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绑架罪涉及的罪数
（一）绑架罪造成死亡结果的罪质与罪数
刑法第239条第1款后段规定：犯前款（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这一规定，实施绑架行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故意杀人）的，按绑架罪一罪定罪加重处罚，既不定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故意杀人罪，也不以绑架罪与过失致人死亡罪、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如何理解？首先，它不包括故意杀人既遂，因为故意杀人既遂已经被“杀害被绑架人”所包含。那么，就只存在过失致人死亡和意外致死的可能性。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意外事件是指“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不能预见的原因引起的，不是犯罪。”由此可见，意外事件行为人是没有任何过错的，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纯粹客观的原因导致，是行为人力不能及的。让没有过错的人承担刑事责任既不公平，又与刑罚的目的不符，而且也侵犯了人权，因为会使人们无所适从。因此，看来“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仅指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过失致被绑架人死亡又包括两种情形，（纯粹的）过失致人死亡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学界有人认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应采取限制解释或严格解释的方法，将之解释为‘故意伤害被绑架人致其死亡’，而不能包括对于被绑架人不具有伤害故意的、纯粹出于过失的致使被绑架人死亡。只有这样，‘致使被绑架人死亡’与‘杀害被绑架人’之间，在后果和危害性意义上才具有大致的相当性，有利于法益的妥当保护。”笔者认为，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既包括过失致人死亡，也包括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因为绑架罪本身就是一种性质极为严重的犯罪，它不仅侵犯被绑架人人身自由，更重要的是威胁被绑架人的生命、健康，客观的社会危害性极大。而且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也非常大，对于绑架行为对被绑架人生命、健康的威胁，绑架者是明知的。因此，绑架罪的基本法定刑非常高。但立法者把“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杀害被绑架人”又作为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意在强调出现了死亡结果，社会危害性大大增加，而不是强调行为人的主观罪过的大小。这种理解，也符合中国人的观念。在中国，不管什么案件，造成了死亡结果，人们就认为事态更加严重，社会危害性就加大。因此将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理解为既包括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又包括过失致人死亡符合一般社会规则。绑架罪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劫持他人，并且控制他人作为人质，本身就包含着对人质生命、健康的威胁。因此，在绑架过程中过失致使被绑架人死亡的，没有超出绑架罪社会危害性的范畴。以绑架罪一罪定罪符合刑法理论，又能做到罪刑相当。行为人在绑架过程中或犯罪既遂后，故意将被害人杀死，本不应被绑架罪所包含，也不构成结果加重犯，应单独构成故意杀人罪。因为根据刑法理论，结果加重犯是指实施基本犯罪行为，发生加重结果，刑法对加重结果规定了加重法定刑。绑架罪的“基本行为”不应包括故意杀人，因为行为人还要以被绑架人作为交换条件，当然一般不会杀死被绑架人。所以，绑架过程中杀人，其实构成了两罪。但是，第一，我国刑法理论承认“数行为在处理时作为一罪的情况”，这便意味着即使是数个行为符合数个犯罪的构成要件，也有可能只认定为一罪。此时，往往是因为数行为之间有密切联系、容易同时发生。绑架与撕票行为之间即属于具有密切联系、容易同时发生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在绑架过程中，或勒索财物前，或勒索财物未遂甚至既遂而撕票的现象；第二，对密切联系、同时发生的数行为并不必然以一罪论处，要决定以一罪论处还是以数罪论处，必须考虑罪刑的均衡性。法律对绑架杀害被绑架人的，规定了高于故意杀人罪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表明绑架并撕票行为以一罪处完全能做到罪刑均衡。这在理论上可以理解为吸收犯，即重罪吸收轻罪。
