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对于这项工作以后的发展，离不开针对自由职业演艺人员这一新群体的更多新政策的出台，您有何建议？
沈伟民：艺联在这方面作了一些初步的探索，有收获，也有困惑。这些困惑有的是国家法律层面的，有的是传统体制层面的，有的是市场发展层面的，也有艺联自身探索层面的。在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给予自由职业者明确的法律定位，从立法上根本解决自由职业者权益维护问题。
二、完善自由职业者社会保障制度，解决自由职业者社会保障缺失问题。政府相关部门及时制定和完善自由职业者社会保障问题的行政法规或操作规则，结束自由职业者游离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外的现状，使之融入和共享国家社会保障体系。
三、关注和加大支持演艺行业协会发展的力度。我们期待并希望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进一步关注、支持、指导，使艺联这类可以承担演艺行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健康成长、持续发展。
四、演艺行业组织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方面更应有所作为：制定行业示范合同、提供就业和职业提升途径、注重对少龄演员和特殊演员的培训和保护、探索行业酬金指导价和行业酬金协调制度、探索建立行业保险制度、探索建立行业基金，等等。
五、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我国演艺工作者表演者权的集体管理组织目前是空白的，演艺工作者这方面的权益无法得到真正实现。
六、推进文艺院团体制改革，使体制内外演艺人员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实现演艺人员、演艺资源市场化、社会化的自由流动，促进演艺市场有序发展。
记者：艺联作为上海市文联的团体会员，它在保护自由职业演员的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对文联职能拓展有何意义？
沈伟民：文联的主要职能是联络、协调、服务，主要针对体制内的各类艺术家，这与当时演艺行业少有或没有自由职业者有关。现今，演艺行业的自由从业者呈发展趋势，未能“成名成家”的不同体制内的演艺工作者同样需要提供相关的服务。上海成立演艺工作者联合会，就是想在新形势下对文联职能的拓展作一些尝试。尽管难点不少，但适应了社会需求，打破了体制壁垒，让演艺人员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享有社会保障资源，为自由职业演艺人员撑起一片展示艺术才华的天空，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所必需的。我们期待着社会各界给予更多的关注、支持和帮助。
5.知识产权是中国杂技掌握市场话语权的“权杖”
——访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恩杰邱振刚（《中国艺术报》记者）2009年年底至2010年年初，中国杂技团原创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在北京连续上演12场。该剧以鲜明的环保主题、时尚的舞台呈现吸引了国内外大量媒体的报道，并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好评。在演出票房出现井喷局面的同时，中国杂技团在《再见，飞碟》的知识产权保护、版权经营方面也作出一系列尝试。近日，记者对北京演艺集团总经理、中国杂技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恩杰进行了专访。
记者：中国杂技团作为我国杂技演出市场的“旗舰”，在节目创新、产业经营方面都走在了同业的前面。杂技艺术的发展和杂技演出市场的成熟都离不开杂技节目的知识产权保护，您对在当前我国文化产业不断繁荣发展的大背景下，杂技艺术团体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意义是如何看待的？
李恩杰：2009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在政策的强劲推动下进入了快速推进的阶段。在2009年年底前完成文化体制改革的42家国有院团名单中，国有杂技表演团体有16家，在涵盖歌舞、戏剧、戏曲、音乐、曲艺等多个文艺品种的国有表演艺术院团总数中占38.1%。可见，中国杂技传承发展3000年，以其顽强的艺术生命力走在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艺术院团改革的最前沿。当文化产业发展经过了初期政策强力推动阶段之后，马上进入的是市场机制的选择阶段。杂技率先改革进入市场，如何在激烈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安身立命、谋求发展甚至掌握市场话语权，已经成为关乎每个转制杂技团体不得不思考的首要战略问题。
