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苏拉本人并没有说明引退的原因，人们纷纷猜测。有人说他在三年独裁统治后还政于民是明智之举；有人说他是由于改革无望而激流勇退；有人说是他在满足权力欲望后厌倦战争、厌倦权力、厌倦罗马而向往田园生活；更有人认为是他患了严重的皮肤病，无法亲理朝政而无可奈何地放弃了政权。
虽然说人生的价值在于过程而不在于结果，虽然说要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苏拉由一个权力狂一下子转变为笑观花开花落的隐士，也许这其中有他自己的人生乐趣吧，或许有难言的苦衷，我们无从而知，这其中的滋味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了。
列宁是被毒死的吗
大革命导师列宁一生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地做人，然而，他的死却充满了神秘的色彩，成为一个难解之谜。
列宁在临死之前，暗中口述了《给代表大会的信》，这一文件将作为“列宁的遗嘱”载入史册，因为他提出的条件是这封信应当在他死后举行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宣读。在这封信里，他评价了自己所有的亲密战友，并且指出了每个人的相当重大的缺点。斯大林是列宁最后说到的一位。领袖把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放在一起进行了评价：“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造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就可以避免分裂……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列宁弥留之际，布哈林在列宁床边。布哈林回忆道：“我跑进伊里奇的房间，伊里奇已快咽气。他的脸向后仰，脸色苍白，呼呼地喘气，手悬在半空。”季诺维也夫在文中这么写道：“伊里奇死了，一小时后我们乘车去看已不在人世的伊里奇，有布哈林、托姆斯基、加里宁、斯大林、加米涅夫和我。”斯大林就这样把布哈林弄到莫斯科去了。托洛茨基后来也说，正是斯大林下毒害死了列宁。而从以上材料中也可以看出，似乎这一说法证据确凿。
然而有人却不这样看，维·什克洛夫斯基教授从名医什克洛夫斯基的遗物中找到了本来应该已被销毁的奥西波夫医生和多布罗加耶夫医生的诊断书。奥西波夫医生是列宁的一个主治医师，多布罗加耶夫医生是言语矫正专家，曾帮助列宁恢复语言能力。这份诊断书中这样写道：“最终诊断否定了列宁的病是由梅毒引起或他是被砒霜毒死的说法。原因是动脉粥样硬化和脑血管受损。列宁的父母也死于此病。”
列宁究竟是被毒死还是病死的呢？这位伟人如何走完他最后的人生旅程？这一切吸引着人们在领悟这位伟人的思想的同时思索着这个未解之谜。不过列宁的思想和他的行为，他的壮举都昭示和影响着一代有一代人。
谁帮助了戈林自杀
赫尔曼·戈林是法西斯德国“响当当”的人物，他长期追随希特勒，深得希特勒的信任和赏识。在德国纳粹党他的地位也是仅次于元首希特勒，1939年，希特勒亲自将他定为自己的接班人，1940年，又授予他“帝国元帅”的称号，可谓是权倾一时。在二战爆发之前，戈林掌管着德国的经济大权，他积极扩充军备，策划战争。二战爆发后，戈林不仅亲自指挥空军作战，还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政策，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随着战争的深入，戈林指挥的空军作战不利，使德国丧失了制空权；再加上老对头鲍曼在希特勒面前不停地打他的小报告，1945年，失宠的戈林被希特勒以“叛国罪”的名义逮捕，投进了监狱。二战结束德国战败之后，他又落到了美军手中。
戈林被俘后，由于他的身份特殊，监狱采取了严密的看守措施。先是狱守彻底搜查了他的全身，除了卫生用品和必需的衣物以外的几乎一切东西都被没收了，在关押他的囚室四周安装铁栅栏，还设了高高的望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士兵把守，连窗户也用铁丝网围着。囚室内除了床和椅子，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后来戈林又被转到纽伦堡监狱第五囚室，对他的管制就更加严格了。除了一套供换洗的衣服外，其他衣物都被收走。床是固定在地上的，桌椅白天给他搬进囚室，晚上又搬走。屋里所有的电线和金属物都拆走了，连窗玻璃也换成了透明的有机玻璃，室内整夜亮着灯，看守透过门上的监视镜来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每次战犯们出庭时，监狱都会对囚室进行仔细的检查，防止囚犯私藏物品用来自杀。