被告人：姜朝标，男，21岁，河南省巩义市大峪乡岳寨村农民，原系该村村委会通讯员。1995年7月17日被逮捕。
被告人姜朝标因欠别人500元钱无力偿还，遂产生绑架村民刘亮之子刘新强（男，8岁），以达到勒索刘亮钱财的目的。1995年1月14日13时许，姜朝标在村委会门口，谎称有刘亮一封信，叫刘新强去拿，将刘骗至自己的住室。姜乘刘新强不备，用双手猛掐刘的颈部，刘极力挣扎反抗，姜便一只手卡住刘的脖子，一只手解下刘穿的棉裤上的带子，缠住刘的颈部，致使刘昏迷和小便失禁。接着，姜又用一件红色秋衣蒙住刘的头部，并用两只袖子在刘的颈部缠绕打了个死结，将刘藏匿于一个纸箱内便因事离开现场。当晚7时许，姜朝标返回住室发现刘已死亡，遂于次日凌晨5时许，把刘的尸体装入一个编织袋内并用铝丝封口，抛于凉水泉水库南边一个废弃的机井内。被告人姜朝标归案后，公安人员根据其供述，在其指认的抛尸地点废弃机井里打捞出刘新强的尸体。经法医鉴定，刘新强因受外力作用，致机械性窒息死亡。
郑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姜朝标犯故意杀人罪，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姜朝标为勒索他人钱财，先行控制人质，对人质使用暴力时遭到反抗，顿生杀人恶念，将一无辜的8岁儿童活活杀死，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作案后又移尸灭迹，应从重处罚。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6年3月22日作出刑事判决如下：
被告人姜朝标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后，被告人姜朝标不服，以“不是故意杀人，是绑架人质勒索钱财，认罪态度好，量刑重”为理由提出上诉。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被告人姜朝标为勒索刘亮钱财，绑架刘亮之子刘新强并致其死亡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姜朝标为偿还债务，产生绑架人质勒索钱财的恶念，在绑架人质过程中，为排除被绑架人的抵抗、呼喊和控制被绑架人不使其逃跑而实施了暴力行为，造成了被绑架人刘新强机械性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绑架勒索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依法应予严惩。原判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但定罪不当。姜朝标上诉称“不是故意杀人，是绑架人质勒索钱财”的理由成立，但说原判“量刑重”的理由不予采纳。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二项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二条第一、三款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于1996年5月2日作出判决如下：
一、撤销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1996）郑刑初字第49号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姜朝标的定罪部分；
二、被告人姜朝标犯绑架勒索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规定，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上述判决即为核准绑架勒索犯姜朝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判决。
本案尽管发生在《刑法》修订之前，但是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绑架造成死亡结果的定性问题。根据一审判决，在绑架过程中故意杀死被绑架人的，定故意杀人罪。学界也有人赞同这种看法，认为绑架过程中故意杀死被害人的，定故意杀人罪而不定绑架罪。如果在绑架过程中没有杀人的故意，只是过失导致被害人死亡或者故意伤害被害人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定绑架罪。同时认为，本案被告人绑架人质的目的是勒索他人钱财，并非要把人质杀死，人质杀死了便不能勒索钱财。他在绑架人质的过程中，遇到被绑架人的极力反抗，为了制止反抗和不让其逃跑，他对人质实施了暴力行为，正是这种暴力行为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但是被告人在实施暴力的当时，主观上并不认为其行为可以导致被害人死亡，于是他把被害人放在纸箱中，准备下一步以被害人为人质向其父亲勒索钱财。当他外出回来时，发现被害人已经死亡，这种情况的出现是违背其本意的。被害人是年仅8岁儿童，如果被告人在实施暴力的当时就“顿生杀人恶念”，故意要把被害人杀死，他完全有能力把被害人的当场杀死，用不着对被害人用秋衣蒙头放在纸箱中。同时，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被告人有临时起意杀死人质的故意。因此，对被告人的行为应定绑架勒索罪而不应定故意杀人罪。当然，被告人以勒索钱财为目的绑架他人，造成他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其犯罪手段特别残酷，情节特别严重，二审法院以绑架勒索罪判处其死刑是正确的。
