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白胡子穷老头儿向我们讨钱，我的同伴约瑟夫·达夫朗什竟给了他一个五法郎的银币。我觉得很惊讶，他于是对我说：
这个可怜的人使我回想起了一件事，这件事我一直记在心上，念念不忘，让我讲给您听。事情是这样的：
我的原籍是在勒阿弗尔，家庭并不是有钱人家，也就是勉强度日罢了。我父亲的工作挣钱不多，很晚才从办公室回来。我有两个姐姐。
我们的拮据生活使我的母亲感到非常痛苦，她常常用一些尖酸刻薄的，或一些含蓄的、恶毒责备的话发泄在父亲身上。这个可怜的人这时候总做出一个手势，叫我看了心里十分难过。他总是张开了手摸一下额头，好像要抹去根本不存在的汗珠，而且总是一句话也不说，他那种无可奈何的痛苦我完全可以体会。那时家里样样都要节省；有人请吃饭是从来不敢答应的，以免回请；买日用品也是常常买减价的和店铺里的铺底存货。姐姐们都自己做衣服，买十五个铜子一米的花边，常常还要讨价还价。日常生活中我们吃的是肉汤和各种做法的牛肉，据说这又卫生又富于营养；不过，我还是喜欢吃别的东西。
如果我丢了扣子或是撕破了裤子，都要狠狠地挨上一顿骂。
可是每星期日我们都要衣冠整齐地到防波堤上去散步。我的父亲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套着手套，我的母亲也打扮得五颜六色，挽着我父亲的胳膊，他们就像是节日悬挂万国旗的海船。姐姐们总是最先打扮整齐，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可是到了最后一刻，总会在一家之主的礼服上发现一块忘记擦掉的污迹，于是赶快用旧布蘸了汽油把它擦掉。
于是我的父亲头上依旧顶着大礼帽、穿着背心、露着袖子，耐心等着这道工序的完工；这时候，我的母亲架上了她的近视眼镜，脱下了手套(免得弄脏)，前前后后忙个不停。
全家很隆重地上路了。已经到了出嫁年龄的姐姐们，为了常出来叫城里人看看，所以总是挽着胳膊走在最前面。我依在母亲的左边，父亲在她的右边。我现在仍记得我可怜的双亲在星期日散步时那种正颜厉色、举止庄重、郑重其事的神情，他们挺直了腰、伸直了腿，迈着沉着的步伐一同向前走着，好像他们的态度、举止关系着一桩极端重要的大事。
每个星期日，只要一看见那些从遥远的陌生地方开进港口的大海船，我的父亲总要说起那句从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
我父亲的弟弟于勒叔叔是全家惟一的希望，而在这以前曾经是全家的祸害。我从小就听家里人谈论这位叔叔，我对他已是那样熟悉，大概一见面就能立刻认出他来。他动身到美洲去以前的生活，连细枝末节我都完全知道，虽然家里人谈起他的这段生活时总是压低了声音。
据说他当初行为很不端正，曾经挥霍过一些钱财，这在穷人的家庭里是罪恶中最大的一种，而在有钱人的家里，一个人吃喝玩乐无非只是糊涂荒唐。大家笑嘻嘻地称呼他一声花花公子。在生活困难的家庭里，一个人要是逼得父母动起老本儿，那他就是一个坏蛋、一个流氓、一个无赖了。
尽管事情是一样的事情，这样区分开来还是对的，因为只有结果能够决定行为的好坏。
总之，于勒叔叔把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遗产吃得一干二净之后，父亲所指望的那一部分也被他挥霍掉了。
按照当时的惯例，他被送上一只从勒阿弗尔开往纽约的商船，到美洲去了。
一到那里，我这位于勒叔叔就做上了不知什么买卖，不久就写信来说他赚了点钱，并且希望能够赔偿我父亲的损失。这封信在我家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于勒，大家都认为分文不值的于勒，一下子成了正直的好人，有良心的人，达夫朗什家的好子弟，跟所有达夫朗什家的子弟一样公正无欺了。
有一位船长又告诉我们，说他已租了一个大店铺，正做着桩很大的买卖。
两年后又接到第二封信，信上说：
我亲爱的菲利普，我给你写这封信是免得你担心我的健康，我身体很好，买卖也好。明天我就动身到南美去作一次长途旅行，也许要好几年不给你写信。如果真的不给你写信，你也不必担心。我发了财就会回勒阿弗尔的。我希望为期不会太远，那时我们就可以一起幸福地生活了……