随着审判的进行，罪大恶极的战犯们一个一个地被法庭量刑定罪。戈林似乎也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已经不远了，拒绝了同家属的最后见面。到了对纳粹战犯执行绞刑的那天，戈林居然平静下来了，在囚室里看了一会儿书，还记了笔记。绞刑定在午夜12点整举行，晚饭后医生为他作了身体检查，他还同前来告别的神父聊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睡下了。
大约21点20分的时候，中尉军官乌特尔巡视到了戈林的囚室，看到戈林仰面躺着，手放在毯子上，看上去就像睡着了。再过三个小时，戈林就要被送上绞刑架了，他觉得很诧异，为什么一个临刑的人还能睡得这么踏实？22点半左右时，看守戈林的卫兵约翰逊突然看到戈林将双手举起放在胸口上，随后头向墙里歪去。他急忙冲进囚室，发现戈林自杀了！
在绞刑执行前两个小时戈林服毒自杀的消息传开，立即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位大名鼎鼎的纳粹战犯显然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送上绞架，罪有应得的他没有得到应该属于他的死亡方式。经过法医鉴定，戈林是服下了剧毒化学物氰化钾自杀的。谁能想到，戈林居然能在连一个蚊子都不能自由进出的情况下从容地服毒自杀，逃避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审判。问题是，他的毒药是从哪儿来的？
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调查人员检查了戈林在囚室中的私人物品，最后在他的奶油罐中发现了毒药瓶。这说明，戈林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藏有毒药，可是这个奶油罐早已被没收，放在监狱的储藏室中，根本没有在戈林身边。那么，在如此严密的监视下，戈林是如何把毒药顺利取出来的，到底是谁帮了他？
人们推测，装氰化钾的胶囊一直藏在戈林的行李中，后来一同进入监狱。很有可能是掌管行李间钥匙的惠利斯中尉帮助了戈林，因为他一直对戈林很友好，还曾接受过戈林送给他的小礼物。另外一种可能是戈林自己在未按要求登记的情况下经惠利斯中尉默许进入行李间自行取出胶囊。戈林的妻子埃米·戈林在戈林死后多年向外界说：“此事一定是一位美国朋友所为。”她在1946年7月最后一次探视戈林时曾问过他有胶囊没有，戈林立即回答说没有。1991年，戈林的侄子克劳斯·里格尔承认，是惠利斯中尉把毒药给了戈林。但是这些都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是惠利斯中尉帮助了戈林，何况惠利斯中尉也早已去世，死无对证了。
近年来，关于戈林毒药来源又有了新说法：有人说毒药是藏在戈林的陶土制的烟斗里的，在要被处决的那天戈林将烟斗剖开；也有人说他将毒药藏在肚脐里；也有人说戈林吞服了缓慢释放毒素的毒药......
戈林的尸体与其他被绞死的纳粹战犯放在一起，拍完照后被火化，美军把火化后的骨灰倒进了一条小溪里。戈林在这个世界上虽已灰飞烟灭，但是他是如何弄到毒药自杀的，却作为一桩悬案遗留了下来。
密特朗枪击案之谜
弗朗索瓦·密特朗，1981年至1995年间任法国总统，是法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同时也可以算得上是法国政坛上的常青树。他的一生跌宕起伏，就像一部离奇的长篇小说。其中天文台公园枪击事件，就是他的政治生涯中影响至深、却又扑朔迷离的一段经历。
1959年10月15日《巴黎新闻》头版头条披露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极端殖民主义分子准备暗杀一批主张谈判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的人士。“悲剧有可能在明天发生，杀人凶犯别动队已经越过西班牙边境，黑名单已经确定”。
可是就在当天夜里，当时还是国会参议员的密特朗同几个朋友用完餐后开车回家。汽车行驶了一会儿，密特朗感觉不对劲，原来在他的后面一直有一辆黑色轿车跟着。想起这几天听到的传闻，他紧张起来，故意开车绕来绕去，可是兜了好几个圈子，却怎么也甩不掉跟踪的车。急中生智，他把车快速开到参议院南边的天文台公园，然后从车上跳下来，翻过公园的铁栅栏，趴在花草丛中。这时，背后响起了一阵密集的枪声，事后他被告知，在汽车上找到了至少七颗子弹眼。
