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务实，政绩可观
唐朝佛教盛行，其次还有道教及其他宗教。上自皇帝、皇后、达官贵人，下至豪绅富户，无不利用宗教捞取好处。因此，在宗教的旗帜下，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许多社会流弊。对此，姚崇深为不满。在武则天时，张易之要将京城有名望的佛教高僧十名，调往定州(治所在今河北定县)去私建新寺，高僧们不愿意去，向朝廷苦苦哀求。姚崇接受了他们的请求，同意他们不到定州去。张易之一再坚持要调他们走，姚崇始终不改变主意。结果，得罪了张易之，不久就被调出京城，去做灵武道大总管。中宗时，公主、外戚得到批准，可度民为僧、为尼；有的人还私造寺庙。这样，一些富户强丁乃纷纷出家，因为当时制度，凡出家人，即免除赋役。姚崇在做了玄宗的宰相之后，就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他提出的理由是：对佛教的信仰，主要是在内心的虔诚，而不在于外表的形式；以往的一些信仰佛教的帝王权贵，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真要心怀慈悲，做的事有利于人民，使人民得到安乐，就是符合于佛教的要旨，何必妄度坏人为僧尼，反而破坏了佛法呢？玄宗接受了他的意见，下令有关部门暗中进行调查，将一万二千多冒充的和滥度的僧尼还俗为农。
对于这种宗教流弊，姚崇直到死的时候，也还是持反对态度。他在遗嘱里猛烈地抨击了佛教，用正反对比的方法，戳穿了佛教僧徒所宣扬的一些预言；他坚持佛即是觉的观点，信仰在乎内心，只要行善不行恶，就行了。他无情地揭露了那种将佛教僧侣的宣传当作事实的无知行径以及那种抄经写像、破业倾家、施舍自身、为死人造像追福等愚昧风俗，指出，这都是“损众生之不足，厚豪僧之有余”；他嘲笑了那些所谓通才达识之士也不免于流俗，成了上述种种怪现象的俘虏；他认为佛教的宗教活动，乃是有害于苍生的弊法，要他的子侄们警惕，不要上当，在办他的丧事时，即使不能完全摆脱佛教陈规陋习的束缚，在斋祭、布施方面，也只能略事敷衍，不能铺张浪费。他也顺便提到了道教，指出道教的本旨是尚玄虚，不谈趣竞，只是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而变了样。这种着眼于实际的求实精神，对宗教所持的否定态度，离无神论已不太远了。
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山东(泛指华山以东之黄河流域)蝗害成灾，老百姓受迷信思想束缚，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膜拜，坐视庄稼被蝗虫吞食。姚崇上奏，引《诗经》及汉光武诏书，证明蝗虫是可以捕杀的；历代以来，有时候所以捕杀不尽，那是由于人不努力，只要齐心协力，就可以除尽。他说：“蝗虫怕人，故易驱逐；苗稼有主人，故救护者必定卖力；蝗虫能飞，夜间见火，必定飞往；设火于田，火边挖坑，边焚边埋，定可馀尽。”玄宗说：“蝗是天灾，是由于德政不修所致，你要求捕杀，这不是背道而驰吗？”姚崇又说：“捕杀蝗虫，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安农除害，是国家的大事，请陛下认真考虑。”玄宗被说服。但当时朝廷内外都说蝗虫不能捕杀，玄宗说：“我同宰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谁再反对，即行处死。”于是派遣御史分道督促，指挥老百姓焚埋蝗虫。结果颇见成效，当年农业获得了较好的收成。
