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定国少时从父学法，接受了于公的思想熏陶。于公死后，他继父任为县狱吏、郡决曹。由于他熟悉法律，治狱严谨，声誉渐高，补任廷尉史。因处理案件有才能，受到汉昭帝的器重，被调到京城，提升为侍御史、御史中丞。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是一个荒淫无道、不理朝政的昏君。于定国上书劝谏。刘贺只做了27天皇帝就被废掉。汉宣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霍光上奏汉宣帝，凡谏昌邑王的都应提升官职。因此，于定国也就升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受到特别重用。几年后，又升为水衡都尉、廷尉，位列九卿之一。西汉时，廷尉是掌管刑法的国家最高司法长官，凡郡国决狱有疑，皆由廷尉审核平决。在决狱断案中，于定国执法公正，量刑得当，有口皆碑。他做过县狱吏、郡决曹，对郡县情况十分熟悉，加上他明白文法，见多识广，因而办案明快，对一些疑难案件也是剖决如流。于定国善饮酒，多饮而不乱，堪称海量。寒冬腊月时，他总是先喝酒再审理案件。他喝了酒以后，不仅头脑依然很清醒，而且显得精神倍增。他一如当年于公，“决疑平法”影响极大。在决狱断案中，不管是当朝权贵，还是平民百姓，或是鳏寡孤独，只要案子有疑问，他都一视同仁，十分审慎地处理。他量刑时主张宽平，人们都感到他为廷尉，没有受冤屈之虑。他为廷尉十八年，朝野称颂，与汉文帝时的着名廷尉张释之齐名。当时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的赞誉。
于定国身居高位，但为人谦虚好学。任廷尉后，坚持拜师学《春秋》，常常手捧经史，“北面备弟子礼”。对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分高贵卑贱，即“徒步往过”，也“皆与钧礼”，这是难能可贵的。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于定国做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丞相黄霸死，于定国当了丞相，封西平侯。汉宣帝死后，太子刘爽即位，是为元帝，对于定国十分敬重。在处理国家政务中，于定国表现了较好的“民主”作风，“率常丞相议可”，他和御史大夫陈万年并位八年，“议论无所拂”，因而国家也较为安定。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于定国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适逢灾异，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于定国即以病辞官，汉元帝赐予安车驷马、黄金60斤还乡，72岁病卒，被谥曰“安侯”。
匡衡——精通儒学，抗疏建言
匡衡(生卒年不详)，字稚圭，西汉着名经学大师，东海郡承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人。匡衡幼年好学，勤奋努力，据《西京杂记》载：“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匡衡读书不但刻苦勤奋，而且对《诗经》见解独特，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匡衡任少傅数年，多次向皇帝上疏，陈述治国之道，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按照经典予以答对，言合法义，博得元帝信任。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在后几年里，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被人弹劾，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凿壁偷光
匡衡的父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从来没出个读书人。匡衡小时候很聪明，特别喜欢读书，父母也希望儿子能读读写写，使匡家出个文化人。因家中贫穷，没钱拜师求学，匡衡只好替别人做工换取生活和学习的费用。有一年，他在村庄南山坡放猪的时候，看到山上有一块石碑，就手沾口水，仿照碑上的字，一笔一划学着写。不久，碑上的字他都能默写下来了。
这一年的端午节，匡衡的母亲拿出一个葫芦，说：“鼎儿（匡衡的乳名叫匡鼎），这葫芦是农家的吉祥物，咱穷人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宝葫芦保佑咱家平平安安。快挂上吧。”匡衡想到自己刚刚在碑上学会的字，就用木炭在葫芦上写了“吉祥”二字。这时，有三个富家公子去书馆读书，看到葫芦上的字，都很吃惊。他们不相信匡衡那么小的年龄就会写字，而且写得那么好。一个矮个公子说：“哼，连放猪娃都识字，这不是糟蹋孔圣人吗？”匡衡反问道：“为什么放猪娃就不能识字？”一个高个儿走上前对匡衡说：“你看这‘吉祥’二字写得多俗气啊，应该写‘福寿无疆’才对。你会写吗？”匡衡摇摇头说：“不会写。”瘦高个儿说：“我替你写吧。”说着他擦掉“吉祥”，用木炭写了四个字。写完后，三个人又说说笑笑地溜走了。这时，有识字的人告诉匡衡母子，原来那四个字写的是“槽头兴旺”。槽头，就是给牲口喂饲料的地方。匡母一听，气得晕倒在地。小匡衡急忙扶起母亲，说：“娘，从今往后，孩儿只要饿不死，就要学识字。”
匡衡不光给人家养猪，还要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简册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干活，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境贫寒，连点灯的油钱也支付不起。怎么办呢？
匡衡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足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有一天晚上，匡衡正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霍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烛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一些，他就凑着透进来的一丝烛光，读起书来。尽管光线幽暗，他还是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了。过了几天，乘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匡衡借来一副锤錾，在裂开的墙壁上凿开了一个手指大的小洞，光线完全照射了过来，匡衡终于能看清楚简册上的字了。“凿壁偷光”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从此，匡衡白天用柴草把洞口堵上，晚上，便掏出洞里的柴草，借光读书。夏天，村里的人都在屋外乘凉，而匡衡则闷在屋里借光读书。汗流浃背，蚊叮虫咬，他全然不顾。冬天，寒风刺骨，他冻得手足发麻，仍然坚持不懈。时间长了，他读的书越来越多，并且都默记在心。读书使他明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国家和老百姓多做贡献。越读书，他越感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他想看更多的书。
