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有半年是整风，批判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本来是学术问题最后上升为政治问题。整风由康生亲自坐镇指挥。康生这个人我在定边学习的时候就知道一些，他把各地去延安的青年学生好多都打成了特务，搞“抢救失足者运动”，把我的很多老师都打成了特务。后来，毛主席发现后，进行甄别，又把这些人解放了出来。这次整风中，凡是和杨献珍有来往的人全部挨整。我是学生支部管学习的副书记，也成为被整的对象。后来，中央书记处专门就杨献珍问题发了一个文件，说杨献珍没什么大问题，我们部分学员要求杨献珍出来管学习，这主要是从学校正常秩序来考虑的，结果被人批成了“支持杨献珍上台”，我又成为被整的对象。学习期间，我还去贵州遵义搞过一段时间的社教，又叫“百人工作团”，由学员中的云南省委副书记带队。其中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由我的那个工作组负责审查当地的大队书记，我审查完此人，发现没有问题，他是个好同志，但其他工作队的同志说我“右倾”，他们问我：“这个人你为什么不整？”我说：“经过调查，这个人没啥问题，没干过什么坏事。”我是一直抱着对同志认真负责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的。结果别的工作队一起来攻击我。在我们之前去的工作队讲，基层干部坏得很，地、富、反、坏、干（部）都连成一条线。但我想，如果基层干部这样坏的话，基层工作不早就垮了，怎么还能维持到今天？我在基层工作过，了解基层情况，我对这些“左”的做法是持不同意见的。
1965年，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后，去平罗县搞了半年社教。宁夏的社教中，“左”倾很严重。有人说地富不能一分为二对待，有人提出地富也要一分为二对待，结果受到严厉的批判。有人问我，地富能不能一分为二？我说，毛主席说过一切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地富有反动的，也有奉公守法的，应该区别对待。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我对这个人说，我这些话只能对你讲。1966年，我又回到宣传部工作。那时，自治区党委成立了毛泽东思想学习办公室，设在宣传部，我在那里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自治区党委第一张大字报攻击的就是我，又把我在中央党校的事情拉出来，说我“支持杨献珍上台”。因为我又没有什么问题，贴了两天大字报，也就没有动静了。从那以后，我就“靠边站”了，也没什么事情可做了。后来，军宣队、工宣队进驻宣传部来斗我时，宣传部的干部都不同意，他们说：“他人一直在这，没啥问题。”发动群众批我、斗我，群众都不批，也不斗。因为我工作上是兢兢业业干事，生活上老老实实做人，晚上都在加班，所以没人来批斗我。宣传部的部长、处长们大部分被“群专”了，我没有被“群专”，因为宣传部的干部群众都不同意，但我还是被停止了党籍，撤销了行政职务，处于“靠边站”的状态。
1969年9月，我被调到京剧团工作。那时候，军宣队、工宣队两派斗得厉害，京剧团没人管，让我去管。我对他们说：“我的组织生活都没恢复，党籍也没有了，怎么去管？”结果他们又把我的党籍恢复了，让我去京剧团。我历来对组织安排的事情是服从的，但是这次因为我是实在不懂京剧，怕干不好，我就提出：“我去可以，等我把这个单位管好了，你们得给我重新分配工作。”于是，我当了京剧团革委会主任，革委会成员还有两个演员，是副主任。京剧团原团长、副团长都“靠边站”了。当时，京剧团里派别斗争很厉害，我去了之后，就想着怎么把这些派别联合起来，把京剧团的工作开展下去。先搞整顿，结果很难开展工作。京剧团有一派是“教科组”，“教科组”就是由原来的教育厅和文化厅合并成的，宁夏军区派了一个处级干部在那里负责。“教科组”直接抓京剧团，我是革委会主任，却管不了他们。军队这些“支左”的干部，对地方工作不熟悉，经常瞎指挥。我想，既然组织让我到这里负责，我就要管事，而且要管好。但是，这个“支左”干部很不好，他不但把我架空，还把观点和他不同的演员发配去挖沙子、卖饭票。这个剧团被拆散了，一个好好的剧团几乎垮台了，很可惜。后来，上级决定将京剧团、秦腔剧团、歌舞团三团合一，仍叫我负责，实际上我只干了一年。1970年11月，自治区革委会把我调到电子仪器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当时这个厂叫做“127厂”，是个三级保密厂。1972年6月，自治区革委会政治部调我到自治区党校工作。“文化大革命”当中，自治区党校也是个乱摊子，很多教员离开了，有的下干校了，有的就去其他单位了，不愿意再回党校。因为有段时间党校把一些人集中起来整训，实际上大部分是冤假错案，给党校造成很不好的影响，许多人都不愿意在党校工作了。我到党校工作后，先是充实教学力量，把一些原来的教员先找回来开展教学工作。当时，一些人说我们这些老同志是“奴隶思想”，组织上让干啥就干啥，什么都听组织的。我说，你说得对，作为党员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奴隶”不是过去那种“奴隶”，而是听党话，跟党走，执行党的任务，这是应该的，到哪里工作都应该这样的。