第二年，山东又发生蝗灾，姚崇按照老办法，派人到各地督促捕杀。朝廷议论又起，多以为蝗虫捕杀不得。玄宗也犹豫起来，又同姚崇进行商量。姚崇说：“这些庸儒们死抠书本，不懂得变通之道。凡事有时要违反经典而顺乎潮流，有时要违反潮流而合权宜之计。”接着他列举了历史上一再出现的蝗灾，后果都很可怕。又说：“今山东蝗虫，孳生之处，遍地皆是，倘农田没有收成，则人民就要流移，事关国家安危，不可墨守成规。即使除之不尽，也比养了成灾好。陛下好生恶杀，此事不烦你下诏，请允许我下文处理。若除蝗不成，我所有的官、爵，一概削除。”又一次把玄宗说服了。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刺史倪若水拒不执行命令，并说：“蝗乃天灾，应该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勃然大怒，给他写信说：“古时州郡有好太守，蝗虫即不入境，要是修德可以免除蝗灾，那么蝗灾的出现，就是无德所造成的了！现在坐看蝗虫吃食庄稼，怎能忍心不救！要是由此而造成饥荒，将何以自安？幸勿迟疑犹豫，否则是要后悔的。”倪若水不得已，只好执行命令，焚埋蝗虫。他所捕杀的蝗虫共达十四万石，投入汴河不计其数。另一宰相卢怀慎也反对捕杀蝗虫，他对姚崇说：“蝗虫是天灾，怎么可以用人力来制服呢？外面的议论，都认为捕杀蝗虫不对。而且杀虫太多，有伤和气。现在停止，还来得及，请你考虑。”姚崇力辩其谬，他列举古帝王及孔子为例，证明为了人的安全和不违礼制，杀生是可行的。又说：“现在蝗虫极多，只有驱除，才可消灭；若放纵蝗虫吃食禾苗，各处田地都要空虚。山东百姓如何能够听其饥饿而死呢？此事我已奏请皇上定夺，请你不要再说了。若是救人杀虫，因而得祸，我愿独自承受，与你无关。”并派人到各地去检查，看谁捕蝗勤快，谁捕蝗不力，列名上报。又有一个既耿直又迂腐的人韩思复反对姚崇捕杀蝗虫，他说，河南、河北蝗虫近更猖獗，所到之处，苗稼都损，且更向西蔓延，到达洛阳；使者往来，不敢声张，山东数州，甚为恐慌。接着，他又是那一套天灾流行，土埋不容，只有悔过修德，以求上天保佑的陈词滥调。最后，他请求停止捕蝗使的工作，以收揽人心。玄宗又被他的话弄糊涂了，便将他的奏章交给姚崇处理。姚崇请求派韩思复调查山东蝗虫所造成的损失。韩思复上报了受灾的实际情况。姚崇不相信，又派刘绍去调查。据说，刘绍看着宰相的脸色行事，鞭打百姓，修改旧状，假报无灾，因而山东遭灾的数州竟未减免租赋。这只能是局部的情况；总的情况是，由于姚崇力排众议，坚持捕杀蝗虫，故虽连年发生蝗灾，仍未造成严重的饥荒。
由捕蝗而引起的轩然大波，至此尚未平息下来。姚崇的同时代人张鹫在其所着《朝野佥载》中又对姚崇进行攻击，说什么蝗虫“埋一石则十石生，卵大如黍米，厚半寸盖地；上天要是不灵，则不至生蝗，上天要是降灾，蝗会越埋越多；对于蝗灾，应该修德慎刑，以报答上苍的惩罚，为什么不修福以免灾，而要逞杀以消祸呢”！这一通指责，也还是老生常谈，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新意。没有见到姚崇对这一批评的反驳，但在他以往批驳别人的言谈中，已包含有反驳这种偏见的内容。在一个被腐朽的精神力量统治着的时代里，要想办点事情也真是不容易！姚崇捕蝗的决心、勇气、才干和坚持到底的精神，今天提起来，也有点令人肃然起敬。
姚崇在围攻中取得了捕蝗的胜利，但既未立功，也未受赏，而是在不久之后就从宰相的宝座上跌了下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姚崇的一个部属犯了法，玄宗要惩办，姚崇想保护他过关。恰好遇到京师大赦，玄宗特意把这个人排除在赦免之外。机智的姚崇发觉，玄宗此举目的已不在这个罪犯，而是在他本人了。于是就请求辞去宰相职务，并举宋璟以代之。
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正月，玄宗决定到东都洛阳去，这不完全是为了巡幸，而是因为关中收成不好，粮运要增加，皇帝到了东都，就可以减轻这方面的负担。正在这时，太庙的房屋倒塌，这在当时又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玄宗召见宰相宋璟、苏颐，问他们这是什么缘故。他们解释说，太上皇死还不到一年，三年的丧服未满，不应该行幸；大凡灾异的发生，皆为上天的告诫，陛下应当遵守礼制，以答复上天，不要去东都了吧！