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的杰奎琳为何要嫁给希腊船王
1968年10月20日，在希腊的一个小教堂里举行了一场轰动世界的婚礼。将要缔结白头之约的一对新人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协调，39岁的新娘显得年轻出众，美丽动人；而62岁的新郎尽管穿着一双高跟鞋，可是看起来还是比新娘矮上一大截。在他们身后，分别站着两人婚前的儿女，特别是新娘年幼的女儿和儿子，显得是那么的茫然无助。这就是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遗孀杰奎琳·肯尼迪和希腊船王、亿万富翁亚里斯多德·奥那西斯的婚礼现场，他们的婚礼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特别是在舆论界引起的震动不亚于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遇刺消息。杰奎琳为何要走这一步呢，她真的对这个船王情有独衷吗？
对于这桩婚姻，欧美甚至全世界的许多新闻媒体都充满了愤怒的情绪。就在婚礼第二天，各大报纸就纷纷发表了言辞激烈的报道，抒发对杰奎琳的不满。而在美国纽约第五大道杰奎琳的家里，守在那里的特工人员不断收到成捆的信件，里面的内容大都是斥责杰奎琳的；他们一致指责她的贪得无厌；还有的认为杰奎琳已经成了国家叛徒。然而也有一些很熟悉她的朋友们为她鸣冤叫屈，认为她的选择是一个明智之举。
自从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民众们普遍同情这位守寡的前第一夫人，把她当作完美的象征，因此当杰奎琳出现在各种社交场合的时候，总能引起一阵阵小的轰动。四年多来，她把全部的精力都花在纪念亡夫的活动和抚养一双儿女上，可是时间不久就嫁给了这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实在是很难让人理解。由于杰奎琳是个神秘的、绝不让人了解她内心的女人，所以除非她自己说出来，否则谁也不能了解她再嫁船王的真正原因。
但是很多人都对这件事进行了猜测，其中大多数人认为她嫁给船王完全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她需要一个可以供她挥霍的丈夫。希腊船王奥那西斯是世界上有名的亿万富翁，当他在1975年死去时，遗产总数高达10亿多美元。而众所周知的是，杰奎琳有着疯狂的购物欲，她在做第一夫人期间，家具、时装、化妆品、室内装潢、古玩、艺术品等都是她采购的重点，她已经习惯了到最高档次的商店购物而且从来不问价钱，就因为这个，肯尼迪总统的母亲一直对她有很大的意见，她也曾因此与总统争吵过。事实上，嫁给奥那西斯之后，她就更变本加厉地疯狂购物，“10分钟内可能已进出了世界数家豪华商店，花了至少10万美元”。对于她的这种挥霍无度，富有的船王有时也觉得忍无可忍，常常把账单摔到桌子上，愤怒地说：“尽管我是富翁，但我难以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一下子要买200双鞋？除此之外，我还得给她买成打的手袋、裙子、睡衣、外套！”从这些可以看出，杰奎琳要想满足自己那无底洞一般的欲望，必须要找一个强有力的经济后盾，所以当她遇到奥那西斯这位亿万富翁的时候，简直是欢喜若狂，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了这个“只有5英尺高”、“既无魅力又不可爱的乏味透顶的老头子”，她不是看中了他的大把的钞票又是什么呢？
可是杰奎琳的一些密友们和许多女性认为，奥那西斯自有他独特的魅力，杰奎琳就是被他的迷人之处打动，毅然嫁给了他。好莱坞著名影星伊丽莎白·泰勒就从女人的角度认为，杰奎琳找到了一个“迷人、和谐、体贴的伴侣”，这位“机智的希腊海盗”以他地中海式的幽默出现在社交场合，他喜欢热闹，善于调情，这种性格吸引了寡居中的孤僻的杰奎琳。其实当时社交界的许多女性也认为，其貌不扬的船王其实自有他与众不同的魅力，有着一种无法言说的吸引人的气质，令很多女性为他着魔。而杰奎琳就是被他的这种气质吸引，投进船王的怀抱，与金钱和地位没有任何关系。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杰奎琳嫁给船王是为了逃避厄运，为了自身和一双儿女的生命安全。肯尼迪家族有“美国的王室”之称，不仅拥有数不清的财富，更是在政坛上呼风唤雨，才俊辈出，但同时它也是个多灾多难的家族。当肯尼迪总统遇刺身亡后，她悲痛欲绝，好长时间不能从悲伤中回复过来，从此对周围的环境时刻充满着警惕，害怕自己和子女再遭毒手。1968年6月6日，肯尼迪的弟弟参加总统竞选时遇刺身亡，再次重现了肯尼迪家族历史上恐怖的一幕，一直神经高度紧张的杰奎琳简直无法接受这一打击。在葬礼上，悲痛的杰奎琳当众宣布她要离开美国，“我诅咒这个国家，如果他们再下毒手，我的儿女无疑将首当其冲”。人们还没来得及领悟这句话的背后含义，《纽约时报》的头版就已经登出了她将与奥那西斯共结连理的新闻。自从杰奎琳嫁入肯尼迪家族以后，她就无时不因这个家族的权势和荣耀带来的种种灾难而忧心不已，自我保护的意识早已在她的心中扎下了根，所以当事情开始向着她预见的方向发展的时候，她只好立刻逃离了这个家族。