1972年到1986年，我一直在党校工作，先当教研室主任，后任副校长、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党校校长历来都是自治区党委书记兼任的，实际主持工作的是副校长。1983年，我是第一任区党委书记不再兼任职务的党校校长。之前，党校一直是搞干部短期培训。1983年，中央决定党校要进行正规化教育。所谓正规化教育就是有计划地、定期地培训干部。从1983年起，我们就开办了一些长期班、正规班，二年制、四年制的都有，有大专和本科，后来又增加了研究生教育。1986年10月，我从党校校长职务上退下来。1987年，任自治区政协常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离休。当时，正值工资改革，好多人劝我等涨完工资再办手续。我想，我年龄大了，该退就退，不要叫别人催着我退，就这样办了离休手续。
从1941年参加革命到1993年办离休手续，我工作了整整53年，多半时间是搞干部教育工作，其他时间也是搞理论、宣传工作。离休之前，我曾经被聘为自治区党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委员、全国民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多年来，我一直是受党的培养，把党组织当成家了，我就是依靠组织成长的，离开组织就好像离开家庭、离开父母了一样。战争期间那么危险和艰苦，我脑子里想的都是党组织，想的都是革命。我有个叔父过去经常说，是他培养我成长，我说我是党培养的结果，是组织一直培养我成长的。
人这一生，就要有个主心骨。对我来说，党就是我的主心骨。所以干工作的时候我就拼命干，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干，干什么不讲价钱，不讨价还价。我这一辈子没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平平淡淡地过了大半辈子。其他的事情没做多少，就是为党培养了一些干部，为党员干部理论水平的提高和党性修养做了一些工作，同时自己也加强了党性锻炼。正确的理想信念对人生至关重要，怎样树立和坚定理想信念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不动摇。为了实现理想信念，什么时候都不能动摇。我从1942年入党之后，始终坚定理想信念，对我来说这是最关键的。其次，要正确对待公与私。现在很多人对公与私的看法不正确。有些人把私看得重了，甚至把公抛在了一边，只考虑私了。客观地说，任何人都有私，没有私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怎么看待私，怎么把私摆正。共产党员应该正确对待公与私，有了大公才有小私，没有大公，小私也就没有了。所以，要正确处理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第三，要保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现在社会上的浪费现象非常严重，我对浪费实在是有点担心。在党校工作时，我看到有的人把整个馒头和只吃了一些的饭就倒掉了，很心痛。现在国家富裕了，但也不是太富，浪费这么严重，怎么搞国家建设？这看似是小事情，但是往大里说，整个国家都这样，那浪费多大！搞建设要懂得节约，就是家庭也要注意节约，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节约。第四，要加强教育。理想信念也是教育的结果，我们这些人的理想信念就是党教育的结果，所以要加强思想理论教育，尤其是要对青少年进行灌输。第五，要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共产党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党，要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必须有坚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我们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中能够打败拥有800万大军的国民党反动派，就是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了一场强大的人民战争。所以，干任何事情都要想着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不能脱离群众。在战争中，要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搞人民战争；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同样要发动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要关心群众、爱护群众，一心想着群众，走群众路线，这是我们党的一条基本原则。
口述：郭永诚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整理：刘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