个月，有时会更长一些。这对于一个“疯”性已灭，只剩下一箩筐可怜的文学常识兜来兜去，而且还做着文学梦的中年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劫难。
十年后的今天，我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忝列到编辑的行列，堂而皇之地办起校刊来了。每当读着“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质朴作品，心中时不时有一股要写作的强烈冲动和激情。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代：早读时，我们班女孩子总到后山找一棵最茂盛的相思树，分坐在各个枝丫上，远远看去，就像栖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相思鸟。你总要神神秘秘地把我拉走，到林子深处去。我们把书摊开，做出早读的样子，而鸟儿正开始真正的早读。诵读淡青色的风，无拘束的云，拨开灌木丛，白色野蔷薇正在安详地开放。午休时，我们手拉着手，满山摘草莓，把熟透了的随手塞进口中，将钻石一样完整地包在手帕里，直到我们的手、我们的唇全染得红艳艳的……好久没有这么冲动过了，想着想着，我竟然傻里傻气地神志飞扬起来了。
西谚云：“人的生活在四十岁才算开始。”好像四十岁以前，不过是几出配戏，好戏都在后面。唯独文学艺术创作错过了创造的黄金年龄，偷学少年，那自然如秋行春令，有点勉强了。但我不相信命运，也不相信天才。在我看来，一切都在人为。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因果关系的必然。既然文学是我灵魂的归宿，那么我要对自己发誓，跑好人生这最关键的一圈。
灯影书香忆恩师
今夜，在昏黄的灯下，阅读加拿大著名教育家迈克尔·富兰《变革的力量》。突然，有两个十分鲜活的形象从脑海中蹦出，拂之不去。一个是爱讲故事的邵老师；另一个是博学多闻的艾老师。我觉得他俩正是迈克尔·富兰所称赞的具有道德力量的老师。
邵老师是民办教师，跟我同村。喜爱读书，熟谙掌故、逸事、传说、野史和杂记，擅长讲故事。小学三年级时，他代我们班的历史课。每次上课，弯腰弓背，喘着粗气，脸色苍白。课上不到一半，有些同学就坐不住了。做小动作的，说闲话的，开小差的，干什么的都有。但他总是不紧不慢，不躁不愠，话锋一转，朗声说道：“同学们，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好不好？”教室里顿时活跃了起来。他讲故事，娓娓动听，引人入胜，有说书艺人的风采。这时候，即使班里最调皮的男生，也竖起耳朵，静静地听着。
一天，吃过午饭，我来得早，校园里异常安静。只有邵老师在他那间破烂不堪的办公室里朗诵古文，偃仰啸歌，怡然自乐。出于好奇，我在门外偷听。过了一会儿，邵老师才抬起了头，发觉门外有人，说：“进来坐坐吧！”我忐忑不安地跨进门去，他问：“喜欢读书吗？”我说：“喜欢。”转瞬间他那苍白的脸上泛起少有的喜悦，接着说：“读书不能看热闹，要看门道。”随后，又给我讲了许多读书和做人的道理。临走，他从书架上轻轻地抽出了一本《文学家的故事》给我，说：“好好读吧！会有出息的。”从此，我和书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上小学时，除了上学，我还得帮家里干一些农活。到了夜晚，才能自由地阅读。那时，家里穷，一个月才买一斤煤油。每晚，我点灯耗油，对家里来说，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所以，母亲一觉醒来，总要催我早睡。但我读得入迷，哪里还顾得上她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一读常常就是一个通宵。油瓶空了，家里得黑几个晚上，我也挨了父亲不少打。但是，没过多久，他默许了。有了父亲的支持，我读书更加勤奋了。常常读完一本还一本，还了又借，就这样，一直坚持到小学毕业，邵老师那不到二百本的藏书竟然被我读完了。毕业前一个下午，他把我叫到他那间又破又烂的办公室里，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到了新环境，要发愤努力啊。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好自为之吧！”他有些感伤，像要离别一样。但谁能想到，秋季开学，邵老师竟然调到初中来了，还代我们班历史课，并兼做学校图书管理员。在读书上，他特别照顾我，常常给我开后门。所以，初中三年也是我读书见长的一个时期。