这场婚姻的背后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谁也无法知道，只要她不说，那就是一个永远的谜。
林肯遗孀是否患有精神病
1875年底，在美国伊利诺州春田的一条街道上，人们常常能看见一位穿黑衣的老妇人踽踽独行，孤独的背影很让人感觉心酸。过了很久之后，邻居们才知道，这位老妇人是住在附近的爱德华夫人的姐姐，林肯总统的夫人玛丽·林肯。她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她患了精神病，现在由爱德华夫人在照顾她，可是除了过分的沉默之外，林肯夫人没有表现出任何精神病患者的症状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玛丽·林肯出生在伊利诺州春田，当她1861年随着丈夫林肯总统进入首都华盛顿，住进白宫的时候，对她将要面对的一切似乎毫无准备。很快，当林肯总统受到舆论界攻击的时候，她也不能避免地受到牵连，南北双方都不断指责她。北方的报纸说她是具有南方思想倾向的人，南方的报刊则指责她是人民的叛徒。他们还批评她浪费金钱，不断地去商店买东西。对于公众的这些指责，玛丽·林肯总是一笑了之，从不反驳，表现出极大的忍耐性。由于新闻界的恶意宣传，她在整个华盛顿上流社会被孤立起来了。当她举办聚会时，一些民主党人和同情南方的女性都故意不来参加，也不邀请她参加她们个人举行的聚会，甚至在平时也一直与她保持距离。
对于她的一言一行，社会和新闻界都百般挑剔，不断向她施加压力，只有林肯总统理解她，帮助她解决债务问题，在她遭到攻击时，总是站在她的身边安慰她，为她解脱无中生有的诽谤。为了保护她，林肯总统有一次甚至不惜与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翻脸，当时有北方官员指控玛丽是南方的间谍，那个委员会开始就这件事进行调查。这时，林肯出面发表声明说，他家庭成员中没有一个人给敌人传递过情报，调查才被放弃。
可是，她的避风港没有永远保护她，1865年4月15日，她的丈夫林肯总统在看戏时遇刺身亡，这对她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但是更大、更痛苦的不幸还在后面，1871年她的最小的儿子患结核病去世，在那之前，她一共失去了三个儿子，而最疼爱的小儿子的夭折使她彻底变了一个人。行为开始有些不正常，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化。由于极度悲伤，日夜哭泣，她的脸部开始浮肿，并不得不进行检查治疗。另外，她还时刻担心着自己会陷入贫困，有时甚至把5.7万美元的现金装在衣服口袋里，总是害怕丢失。失去丈夫以后，她开始忧心自己的处境，担心坐牢，经常失眠，常常一个人夜间在自己的屋子里徘徊，而且不出门，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黑暗的房间里。不幸的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发生和担心她挥霍财产，他的儿子罗伯特·林肯把她当成精神错乱者对待，甚至雇了个私人侦探整天跟踪她。后来，罗伯特请求有关当局对他的母亲举行“心智健全听证会”，最后，一个陪审团确认她精神错乱，她被送到一家私人疗养院休息了四个月，然后她的妹妹爱德华夫人来接走了她。
在精神错乱审讯期间，玛丽·林肯表现得非常安静，许多证人包括她的女仆在讲述昔日白宫中的谣言以及她自己的奇闻趣事时，她只是安静并仔细地听着，一点意见也不表示。甚至当他的儿子向当局陈述时说她是一个完全不负责任的人时也无动于衷，没有任何反应。最后她若无其事地接受了法院作出的精神错乱的判决，好像提到的玛丽·林肯并不是她一样。
然而，事后有许多事实证明，玛丽·林肯并没有患精神错乱症，她先在伊利诺州巴达维亚的一个疗养院休息和进行治疗，四个月后，医生给她作出的结论是：她只是身体虚弱和神经官能症，并不是精神病。在搬到妹妹家里后，她还发出了很多信件，希望各方面能够给予她生活上的援助。
1876年举行了第二次精神错乱听证会，结果推翻了前一年听证会的判决，宣布她精神正常。曾经侮辱过她的公众开始认为她只是个受到严重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新闻舆论开始转而同情她的处境了。
