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方"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
毋庸置疑，效果问题始终是大众传播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之一。二战结束后，西方传播学者开始对受众接受无线电广播、电视和其他媒介的原因进行分类研究。如影随形，"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也就逐渐崭露头脚。
尽管西方新闻界确有电视问题新闻一说，但是，以之为关键词展开理论研究的著述实属凤毛麟角。不过，由于西方传媒一向以"社会公器"自居，所以负面报道、消极新闻、批评揭露报道充斥荧屏。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必然在理论研究中反映出来，并予以解决，只是尚未上升到问题新闻学这一更高的理论层面来加以研究，没有使用"问题新闻"这一提法。即便如此，他们对消极、负面、批评、揭露类问题新闻传播的理论研究，是有着悠久的历史的。其特点在于，注重定性研究、个案研究，对问题新闻的报道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将以Jennings Bryant和Susan Thompson合著的《Fundamentals of Media Effects》（《传媒效果概论》，2006年）为蓝本，将涉及西方"电视问题新闻"报道效果研究的成果予以简要介绍。
1."议程设置"研究
议程设置研究测试了传媒在修正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方面的影响力。自从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开始对重大事件的研究以来，许多研究数据进一步证实了新闻报道和公众所认定的重要事件的高度一致性。
1968年越战期间，来自非洲的美国黑人为人权而战，国内的年轻人反抗权威，滥用毒品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刺客在加利福尼亚将肯尼迪暗杀……在这种混乱的社会氛围中，在国家准备选举一位新总统时，北卡罗来纳大学的研究者McCombs和Shaw设计了一项研究，来测试竞选报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这份关于Lippmann的议程设置观点的首次实证研究结果于1972年发表。
此项研究将新闻媒体的实际内容作为自变量，而把作为因变量的焦点问题与新闻报道主题进行比较。研究者对当地报纸、电视及电台进行了三周的分析，以确认受到大部传媒关注的问题是什么。当McCombs和Shaw将这些结果与公众的反映进行比较时，他们发现了公众与传媒做出几乎一致的"议程"。他们把问题从媒体到公众的"潜移默化"称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影响"。
此后，在一次实验室研究中，工作人员事先对电视新闻进行处理，赋予其不同的基调与重点。而参与者被分成两组，一组接受关于美国军事防御力量薄弱的新闻报道；另一组收听不包含这些细节的新闻广播。研究人员在一周试验后对参与者进行了调查，调查发现了统计意义上的重大议程设置效果。到周末，看过"虚弱防卫"故事的一组，对军事防御问题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没看这类故事的一组。
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另一些学者也在他们的著作中对议程设置做过描述。Norton Long和Gladys Engel Lang的"议程建构"概念在几方面不同于议程设置，他们总结了新闻传媒在议程建构中的角色。
首先，新闻传媒突出了一些事件、行为、群体、个人等等，使他们变得更加突出。不同的焦点问题需要不同数量、不同种类的新闻报道予以关注。这些共同的焦点影响了人们将想什么或谈论什么。
第二，作为关注焦点的客体仍然需要进行设计。它必须代表些什么——一些问题或一些关注点。
第三，赋予新闻事件一定的象征意义，使其成为公认的政治观点的一部分。有时还会涉及利益整合问题，因为具体报道的划分界限不总是与有组织的政体之间或其他团体之间的划分界限相一致。媒体趋向于把离散的事件编排成连续的故事，通常是政治事件。
最后，新闻发布者还必须对这些事件进行包装，新闻事件的效力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引起公众注意的能力。