匡衡家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要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匡衡不仅诵读了大量文献典籍，文才超群，而且为人正直，在齐鲁一带，大有名气。当时的读书人中流传着这么几句口碑：“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意思是说，不要谈论《诗经》了，匡衡要来了；匡衡讲说《诗经》，逗得人哄堂大笑了。可见他声誉很高。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而关于他的“凿壁偷光”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成为美谈。
身居高位
匡衡成年以后，参加了朝廷开设的甲科考试。这种考试当时叫“对策”，即皇上就军国大事提出若干问题，要各郡县推荐有才学的人一一回答。东海郡推荐了匡衡。遗憾的是，匡衡对答的文章不切合题意，被录取为乙科之士，授了个太常掌故官职（专门掌管礼乐制度的官职）。
匡衡在京任职期间，又结识了不少名人学者，他们谈古论今，对诗作赋，相处甚为融洽。此时，在京师做大官的鲁南人确实不少。他们是太子太傅疏广，疏广的侄儿、太子少傅疏受，谏议大夫、丞相司直萧望之等等。他们之中，有的是博学多识的经学家，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是朝廷重臣，显赫一时。匡衡分别拜访了他们。当时，太子太傅（辅导太子的官）疏广和侄子、太子少傅（也是辅导太子的官）疏受都很欣赏匡衡的才华，但是当疏广的亲戚希望疏广能在宣帝面前举荐这位同乡的时候，却被疏广婉言拒绝。疏广说：“宫廷渐危，外戚专权，贤良忠贞，朝不保夕。我已经老迈，不日即乞骸还乡，匡衡虽有才华，然不便进言……”不久，疏广便对疏受说：“我们官也当了，名声也有了，这个时节再不引退，怕有后悔之事。我们父子还是辞职还乡，以享天年，如何？”疏受叩头曰：“听长辈的。”于是两人一道辞官。回乡那天，有数百辆车送二人于长安东门外，路人见状皆叹曰：“贤哉二大夫！”
疏广和疏受不肯引荐匡衡，有种种原因，其中就有保护匡衡的意思。当时，朝廷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将军霍光刚刚去世，以汉宣帝为代表的皇权势力与气焰嚣张的霍家势力正势不两立，朝廷里关系十分复杂，确实如疏广所言“贤良忠贞，朝不保夕”。后来，果然霍家集团铤而走险，举行了叛乱，要侥幸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据说，在镇压叛乱中，受到牵连而灭族的霍家集团就有千家、近十万人之多。当初，如果疏广、疏受向把持朝廷权力的霍家集团引荐匡衡，恐怕平叛中匡衡也要受到牵连。
匡衡没有人引荐，从长远看也并非坏事。数年以后，匡衡被调往离京城很远的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南）担任文学官职（在州郡设置的教官）。在京师的许多学者闻讯后都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精通经学，当世无双，应该让他回京师任文学一职，不应该留在远方。很多后辈学生还都要跟随匡衡去平原郡。
宣帝看到上书以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太子刘奭的师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处理，让他们负责对匡衡进行考察。萧望之在西汉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公元前51年，汉宣帝为功臣们画像表扬的十一人中，萧望之即赫然在内。他官至御史大夫，是朝廷三公之一，且通《诗经》、《论语》、《礼记》。梁丘贺则是着名的《易经》大师。匡衡在京时，曾多次请教过萧望之。萧望之对匡衡印象颇佳。这次萧望之把匡衡招来，两人叙过乡谊以后，即与少府梁丘贺一起对匡衡的才学进行了测试。匡衡解答了《诗经》各篇的主旨，他的解释深刻而全面，使萧望之和梁丘贺十分赞赏。于是，萧望之上奏皇帝说：“匡衡的经学水平精深、纯熟，有儒学的师法和大家风范，他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尽管汉宣帝对今文经学的各学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然而他并不十分喜欢儒术，也不太重用儒士，他推崇的是儒法并用，听说匡衡经学学问很深，就把匡衡的事搁置起来了。皇太子刘奭曾劝宣帝说：“陛下持刑太重，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将会败坏汉室。从而担心刘奭不能承担皇位重任，曾一度有意要更换太子，但又不愿意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便叹息道：“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所以，仍旧叫匡衡回平原郡当他的教官。
萧望之见匡衡的事情没有了动静，便把匡衡的对答文章拿给自己的学生皇太子看。皇太子刘奭看后，暗自佩服匡衡的学问和才能，不过，父皇在，他没有说话的地方，只好请萧望之转告匡衡，先屈就此职，等待时机再说。
公元前49年12月，43岁的汉宣帝驾崩，好儒的皇太子刘奭（公元前75-公元前33年）即位，是为元帝。同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凭借皇帝亲属的身份任尚书，掌管尚书署的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作他的副手，同元帝的另一位师傅周堪三人一起辅佐朝政。汉元帝很看重萧望之，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萧望之，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当时，萧望之向朝廷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儒生，均得到了任用。
元帝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上任后便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师傅萧望之以《齐诗》着称，周堪以《尚书》闻名，御史大夫贡禹精明《公羊春秋》，匡衡则是当时公认的《诗》学泰斗。
萧望之再次向元帝推荐了匡衡。不过，最先重用匡衡的还不是元帝，而是史高。
外戚史高是一位行事圆滑老到的人，其学识和威信远不如萧望之，很是苦恼。一天，长安令杨兴劝史高说：“将军凭借亲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地位显贵而重要，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您，然而众人议论的美誉并没有集中在将军您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平原郡的匡衡文学才能很高，经学水平无与伦比，但是因为朝廷里没有门路，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将军若能将他召到幕府，学士们就会欣然归附于您的仁德。先和匡衡一起讨论事情，观察他的水平、特长，然后向朝廷推荐，他一定会成为有治国本领的人。将军用这种方法显示给众人，一定会声名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