从此以后，玛丽·林肯一直正常地住在春田，她曾经去过法国和意大利，但是由于摔伤了脊椎骨，她不得不返回美国，在纽约的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后，她就开始到春田过着一种隐居式的生活。作为一个悲剧性人物，1882年7月16日她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总之，林肯夫人晚年是患有精神病还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或者是由于精神上长期受压抑而导致神经有点不正常，历史学家们还是有分歧的。林肯夫人的晚年是悲剧的，孤独的，我们只有愿她在地下能安息。
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了吗
丹东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反封建的领袖人物。在历史上有着不可一视的地位，他机智勇敢，英勇善战，有勇有谋。但是，近年来很多学者提出丹东犯了通敌叛国罪，这其中究竟是怎麽回事？
法国大革命时期，政治气象风云变幻，激烈动荡，诸多不安的因素威胁着新生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批波旁王朝的流亡贵族更是勾结国外封建反动势力，伺机颠覆新政权。然而法国共和政府始终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为了防止国家机密被间谍盗卖给敌人，打击保王党残余分子与奸细的破坏活动，曾组建了著名的公安委员会和革命法庭，镇压了敌人内外勾结的破坏活动，保卫了共和国的安全。但是，在日益尖锐复杂的党派政治斗争中，“通敌”的罪名往往成为打击政敌的有力工具，凡持有不同政见者动辄就被扣上“通敌”的帽子。到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时期，更是走到了极端，甚至连雅各宾派自己的领袖人物也难以幸免，乔治·雅克·丹东便是其中之一。
丹东早年是一位律师，1798年革命爆发后被选入议会，曾任著名的科尔得利俱乐部主席、共和政府的司法部长等职，与马拉、罗伯斯庇尔一起并称为雅各宾派的“三巨头”，为拯救共和国做出了巨大贡献。雅各宾派专政建立后，丹东认为民主政治已经确立，主张对内实行法治，对外休战议和，提倡宽大和人道。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等人的不满和反对，致使雅各宾派走向分裂。1794年3月30日，丹东被捕入狱，圣茹斯特指控他勾结米拉波，从王室领取贿金、图谋劫持国王路易十六外逃，与吉伦特派结盟、主张对敌人和解与宽容、与可疑的外国人勾搭、个人财产急剧膨胀......。面对这些指控，丹东曾作了自我辩解：“......我卖身？我？我这样的人是无价之宝，是买不起的。这样的人额上有用火烙上的自由和共和的印记”，“虚荣与贪婪从未主宰过我，从未支配过我的言行，这种情欲从未使我背叛人民的事业，我对我的祖国赤胆忠心，我把我的整个生命都奉献给了她”。然而，这些辩解没起到任何作用，就在这一年的4月5日，丹东还是以通敌叛国、危害共和国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丹东一案可说是疑团重重，扑朔迷离。他是否真的犯了通敌叛国的罪名，这与他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急剧膨胀的个人财富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革命时期，法国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句名言——“庇特的黄金”，“庇特”指的是当时的英国首相威廉·（小）庇特，这句话的意思是由英国政府出钱包庇法国的流亡贵族及特务在法国从事间谍活动，旨在颠覆法兰西共和政府。早在1798-1790年有人诬陷马拉一案时，丹东就遭到流言蜚语的攻击，称他是“密探”、“英国间谍”、“王室走狗”，甘愿“把自己卖给任何一个想收买他的人”等。后经科尔得利俱乐部向各区及制宪会议、市政厅发出为丹东辩解的陈情书，流言蜚语才稍微平息。然而，丹东大批的私人财产却始终为人所怀疑。在革命期间丹东成为了一个新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在1790年底他还债台高筑，到1791年不仅偿还了所有债务，还购置了大片田产及新的住宅，物质财富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膨胀。据说，丹东被捕后，在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英国外交部给当时在巴黎从事阴谋活动的银行家别尔列格的指令信，要他向信中指定的一些人支付欠款，以作为效忠英国的报酬。人们怀疑丹东即是领取钱款者之一，否则信件怎么会在他手上。据此，史学家们推测，在最后审判丹东时，革命法庭曾出具丹东与英国勾结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