艾老师是我高中时语文老师，出身名门，祖上曾是陕北米脂县有名的地主，李自成也给他家放过羊。父亲在民国时期担任过甘肃省政府秘书长。他学识渊博，自不必说，单讲课就堪称一绝。有一次，上姚雪垠《虎吼雷鸣马萧萧》，要介绍李自成了，他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说：“陕北的米脂，是个产英雄美人的地方。李自成小时候给村里一位姓艾的地主放过羊，他是米脂人，有《明史》为证。但据我考证，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貂蝉，也是米脂人。”引经据典，言之凿凿。若是上古文课，那他就更来劲了。有时一个实字释义，也能列出几位甚至十几位专家的见解，旁征博引，论据充分。最后，他总会这样说：“艾某人认为……”其时，全班哄堂大笑，他也得意地笑了。那时，他虽然带三、四班语文，可是一、二班同学溜进我们教室来听课，则是家常便饭了。
和他聊天，既是文化会餐，也是精神享受。如果你提个问题，那他会引经据典，娓娓道来。从孔孟老庄说到扬马王班，说到朱熹、王阳明，说到顾亭林、黄宗羲、王夫子，说到梁任公、王国维，一直说到当代大家钱穆、季羡林、顾黄初等人。凡是与讨论有关的论据，他都能脱口而出，甚至在什么书，什么版本，第几页，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他析理之透辟，论断之科学，常让你折服不已。聊完后，让你常常会抒发相见恨晚的感慨，产生“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的独特感受。
上高一时，我的一篇作文，文脉紊乱，中心不明，语句上也有多处龃龉。他把我叫到办公室，一边修改，一边启发我，说：“这儿多了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是不是好些？……”改完后，他又和蔼地对我说：“看来你是读过不少书，文章有些根基了，可惜审题立意、谋篇布局和推敲字句上都欠些火候。把这本书拿去读读，或许对你有帮助。”我一看书皮，是吕叔湘、朱德熙等人合著《文章修改例话》。夜深人静，我躲在教室角落，点起油灯，在暗黄灯光下，偷偷地翻开书，读着读着，竟然被语言学家高妙点评感染了，一个夜晚，居然读完了这本书。因此，我改掉了作文中不少毛病，尚质朴，轻浮华。每次作文，不敢忸怩作态，更不敢哗众取宠。同时，艾老师批改也更加及时、批语也较前详细多了，有时竟比我的文章还要长。我感激地说：“艾老师，批语比文章长，我还没见过呢！”他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见识了。有一次，梁任公给人家作序，序文就比原文长了好几倍。历经几十年的沧桑岁月，本书湮没无闻，而梁任公的序文却越来越有名气了。”后来，我请教他作文技巧，他说：“文有常法，但无定法，文成法立，自然之理。顾亭林曾言：作文如风行水上，水波其下，自然成文，何法之有？鲁迅就最痛恨那些整天给年轻人讲授作文法则的人，说那是误人子弟。”从此，我默默地去写，再也不敢言“法”了。坚持了一年多，果然写出了几篇像样的文章来。他批阅后，甚是满意，写了一首诗鼓励我。诗曰：“真情真话缘真人，坦坦荡荡正气生。却去纤染水流长，天地宽广任君行。”即使上了大学，我也没有忘记他的谆谆教诲。在红男绿女、熙攘纷杂的城市里静下心来。每晚，在灯光下，独自坐在图书馆一角，专心攻读。要毕业了，当我把论文《虚实相依尽得风流》交给赵逵夫教授时，他赞不绝口。答辩那天，面对几百名听众和七名评委轮流提问，我口若悬河，对答如流。这不能不说是艾老师数十年来对我的栽培之功啊！
当了老师，艾老师对我更加关心。我回老家，常常和他不期而遇。有一次，街道相见，他让我蹲下，在下水沟旁，给我谋划起专业方向，他说：“我最近有个发现，古文字研究是个冷门，比较容易出成绩，你就从这方面着手吧！”其情意之拳拳，期望之殷切，可见一斑。此后，每到夜晚，等妻儿睡下，我爬在昏黄灯下，从《尔雅》开始，系统地攻读了许多文字学专著。三年之后，居然有了收获。在国家级刊物上先后发表了《“侧”字释义辨》《“岔断”简说》《“拟古”简说》三篇学术论文，受到了古文字专家顾正好评。
当教改甚嚣尘上，许多人因此红得发紫，这荣誉，那称号，纷至沓来，我也动心了。这时，我又想起艾老师20多年前的一席话：“再过二十年，中国教学改革还是没有什么成效的。以后，你们之中要是谁当了老师，不要轻言改革，还是多读读书吧！”于是，我狠狠心，泯灭了自己的想法。2006年11月，市教育局段督学来二中检查工作。在一次闲谈中提到了艾老师，我说：“艾老师对教改一直持反对态度，认为基础教育改革不会有多大成效的。另外，论功底，他应该有大作问世呀，可他为什么一辈子述而不作呢？”段督学说：“老艾反对教改是有理由的。他读书量大，功底深厚，非一般中学教师可比。他即使不备课，讲一两个小时，也能让你心服口服。他是不需要用什么教改来装点门面的。至于，没有著作行世，那是因为他父亲遭遇的缘故。”听了这番话，我如梦方醒。此后，在昏黄的灯下，我又积习读起书来，再不敢轻言教改了。
陆放翁诗曰：“书似青山常乱叠，灯如红豆最相思。”20多年来，每当夜间，灯光暗淡，我局促在斗室之中，临案读书，总会想起邵老师和艾老师。我知道他们都是淡薄名利之人，最讨厌别人宣扬。今夜，在这昏黄的灯光下，终于写完了这篇拙文，也许有朝一日他们会责怪于我。但对我来说，偿还了这20多年情感的债务，不能不说是一件快意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