玄宗听了大约有点不以为然，又把告退的姚崇找来，问道：“我临近从京都出发时，太庙无故崩塌，这是不是神灵告诫我不要去东都呢？”其实，太庙殿本是前秦苻坚时建造，隋文帝创建新都，将北周宇文氏殿移到这里，建造此庙，唐朝又利用了隋朝的旧殿，积年累月，朽蠹难支，故而倒塌。姚崇先向玄宗介绍了这一实际情况，接着又说：“高山含有朽土，尚且不免于崩塌，年久朽木，自应摧折。这次太庙倒塌恰好与陛下东幸的行期偶合，不是因为陛下要出行而太庙倒塌。而且皇帝以四海为家，东西两京，相距不远，关中收成不好，增加粮运，人民劳苦，故陛下出于对人民的爱护而行幸，并非无事笼络人民。何况东都各部门已都作好准备，不去将失信于天下。”最后他提出：一，将神主移到太极殿；二，重新建造太庙；三，皇帝东行计划不变。玄宗听了，很是高兴，说道：“你说的正合我意。”
开元九年(公元721年)，姚崇以72岁高龄死去。临终前立下遗嘱，告诫子侄们，说他自己知止、知足，从宰相高位退下来之后，优游于田园之间，甚感满足；人总是要死的，他之死乃自然的归宿。其次，他将田园事先分好，子侄们各得一分，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说，他所“见到的一些达官贵人，身死之后，子孙失去庇荫，多至贫困，于是互相争夺起来，搞得水火不相容，不但本人有失体面，而且也玷污了先人，无论是曲是直，都要受到别人的讥笑与谴责；庄田水碾因是大家共有，所以互相推诿谁也不管，以致荒废。所以仿效前人，将遗产预先分好，以绝后争”。第三，要薄葬，他指出，厚葬非但无益，甚至是会招祸，“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第四，是反对宗教迷信，这在前面已经作了介绍，要指出的是，他不但自己反对宗教迷信，还要求自己的子侄们及子孙后代也走他这一条路，其用心可谓深远。姚崇遗嘱说的虽都是个人及家庭私事，但针对的却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所以实际上也是篇针砭时弊的檄文。
好弄权术，为人权谲
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姚崇从同州到新丰见玄宗，玄宗打算任命他为宰相。现任宰相张说知道此事，出于嫉妒，指使别人对他进行弹劾，玄宗不听。张说又指使人向玄宗建议，派姚崇去当河东总管，又被玄宗识破，提建议的人差一点丢掉脑袋。姚崇当上宰相，张说恐慌起来，想走玄宗的一个弟弟岐王的后门。姚崇要抓住这件事对张说进行报复，但又不直接加以揭发。一天，已经罢朝，朝臣们都已离去，姚崇独自跛着脚作有病状，玄宗叫住他，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的脚坏了。”又问：“不很痛吧？”答道：“我心里有个忧虑，痛苦倒不是在脚上。”玄宗又问这是什么意思，他说道：“岐王是陛下的爱弟，张说是辅佐大臣，他们秘密乘车出其家门，恐怕要坏事啊！所以我很担心。”张说宰相当不下去了，被贬为相州(治所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刺史。在姚崇的同时代人中，张说也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二人之间始终是勾心斗角的。据传说，姚崇临死前，还告诫自己的儿子说：“张说与我嫌隙很深。我死之后，出于礼节，他必来吊丧，你们可将我平生所收藏的珍宝器皿陈列出来，他最喜爱这类东西，如他看也不看，那你们就要作好准备，灭族之灾就将来临了；如他看这些东西，那就预示没事了，你们就将这些东西送给他，并请他为我撰写神道碑。得到他所撰碑文后，立即誊写，报呈皇上，并准备好石头，立即刊刻。他比我要迟钝，数日之后，定要反悔；他如派人来索取碑文，就说已报请皇上批准，并将刊刻好了的碑拿给他看。”姚崇死后，张说前往吊丧，见到所陈服玩，看了又看。姚崇诸子如姚崇所嘱办理，得到了他所撰写的碑文，并使他索回碑文的计谋落空。张说气愤至极，说：“死姚崇犹能算计生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