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阶级利益重于泰山
一般而言，问题新闻常常触及敏感事件，一旦与所处社会制度存在消极性、抵触性甚至对立性的因素，记者们往往要退避三舍、敬而远之，或者探求其他解决途径，而不是"有闻必录"。这也正是阶级性的表征。或者说，那些牵涉面广的重大敏感新闻，在"报"与"不报"乃至如何"报"的问题上，新闻工作者事先须充分考虑到社会效果，以大局意识统率各项工作。毛泽东就曾指出："什么是新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不是新闻？资产阶级作为新闻大登特登，因为对他们有利。但我们就不登，因为对无产阶级不利。这就是新闻观点不同。西方通讯社的东西，凡是对我不利的我就不登，只选择一些事实报道，这就是从阶级利益出发的，他们也不登我们的东西！"
的确如此。美国媒体在"妖魔化"中国的报道中，有失偏颇的例子比比皆是。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当时美国所有电视频道播的几乎都是对电影明星里察·基尔的采访，而里察·基尔是人所共知的达赖喇嘛的徒弟。在江主席访问的每站，美国电视对西藏分裂分子示威的报道似乎都同对江主席的报道平分秋色，即使示威者很少。"在哈佛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大家去欢迎，场面很踊跃。但打开电视，这些欢迎的镜头一个也没有，却只看到那些"台独"、"藏独"和"民运"分子抗议的场面。"
此外，最能体现西方媒体与资产阶级利益之关系的实例，恐怕非"禁发新闻"莫属。以下是1998年美国的24条禁发新闻目录：
（1）秘密国际贸易协定损害国家主权
（2）化学公司利用乳腺癌获利
（3）孟山都公司的转基因种子威胁全球产量
（4）被回收的放射性金属可能就在你家中
（5）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数十万儿童丧命的罪魁
（6）美国核计划破坏联合国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7）基因转化可能导致危险的新疾病
（8）天主教医院合并危及妇女的生育权
（9）美国：纳税人的美元支持着恰帕斯的敢死队
（10）尼日利亚：学生环保者命丧谢夫隆油田（美）
（11）扩建私人监狱成为大买卖
（12）数百万美国人在1955～1963年接种了被感染的小儿麻痹症疫苗
（13）政治捐款损害美国司法制度
（14）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替代普通警察：针对少数民族社区
（15）雇佣军服务于国际大公司
（16）美国媒体对波黑报道有失公正
（17）"曼哈顿计划"掩盖氟化物毒性的后遗症
（18）克林顿政府容忍儿童玩具中含有毒化学物
（19）开发商牺牲纳税人青睐洪泛区
（20）全球石油储量令人担忧
（21）终身教授日渐稀少学术界岌岌可危
（22）美土地管理局被控侵犯肖肖尼部落
（23）可口可乐公司未达回收标准
（24）ABC广播公司歪曲有关穆米亚·阿布·贾迈勒的报道
对此，曾获普利策奖的加里·韦布表示："这就意味着，严肃的、未经确认的、带有批评性质的新闻决不发。记者们最后感受到，如果没有人以官方的姿态首肯报道某个丑闻事件，那么他们跟自己过不去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已经不是记者了，而成了古代的文书，只需要忠实地传递法老的话。"
再如，北京时间2003年3月20日上午10时35分（伊拉克当地时间20日凌晨5时35分），美军使用"战斧"式巡航导弹和F-117隐型轰炸机开始对巴格达实施首次攻击，从而拉开了伊拉克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布什总统及其幕僚不仅对利用电波媒体开展心理战非常重视，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还不止一次地就电波媒体应该如何报道发表讲话，甚至不惜对与政府无关的几大电视网施压，迫使其清退那些"不听招呼"的从业人员，即便是曾获普利策新闻奖的在CNN供职多年的彼得·阿内特也不能幸免。美军方还同意有关各国记者进驻航母随军采访，并向他们提供"新闻"，而实际上这些所谓"新闻"不少后来被证明是虚假的，包括"萨达姆被炸死"、"拉马丹叛逃"、"第51师投降"等消息。
上述事实说明，尽管美国等西方媒体无时无刻都在宣称其"新闻自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特别是在战争、灾荒、动乱等敏感时期，新闻是无法脱离国家、政府和当权者的控制的。"
第三节中西方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简介