消息很快传开了，整个巴黎到处都谈论着这件事，第二天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都醒目报道：参议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昨日深夜在天文台公园遭暴徒枪击，幸免于难。人们联系起前一天报纸上新闻，认为密特朗一定是在杀人凶犯别动队所列的黑名单上名列榜首。一时间，声援和慰问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密特朗成了“英雄”。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只过了一个星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天文台枪击事件竟成了密特朗的一桩政治丑闻。22日，前右翼议员罗贝尔·佩斯凯向记者宣称，这起枪击案是密特朗自己策划、由佩斯凯一手执行的。他是在核实密特朗已不在车内之后，才让他的同伙阿贝尔·达于龙开枪的。佩斯凯还说，事发前，他特意给自己写了两封信，一封以“待取邮件”方式寄巴黎，一封是寄往卡尔瓦多斯的挂号信。且两封信均有邮戳为凭。他还说明，行动前，他曾于10月7日、14日和15日分别三次会见密特朗，共同策划，商定行动路线和方式方法。佩斯凯说得活灵活现，在他的描述中，天文台事件分明成了密特朗沽名钓誉的“苦肉计”。
而此时此刻作为当事人的密特朗，除了矢口否认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无辜。密特朗说，事发前佩斯凯确实三次悄悄见过他，但佩斯凯是来告诉他，从可靠消息得知，暗杀名单中密特朗名列榜首，叫他平日要小心提防。佩斯凯还出谋划策：一旦发现汽车被盯梢，千万别往家门口开，因那里无处躲藏，还是逃往天文台公园比较安全。佩斯凯还要密特朗保守秘密，因为他透露的是机密情报，一旦发生什么事，请求密特朗不要向警察局报告。所以发生枪击事件后，密特朗真的信守诺言，事先没有告诉任何人，事后也没有告诉警方。因此，现在的密特朗是有苦难言，百口莫辩。
于是，密特朗顿时从一个受害者、“英雄”变成了一个政治骗子，不仅成为政敌攻击的目标，甚至许多朋友也嗤之以鼻，纷纷离他而去。在此之前，密特朗由于其政治主张一直与戴高乐相对立，而与戴高乐之间的关系闹得很僵。所以，在1959年1月戴高乐就任第五共和国总统之后，密特朗的政治生涯转入低谷。先是丢掉了在前七年间历任不同部长的优势，然后还在国民议会选举中丢掉了连选连任11年的议员席位，不得不重操律师旧业。即使在1959年4月当选为参议员，但其政治影响显著变小。在这个时期出现“天文台事件”丑闻，无异于雪上加霜。密特朗几乎被逼得走投无路了。1996年密特朗逝世后，密特朗夫人回忆起这件事还说：“人们本想把他从肉体上消灭，结果，他在精神上被击垮了。”
可是就算是如此，戴高乐的首任总理米歇尔·德勃雷还是不肯就此罢手，趁着这个机会，给已被打翻在地的密特朗身上再踩上一只脚，向参议院建议取消密特朗的议员豁免权。11月25日，参议院就此案进行讨论时，密特朗愤怒地指责政府是这桩丑事的主谋或帮凶。
实际上，在一个月前，也是这个佩斯凯，曾经恐吓过总理布尔热·莫努里，后者报告了国家安全局长，佩斯凯才停止纠缠。而这次密特朗的遭遇同希尔热·莫努尔一模一样，使用的是同一手法。最终，参议院仍以175对27票通过了暂停密特朗议员豁免权的议案，这无疑加重了对密特朗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打击。
这起离奇古怪的天文台公园枪击案，迄今一直是个没有解开的谜。密特朗认为：“有人即便不想置我于死地，至少是想使我的名誉扫地。”佩凯斯的口气也变来变去，他于1959年11月4日，被指控参加议会爆炸案遭逮捕后几年，坦白天文台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戴高乐派头面人物。不过，他拿不出真凭实据，一般人都不相信他的说法。但同情密特朗的人都认为，此案是戴高乐派的情报部门操纵的，目的在于从政治上消灭第四共和国时期留下来的最危险的对手，而密特朗是首当其冲的人员。
这件案子尽管到现在还存有不少迷惑，但却足以说明政坛波涛的险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坚强的密特朗并没有向逆境妥协，经过奋斗，终于又登上了总统宝座，而且一干就是十四年。他也可谓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无悔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