这封信成了我们家里的福音书，一有机会就要拿出来念，见人就拿出来给他们看。
果然，十年之内于勒叔叔没有再来过信，可是父亲的希望却在与日俱增。母亲也常常这样说：
“只要这个好心的于勒一回来，我们的境况就不同了。他可真算是一个有办法的人！”
于是每个星期日，一看见大轮船喷着蜿蜒如蛇的黑烟，从天边驶过来的时候，我父亲总是重复说他那句永不变更的话。
“唉！如果于勒就在这条船上，那会多么叫人惊喜呀！”简直就像是马上可以看见他手里挥着手帕叫喊：
“喂！菲利普！”
叔叔回国这桩事十拿九稳，大家拟定了上千种计划，甚至计划到要用这位叔叔的钱在安古维尔附近添置一所别墅。我不敢肯定我的父亲是不是已经就这件事进行过商谈。
我的大姐那时二十八岁，二姐二十六岁。她们还没有结婚，全家都为这件事发愁。
后来终于有一个看中二姐的人上门来了。他是一个公务员，没有什么钱，但是诚实可靠。我总认为这个年轻人下决心求婚，不再迟疑，完全是因为有一天晚上我们给他看了于勒叔叔的信的缘故。
我们家赶忙答应了他的请求，并且决定婚礼之后全家都到泽西岛去小游一次。
泽西岛是穷人们最理想的游玩地，路并不远，乘小轮船渡过了海，便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因为这个小岛是属于英国的。因此，一个法国人只要航行两个钟头，就可以到一个邻国去看看这个民族，并且研究一下在大不列颠国旗覆盖下的这个岛上的风俗，那里的风俗据说话直率的人说是十分不好的。
泽西岛的旅行成了我们朝思暮想、时时刻刻盼望等待的一件事了。
我们终于动身了。现在想起来好像是昨天刚发生的事：轮船靠着格朗维尔码头生火待发；父亲慌慌张张地监视着我们的三个包袱被搬上船；母亲不放心地挽着我那未嫁姐姐的胳膊。自从二姐出嫁后，我的大姐就像一窝鸡里剩下的一只小鸡一样有点丢魂失魄；在我们后边是那对新婚夫妇，他们总落在后面，使我常常要回过头去看看。
汽笛响了。我们已经上了船，轮船离开了防波堤，在风平浪静，像绿色大理石桌面—样平坦的海上驶向远方。我们看着海岸向后退去，正如那些不常旅行的人们一样，感到快活骄傲。
父亲高高挺着藏在礼服里的肚子，这件礼服，家里人在当天早上仔细地擦掉了所有的污迹，此刻在他四周散发着出门的日子里必有的汽油味；我一闻到这股味，就知道星期日到了。
父亲忽然看见两位先生在请两位打扮很漂亮的太太吃牡蛎。一个衣服褴褛的年老水手拿小刀撬开牡蛎，递给了两位先生，再由他们传给两位太太。他们的吃法也很文雅，一方精致的手帕托着蛎壳，把嘴稍稍向前伸着，免得弄脏了衣服；然后嘴很快地微微一动就把汁水喝了进去，蛎壳就扔在海里。
在行驶着的海船上吃牡蛎，这件文雅的事毫无疑问地打动了父亲的心。他认为这是高级雅致的好派头儿，于是他走到母亲和两位姐姐身边问道：
“你们要不要我请你们吃牡蛎？”
我的母亲有点迟疑不决，她怕花钱；但是两位姐姐马上表示赞成。我的母亲于是很不痛快地说：
“我怕伤胃，你买给孩子们吃好了，可别太多，吃多了要生病的。”
然后转过身对着我，说：
“至于约瑟夫，他用不着吃了，别把小孩子惯坏了。”
我只好留在母亲身边，心里觉得这种不同的待遇很不公平。我一直望着父亲，看见他郑重其事地带着两个女儿和女婿向那个衣服褴褛的老水手走去。
先前的那两位太太已经走开了，父亲就教给姐姐怎样吃才不致于让汁水洒出来，他甚至要吃一个做做样子给她们看。他刚一模仿那两位太太的动作，就立刻把牡蛎的汁水全溅在礼服上，我于是听见母亲嘟囔着说：
“何苦来！老老实实待一会儿多好！”
不过父亲突然间好像不安起来；他向旁边走了几步，瞪着眼看着挤在卖牡蛎的身边的女儿女婿，突然他向我们走了过来。他的脸色似乎十分苍白，眼神也跟平常不一样。他低声对母亲说：
“真奇怪！这个卖牡蛎的怎么这么像于勒！”
母亲有点莫名其妙，就问：
“哪个于勒？
父亲说：
“就……就是我的弟弟呀……如果我不知道他现在是在美洲有很好的地位，我真会以为就是他哩。”
母亲也怕了起来，结结巴巴地说：
“你疯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他，为什么胡说八道？”
可是父亲还是放不下心，他说：