在对待"中西学术"的问题上，王国维曾指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所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此番鞭辟入里的高论，对于推动中西方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同样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由彼及此，我们不仅有必要搭建起一座融通相关领域研究的交流平台，以便冲破附着了"隔膜与敌视"的学术藩篱，更应"取其精华"，从而实现"师夷之长以制夷"的目的。为此，就我国与西方（以美国为例）在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的基本概况及其成果等方面，本节将分别予以"植入性"的介绍，以收"正本清源"之效。
一、中国"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
"中国电视诞生于发展电视的国际性热潮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激烈竞争的50年代后期。大跃进运动给予它另一个重要的推动。"此后，我国的电视新闻经历了长达约20年的摇篮期。"在这寂寂无名的20年中，它宣传的思想和内容都是有限的，它的表达手法是单调的。从业务上看，可以称之为中国电视的"新闻纪录片时代"。"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电视新闻才步入成长期，至今又走过近30年的风雨历程。目前，电视媒体"已成为用多种语汇传播广泛信息的重要宣传机构，它在新闻观众中的声誉也大大提高"。
当然，由于我国电视业的历史尚不足"半百"，所以有关"电视问题新闻"报道的效果研究仍显单薄。而且，直接以之命名的理论文章或研究著述相当罕见，大多散见于广播电视新闻学、新闻采访学、电视新闻史、传播效果概论等更为宽泛的研究范畴内。
1.研究生学术成果现状
近年来，国内高校的研究生对于"负面报道"、"法制新闻"、"灾难新闻"、"深度报道"、"食品安全新闻"等等与"电视问题新闻"相关性很强的课题的研究热情似乎日益高涨。比如，郑州大学2005届研究生魏钰尧（新闻业务方向）的硕士论文《负面报道及其传播效果研究》、暨南大学2002届研究生刘慰瑶的硕士论文《论法制新闻的负面报道》、郑州大学2005届研究生赵利英（新闻理论方向）的硕士论文《对灾难新闻的传播学思考》、中央民族大学2006届研究生董媛媛的硕士论文《论灾害报道的新闻价值与社会效果》、郑州大学2004届研究生陈福锋（广播电视业务方向）的硕士论文《审美界面上的灾难新闻》、安徽大学2005届研究生王磊（新闻传播业务方向）的硕士论文《法制新闻传播的道德问题研究》、广西大学2004届研究生文贻炜（新闻业务方向）的硕士论文《论新华社电视深度报道及其创新》、郑州大学2004届研究生赵振峰（广播电视业务方向）的硕士论文《新闻报道的衍生负效果》、河北大学2006届研究生兰菲的硕士论文《论食品安全新闻的衍生效果》以及吉林大学2005届研究生刘岩的硕士论文《电视深度报道论》等等。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南京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邓利平博士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习时选择了"负面新闻信息的传播"这一问题新闻的重要下位层面进行开拓性研究，写出了高质量的博士论文《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的多维视野》。像邓利平这样如此深入、细致、全面地论述问题新闻一个学科层面的学者尚不多见。作者在总结自己的新闻实践经验与多年的新闻教学经验基础上，联系当前新闻媒体的实际情况，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负面新闻信息传播进行了多角度的透视和论述。
不过，就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而言，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所以"避实就虚"即"长于理论而拙于实证"的现象较为普遍。例如，《论食品安全新闻的衍生效果》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饮食习惯，一个地区经常吃的食品如果被披露出现安全问题，那么食品安全新闻对这个地区的传播效果最为强烈，其余地区的效果逐渐减弱。2004年3月28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每周质量报告》播发了一条食品安全新闻——《槟榔下药醉中罪》，揭露了槟榔中加入对身体有害的添加剂，这条新闻在长江以南经常吃槟榔的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长江以北的城市却波澜不惊，生长在北方地区的大部分居民没有嚼食槟榔的爱好，所以对这则新闻的反应十分淡漠。"