应当说，在政治性事件等重大电视问题新闻的实务操作层面上，"议程建构"理论具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2."危机新闻"传播
西方新闻理论认为，硬新闻侧重于突发事件的报道，包括涉及高层领导、重大问题，或者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重大事件，比如地震或空难。这些信息大多有助于提高人们对世界上的公共事务的理解和反馈能力。
危机新闻是硬新闻的一个重要分支，也是典型的问题新闻。它是指威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或者引起人们思想波动的重大自然灾害或人为事故。危机影响的人数众多，以突发性、不确定性、不可控性和引起人们的情绪化反应为特征。
（1）危机新闻报道的正负效果
危机新闻的范例有很多，包括1963年刺杀肯尼迪总统事件及随后对他的葬礼的报道；1986年"挑战者"号宇宙飞船遇难；1995年俄亥俄州联邦大楼爆炸；还有1997年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当飓风、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大量的危机新闻铺天盖地而来。总统下令紧急军事行动或战争时也是如此，比如1991年的海湾战争。
在危机期间，大众传媒在为社会服务方面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人们纷纷拨打电话到电视和广播的新闻栏目要求节目延时，由此可见人们对新闻的高涨热情和动荡年代里对信息的迫切需求。一旦危机爆发，各路媒体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时联络各方专家、官员，对事态做出详尽解释。与此同时，新闻把关会适度地放松，谣言和不确定信息就伴随着真实信息一起传播开来，但最终将在信息洪流中被淘汰掉。
虽然，在危机时，"监测"和"联系"作用是大众传媒最突出的功能，然而大众传媒也有建立"凝聚力"和"减压"的作用。有这样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大众传媒把人们的心连在了一起。戴安娜王妃去世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都坐在电视机前收看她的葬礼，从共同的悲伤中寻求一点安慰。同样的情形在二十年前"挑战者"号遇难时也出现过，观众从报道中遍布全国的哀悼者身上找到了慰藉。
值得注意的是，危机期间的监测有可能会产生副作用，大多的信息有时会导致人们产生更大的压力和恐惧。但是，联系作用能弥补监测带来的副作用，大量信息产生的联系作用帮助人们消化这些信息，并使他们认识到如何正确地被引导。
（2）危机对传媒功能和传媒活动的影响
对于传媒反馈危机的方式以及它们本身的行为，研究人员也甚为关注，学者们明确了危机期间传媒服务于社会应承担的不同职能。
当重大事件发生时，不论媒体是否掌握了足够信息，都要加大对危机的报道力度。因为，很多时候，报道的目的只是为了安抚那些处于悲伤和不安情绪之中的人们。所以，为了减轻社会压力，传媒要在报道内容上下一番功夫，以达到安抚民众的目的。此外，加强凝聚力对于处在危机之中的社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传媒可以启迪领导者的智慧，鼓舞危机处理人员和士兵们的勇气，并向社会承诺"我们同舟共济"，从而尽一切努力解除危机。因此，即使传媒不能满足监视和联系的需要，至少能在安抚和减压方面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当民族危机爆发时，总统必须行动起来。全国人民集合起来响应总统号召，总统的支持率也随即上升，这种现象被称为"集合效应"。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肯尼迪下令海上封锁；1992年的海湾战争中，布什下令轰炸巴格达，都明显地体现了集合效应。Coser提到，集合效应总是在外来威胁发生的时候出现，人们不再介意彼此的差异，走到一起，全民动员抵抗威胁。
对此，大众传媒做出了两点贡献：首先，传媒为信息到达公众提供了渠道；其次，在危机期间，传媒不再批评政府首脑及其政策，而是尽最大努力营造团结一致的局面。
（3）危机新闻与媒体公信力
1976年，M.L.DeFleur和S.Ball-Rokeach提出的传媒系统信赖模式——作为社会层面的传媒效果模式——的焦点是大众传媒实体（信息系统）和社会本身（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它假设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对大众传媒作为新闻和信息来源的信赖性正在逐渐增加。这种信赖关系的水平和传媒效果的力度取决于社会的安定或不安因素，以及社会对大众传媒作为信息来源的重视程度。