那么，本案行为人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定一罪还是数罪？
据上所述，“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所以，不管姜朝标出于杀人的故意还是伤害的故意亦还是过失，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就应该定绑架罪一罪，不能因为姜朝标出于杀人的故意就最终定故意杀人罪。这一点是符合现行刑法第239之规定的。至于姜朝标是否有杀人的故意，笔者做如下简要分析：案中说，“姜朝标乘刘新强不备，用双手猛掐刘的颈部，一只手卡住刘的脖子，一只手解下刘穿的棉裤上的带子，缠住刘的颈部，致使刘昏迷和小便失禁。接着，姜又用一件红色秋衣蒙住刘的头部，并用两只袖子在刘的颈部缠绕打了个死结，将刘藏匿于一个纸箱内便因事离开现场”。据此，姜的行为是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的，姜对一个8岁的孩子，用双手猛掐颈部并缠住颈部，在被害人昏迷和小便失禁的情况下，又用衣服蒙住头部，并用袖子在颈部缠绕并打了个死结，有将被害人藏匿于一个纸箱内。这些行为，是完全有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姜作为一个理智正常的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结果而放任结果发生，属于间接故意杀人，但鉴于刑法第239条的规定，仍以绑架罪定罪，处死刑。
（二）没有造成死亡结果但造成伤害的罪数
1．在绑架过程中，故意伤害被绑架人或过失致被绑架人重伤、轻伤的，为绑架罪所包含，只定绑架罪一罪。因为前已论述，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在绑架的过程中，行为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劫持被绑架人，随后将被绑架人控制在自己手中，这种行为可能造成被绑架人的过失重伤、轻伤，绑架人也有可能出于故意而伤害被绑架人，这都能为绑架罪的基本行为所包含。
2．在绑架过程中，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本应定绑架罪。但是，如果根据第239条的法定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按照第234条故意伤害罪的法定刑——“以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最高可判处死刑。因此，对这种情况，应视应否判处死刑分别定罪。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应当判处死刑，则应定绑架罪；但是如果应当判处死刑，则定故意伤害罪。其实，定故意伤害罪也不违背刑法理论。在刑法理论中，所谓“包含”应为重刑包括轻刑或者处重刑的罪包含处轻刑的罪。所以在绑架罪的法定刑能包含故意伤害罪时，自然定绑架罪；但是如果包含不了，则当以重刑的罪论处，重型的罪吸收轻刑的罪，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罪刑相当。
被告人武某，男，27岁，因货物买卖与杨某发生经济纠纷，武某多次要求杨某赔偿其经济损失10万元，均遭到杨某的拒绝。武某遂怀恨在心，伺机报复。2003年10月，武某携绳子、水果刀将杨某的儿子杨小小绑架至自己家里关押。杨某的家属得知后立即向110报案，警察接警后赶到武某家。武某要求杨某立即支付现金100万元，否则就将人质杀害。当得知杨某只有5万元现金时，武即用刀子在杨小小的脖子上来回拉割，后又用刀将杨小小的左手拇指割下扔下楼。限定杨某在一个小时内凑齐现金。在此期间，杨小小因大腿被捅伤，失血过多而多次昏迷。直到次日凌晨1时，公安干警冲入室内将武某抓获。经鉴定，杨小小的面部、颈部、肩部、大腿、脚、手指部位有刀伤20处，伤情为重伤乙级。被告人供认，捅伤杨小小大腿、切掉手指是为了逼杨某就范。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这起恶性案件中被告人的定罪量刑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武某为了勒索财物而绑架、杀害无辜儿童，致使被绑架人重伤（乙级），其行为已经构成绑架罪，且手段残忍，情节恶劣，根据刑法第239条判处死刑。
第二种意见认为，武某为勒索财物而绑架他人，其行为已经构成绑架罪。在绑架过程中，武某为了逼迫杨某交出赎金而伤害人质，致使人质重伤，应从重处罚。但是，武某不具有杀害人质的主观故意，也没有导致人质死亡结果，所以，其的行为不属于刑法第239条所规定的“杀害被绑架人”，量刑幅度应该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