显而易见，文章对"食品安全新闻"的电视传播效果所作的判断，是以"常识"为基础而不是通过调查分析得来的。倘若作者搜集当期《每周质量报告》在南北两个有代表性城市播出后的收视率，以数据的直观性、实证性来配合理论探讨，做到既务"虚"又务"实"，则对这则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的分析或许会更有说服力。
2.理论界研究历程概览
20世纪70年代末，舆论监督研究开始升温，对问题新闻学中其他分支的考证也有类似情况。于是，理论研究冲破了一些禁区，且给予新闻实践以积极的指导。
1984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蓝鸿文先生在其所著的《新闻采访学》一书中论及抓新问题、新动向、新情况等相关内容。经2003年修订再版，蓝教授对"抓新问题"又有更深入、更全面的论述。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从写作角度阐明了一些适合进行问题新闻报道的体裁。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舆论监督实践的大力推动下，相关理论研究也以前所未有的局面广泛开展。反过来，理论又对实践予以促进。另外，对问题新闻学中的其他分支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比如，对灾难、突发性新闻信息传播的研究，对法制类问题新闻信息传播的研究，对社会问题信息、疫情疾病信息等的传播研究，亦有不少成果相继问世。
综观我国新闻理论方面出版的书籍，其中涉及到"负面新闻"正负功能的单篇文章尚属少见，而以著述的形式，集中对此作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多侧面探析亦不曾有过。《视野》一书开负面新闻信息传播研究之先河，填补了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事实上，对热点、焦点新闻的透视，是"问题新闻"研究的重要成果。这些论文对各自侧重的问题新闻进行概念、特性、功能、报道原则、编播技巧等方面的阐述，理论联系实际，指导性较强。尤其是，许多学者对"《焦点访谈》现象"进行了理论归结，撰写了大量具有一定思辩色彩和理论深度的文章。在图书方面，贵州学者仇学英将"热点经济新闻"的报道作为科研项目申请立项，最终完成了30余万字的专著《热点经济新闻采访技巧》（1998年）。而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程世寿和刘洁所著的《现代新闻传播学》，则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进行了剖析。
2004年，《新闻战线》、《传媒观察》、《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等学术期刊就问题新闻的报道研究举办专题征文，随后刊发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台湾省，学者们虽然并未采用"问题新闻（报道）"这一提法，但对问题新闻学也有所研究。例如，1973年6月出版的《采访与报道》一书中就论及法庭、军事等新闻业务及其效果；欧阳醇所著的《实用新闻采访学》（1974年），除了对新闻采访与写作应注意的基本原则和一般问题展开论述之外，在"各类新闻的采访与写作"中还论述了外交新闻、交通新闻、军事新闻、司法新闻、社会新闻等若干问题新闻的采访报道技巧与方法。由于犯罪题材向来是资产阶级媒体的一大卖点，某些新闻学、采访学著述往往以此类新闻作为专题来探讨。1960年，台湾新闻研究社就出版了《怎样报道犯罪新闻》一书。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学者对西方电视问题新闻传播效果的研究，也有一批理论成果。包括：《世界新闻史》（台湾，李瞻，1983年）、《世界新闻史纲》（陈力丹，1988年）、《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张隆栋、傅显明，1988年）、《西方新闻事业概论》（李良荣，1997年）、《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徐耀魁，1998年）、《中西新闻比较论纲》（童兵，1999年）、《变化中的新闻内涵——美国主要媒体二十年来新闻报道的变化》（刘微，1999年）、《探求客观世界的不同选择——西方新闻流派的报道理念述评》（余芳，1999年）、《我看美国媒体》（顾耀铭，2000年）、《深度报道原理》（杜骏飞、胡翼青，2001年）、《比较新闻传播学》（童兵，2002年）、《无冕国度的对舞——中外新闻比较研究》（郝明工，2002年）、《西方传媒与西方新闻理论》（刘行芳，2004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