“克拉丽丝，你去看看吧！最好还是你去把事情弄个清楚，你亲自去看看。”
她站起身来去找两个女儿。我也端详了一下那个人，他又老又脏，满脸都是皱纹，眼睛始终不离开他手里干的活儿。
母亲回来了，我看出她在哆嗦。她很快地说：
“我看就是他。去跟船长打听一下吧，可要多加小心，别叫这个小子又回来缠上咱们！”
父亲赶紧去了，我这次可跟着他走了，我心里感到异常激动。
船长是个大高个儿，瘦瘦的，蓄着长长的颊须，他正在驾驶台上散步。那不可一世的神气，就仿佛他指挥的是一艘开往印度的大邮船。
父亲客客气气地和他搭上了话，一面恭维一面打听与他职业上有关的事，例如：泽西是否重要、有何出产、人口多少、风俗习惯如何、土地性质如何等等。
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们谈论的至少是美利坚合众国哩。
后来终于谈到我们搭乘的这只船“快速号”，接着又谈到了船员。最后父亲才有点局促不安地问：
“您船上有一个卖牡蛎的，看上去倒很有趣。这个人的底细您知道点儿吗？”
船长对这番谈话感到不耐烦了，他冷冷地回答：
“他是个法国流浪汉，去年我在美洲碰到他，就把他带回国。据说他在勒阿弗尔还有亲戚，不过他不愿回去找他们，因为他欠着他们钱。他叫于勒……姓达尔芒什，或者是达尔旺什。总之是跟这差不多的那么一个姓。听说他在那边曾经一度阔绰过，可是您看他今天落破到了什么地步。”
我的父亲，两眼呆直，脸色顿时煞白，嗓子发硬地说：
“啊！啊！好……很好……我并不感到奇怪……谢谢您，船长。”
他说完就走了，船长困惑不解地望着他走远了。
他回到我母亲身旁，神色是那么张惶，母亲赶紧对他说：
“你先坐下吧！别叫他们看出来。”
父亲一屁股就坐在长凳上，嘴里结结巴巴地说着：
“是他，真是他！”
然后又问：
“咱们怎么办呢……”
我母亲马上回答：
“应该把孩子们领开。约瑟夫既然已经全知道了，就让他把他们找回来。千万要留心，别叫咱们女婿起疑心。”
我的父亲好像吓傻了，低声嘟哝着：
“真是飞来横祸！”
我的母亲突然大发雷霆，说：
“我早就知道这个贼不会有出息，早晚会再来缠上我们！倒好像一个达夫朗什家里的人还能让人抱什么希望似的！”
我父亲用手抹了一下额头，正如平常受到太太责备时那样。
我母亲接着又说：
“把钱交给约瑟夫，叫他赶快去把牡蛎钱付清。已经够倒霉的了，要是再被这个讨饭的认出来，在这船上可就有热闹看了。咱们到船那头去，注意别叫那人挨近我们！”
她站了起来，他们在给了我一个五法郎的银币以后，就走了。
我的两个姐姐等着父亲不回来，正在纳闷。我说妈妈有点晕船，随即问那个卖牡蛎的：
“应该付您多少钱，先生？”
我真想喊他：“我的叔叔。”
他回答：
“两个半法郎。”
我把五法郎的银币给了他，他把多的钱找给我。
我看了看他的手，那是一只满是皱痕的水手的手，我又看了看他的脸，那是一张贫困衰老的脸，布满愁容、疲惫不堪，我心里默念道：
“这是我的叔叔，父亲的弟弟，我的亲叔叔。”
我给了他半个法郎的小费，他赶紧谢我：
“上帝保佑您，我的年轻先生！”
说话的声调是穷人接到施舍时的声调，我心想他在那边时一定要过饭。
两个姐姐看我这么慷慨，觉得奇怪，仔细地打量着我。
等我把两法郎交给我父亲，母亲诧异起来，问：
“吃了三个法郎？……这不可能。”
我用坚定的口气宣布：
“我给了半个法郎的小费。”
我的母亲吓了一跳，瞪着眼晴望着我说：
“你简直是疯了！拿半个法郎给这个人，给这个无赖！
她没有再往下说，因为我的父亲望望女婿对她使了个眼色。
后来大家都不再说话。
在我们面前，天边远远地仿佛有一片紫色的阴影从海里钻出来。那就是泽西岛了。
当船驶到防波堤附近的时候，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我想再看一次我的叔叔于勒，想到他身旁，对他说几句温暖的安慰话。
但是他已经不见了，因为没有人再吃牡蛎。毫无疑问，这个可怜的人，他已回到他所住的那龌龊的舱底了！
回来的时候，我们改乘圣玛洛号船，以免再遇见他。我的母亲愁眉不展。
以后，我再也没见过我父亲的弟弟！
以后您再看见我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