文化产业是内容为王的产业，中国杂技的核心技巧、品牌节目以及创新道具都是中国杂技艺术最为核心，也最具价值的“内容”。但长久以来，中国杂技界对这些宝贵内容的保护却几近空白，以致中国杂技肆意抄袭、杂技作品良莠不齐、鱼目混珠，甚至出现以次充好、低价出口的恶性竞争局面。由于低价恶性出口竞争和长期缺乏对核心内容的保护开发，中国杂技在世界市场上没有话语权，素有“世界杂技金奖仓库”美誉的中国一直处于“打工仔”的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国内杂技团体自觉维护“中国杂技”大品牌意识的严重缺乏，以及肆意抄袭、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是深感担忧的。因此，中国杂技团就应当率先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自觉担当起保护中国杂技知识产权的重任。
记者：中国杂技团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都作了哪些努力？
李恩杰：在中国杂技团转制之初，中国杂技团就在公司内部明确了知识产权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并组建企业发展部主要承担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开发工作。历时3年多的发展，中国杂技团正在逐步从商标、专利和著作权三个方面建立自己的知识产权体系。在商标方面，中国杂技团在国家商标局进行了关于公司名称标识、著名产品商标等一系列注册，特别是中国杂技团的组合商标还在美国、日本、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地成功注册，这是中国杂技团在知识产权全球布局的第一步尝试。在专利方面，当代杂技的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杂技道具的创新，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是中国杂技界知名的杂技道具专家，他的可控旋转蹬技座、旋转爬杆、顶级桌子、行走转动软钢丝架等多项发明创新也都被中国杂技团进行了专利注册。在著作权保护方面，中国杂技团对《俏花旦——集体空竹》的三个版本，以及《圣斗·地圈》等部分知名节目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并且《俏花旦——集体空竹》的版权保护工作对市场中出现的侵权情况给予了有力还击，为杂技界不尊重他人知识产权者作出了警示。
记者：知识产权保护的目的还是为了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经营，中国杂技团作为经常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的演出团体，是否对国际上一些同行的做法有所借鉴、思考？
李恩杰：国际同行的很多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比如，在好莱坞有着被世界公认为版权经营经典案例的迪士尼公司，他们没有将经营局限在电影行业本身，而是辐射到出版业、传媒业、娱乐业、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盈利渠道。版权经营支撑迪士尼突破了行业界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成就其成为世界上独领风骚的文化产业帝国。
相比之下，迪士尼的成功为版权经营几乎空白的中国杂技产业发展提供了最为鲜活生动的经验。在太阳马戏团风靡世界、独领风骚的国际杂技马戏产业大背景、大格局下，我们认为，中国杂技产业要发展，就要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而这一“蓝海战略”的突破口极有可能就在版权经营方面。我们非常清楚，中国杂技团在市场上安身立命、做大做强单纯依靠演出经营的票房收入是远远不行的。
在这种思路下，中国杂技团在《再见，飞碟》的版权经营方面开始了大胆的尝试：我们一方面与歌华有线进行深度合作，以《再见，飞碟》音像版权为基础，由歌华有线对该剧进行高清影像制作，并且借助歌华有线电视平台，将该剧影像作品作为点播内容置入有线电视频道，观众点播所产生的收益由中国杂技团和歌华有线按照协商比例进行分配，杂技音乐剧《再见，飞碟》音像版权为双方共有。另一方面，中国杂技团还计划以《再见，飞碟》版权为基础，以版权股份合作形式与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展开长期合作。北京市演出有限责任公司将出资参股该剧40%版权，该剧未来演出收入由合作双方按照各自所持版权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以上两种尝试不但为中国杂技团节约了一笔不小的音像制作成本和项目经营成本，而且在加强产品市场宣传推广力度、提升品牌知名度、培育国内市场、开拓经营模式等方面都有不可小觑的作用。
中国杂技团还以几台精品杂技魔术晚会版权为基础，通过版权许可的形式，与俏佳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合作，尝试联合出版发行音像制品。中国杂技团的这两种版权经营探索，初看起来也许非常简单，但是作为中国杂技版权经营的破冰之举，对中国杂技团乃至中国杂技界，在未来海内外市场上提升中国杂技品牌地位的探索过程中，主动掌握话语权、谋求做大做强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