研究显示，对危机新闻的及时报道是在行动中运用理论的很好例子。每当危机发生时（例如肯尼迪总统的死亡或太空航天飞机挑战者号的爆炸），人们都来关注作为信息来源的新闻媒体甚至期望得到安慰，在危机期间他们对媒体的信赖性增加了。
3."新闻扩散"研究
与危机影响相关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就是新闻扩散。其研究对象也是危机新闻，但侧重于考察公众获得信息的渠道，以及新闻特别是危机新闻的时效性问题。
自从20世纪40年代新闻扩散研究开始以来，学者已经发现了与新闻扩散相关的一些普遍特征。首先，如果一则新闻很重要，影响力很大，那么它就能很快地传播开来。举个例子，1963年肯尼迪总统被刺杀后，15分钟内就有42%的群众得知了这一消息，一小时后，比例上升至90%。其次，新闻发布的时机影响传播效果。在研究"挑战者"号爆炸事件的传播效果时，研究人员发现"一个人身在何处影响他如何得知重大事件的发生……他接收信息的渠道又影响了他接收的速度"。如果一件突发事件在晚间新闻中播出，大多数人会通过看电视获得这一信息；如果事件在早晨发生，人们正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广播将成为新闻扩散的最初渠道。
一项调查显示，受众群的划分也对新闻扩散有一定影响。但是，越重大的事件在不同受众群中的传播效果差异越小。比如说，一起新闻事件发生在周末晚上，正在城里聚会的年轻人可能比年纪大的人更早得知这一消息。如果这是一条爆炸性新闻，比如某位国家元首逝世或者是闻名世界的盛事，年轻人们很可能打电话提醒朋友和家人，和他们一起分享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此外，健康传播也给创新扩散理论提供了一个更丰富也更具有实践意义的领域，特别是推动了有关艾滋病的扩散研究和生育控制计划的提出。举例来说，1994年M.D.Basil和W.J.Brown关注了在传媒披露篮球高手迈杰克·约翰逊的HIV检验呈阳性的新闻后，信息的人际传播渠道。
一些证据还表明：关于健康问题的报道对政策制定者也有很大影响。在艾滋病泛滥美国的20世纪80年代，同性恋和非同性恋看到报道后都提出了抗议，随之出现了正面积极的政府行为。再如，1986年夏天，大量的媒体聚焦报道了毒品问题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17亿美元的禁毒资金。
4.效果模式研究
（1）"强大效果"模式
其一，学者Joanne Cantor把工作重点放在测试个别孩子对恐怖片、电视节目或干扰性新闻报道的恐惧反应上。这些实验导致人们对这类节目使不同年龄的孩子感到害怕有更多了解，并让父母更多地了解了减少恐怖节目对他们孩子影响的方法。
其二，1983年，NIMH电视和人们行为的报告由美国心理健康学会资助完成。它进行了电视暴力效果方面的研究，发现了儿童和青少年观看电视暴力和他们后来的进攻性行为之间的相关性。"当然，不是所有的孩子变得具有攻击性，但是暴力和进攻性之间呈正相关。在大小方面，电视暴力对于攻击性行为的影响，与任何其他已经得到测量的行为变量具有同样的强度。"
（2）"温和效果"模式
1971年《军医署长报告》发现：观看电视暴力和此后一系列的攻击性行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但是，"任何的因果关系只作用于某些儿童（那些易患攻击性疾病的儿童）"，及"只产生于某些特定的环境"。
（3）"互动模式"
这是一种关于传媒使用和影响的模式，它将直接影响模式和个体差异模式相结合。在互动模式中，信息特点和受众的心理取向这两个因素相结合产生了某种影响。研究发现，信息的公开对受众的心理取向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例如，关于国家高等教育机构大幅度削减财政预算的新闻报道，更易对高等教育学校的人们产生影响。进而言之，这一报道会对那些被强制裁减的行政人员和有可能被付以低薪的教授产生困扰。
5."电视暴力"研究
1998年的某一天，在加州一名男子把他的卡车停在了十字路口，以至于洛杉矶两条繁忙的高速公路交通阻塞。当警察和新闻直升机在现场聚集得越来越多时，这名男子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卫生维护组织只是为金钱而存在。我们要自由、安全地活着，否则宁愿死亡。"然后他走回车上，和他的狗坐在一起，点燃了卡车，不久后下了车。当狗在燃烧的卡车内痛苦地挣扎时，这个男人脱掉了身上冒烟的衣服，手中拿着猎枪走开了。他在高架桥的对面停了下来，用枪抵住下巴，扣动了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