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同另一些当代名人的关系也不甚协调。在贬张说为相州刺吏时，另一宰相刘幽求也被免职。刘幽求很是不服，有人告他的状，说他“有怨望语”，就是说在背后说怪话，发牢骚。玄宗下诏追查，姚崇等人以和解的姿态劝说玄宗道：“刘幽求他们都是功臣，乍任闲职，稍微表现沮丧，也是人之常情。他们功业既大，地位又高，一旦被送进监狱，恐怕要引起很大的震动啊！”结果刘幽求被调出京城，去做睦州(治所在今浙江淳安县西南)刺史。姚崇等人的上述一席话，表面上是保护刘幽求，实际上是证明了他确有“怨望”之罪。史书说，姚崇对刘幽求是素怀嫉妒之心，看来是有根据的。魏知古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其功劳、地位、身望与姚崇也不相上下。他原是姚崇所引荐，后来与姚崇并列相位，姚崇渐渐地瞧不起他，把他排挤到东都洛阳去专管那里的吏部事务。魏知古心怀不满。姚崇有两个儿子在东都做官，知道魏知古是自己父亲提拔过的，就走魏知古的后门，谋取私利。魏知古到长安时，将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报告给了玄宗。
有一天，玄宗与姚崇闲谈，顺便问道：“你的儿子才能与品德怎样？现在做什么官？”姚崇十分机敏，一下子就猜透玄宗的话中有话，就采取主动，答道：“我有三个儿子，两个在东都，为人贪欲而又不谨慎，必定会走魏知古的门路，不过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们。”玄宗原以为姚崇要为儿子隐瞒，在听了姚崇道出真情后，很是高兴。玄宗又问姚崇，他是怎么知道的。姚崇说：“在魏知古社会地位很低时，我保护过他，提拔过他；我的儿子蠢得很，以为魏知古必定因为感激我而容忍他们为非作歹，故而去走他的门路。”玄宗听了，认为姚崇为人高尚，而鄙薄魏知古，觉得他有负于姚崇，要罢他的官。姚崇又请求玄宗说：“我的儿子胡闹，犯了法，陛下赦免他们的罪已是很万幸了，若是因为这件事而罢魏知古的官，天下必定以为陛下出于对我的私人感情而这样做，这就会连累到陛下的声誉。”然而魏知古还是被左迁为工部尚书。
张柬之——恢复大唐社稷的宰相
张柬之(公元625-公元706年)，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人，登进士第。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举贤良科，对策第一。武周时历任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宰相。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以夏官(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武则天已病，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侍疾在侧，弄权用事。柬之与另一宰相崔玄等人密谋除二张。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柬之等率羽林兵500余人，迎太子(先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于7年前立为太子)由玄武门入宫，斩易之、昌宗，迫武则天传位太子。二月，恢复唐国号。柬之进位夏官尚书、中书令，与崔玄、敬晖等并为宰相。但武氏家族武三思等及其羽党仍当权用事，他们勾结韦皇后，谮毁柬之等。同年五月，封张柬之为汉阳王，同时罢相。柬之自请养病返襄州，乃出为襄州刺史。次年六月，贬新州司马。至新州，忧愤病死。
主谋迫使武则天退位
武则天嗣圣二十二年(公元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强硬派，决定以强对强，用强硬的手段逼迫武则天让位给太子李显，重新恢复李姓天下。
张柬之沉稳有谋，果断敢行。年已八十有余，但复唐雄心须臾不忘。早年任合州刺史时，便与荆州长史杨元琰一同泛舟，相互有约：“他日你我得志，当彼此相助，同图匡复。”不久张柬之入朝为相，立即推荐杨元琰为羽林军将军，控制京城军权。同时又阴结一些要害部门，伺机起事。
当时武则天生病甚笃，张易之、张昌宗两兄弟怕武则天去世，自己无法图存，所以也在居中用事，暗蓄异谋。张柬之以为时机已至，不能再缓，于是又把同道桓彦范等都安插在羽林军中当将军，直接控制保卫皇宫的禁军。
诸事安排停当，张柬之便率左右羽林军五百余人，直入玄武门，并派人强行从东宫找来胆怯疑惧的太子李显，一起突入内殿。二张听到风声，慌忙从武则天房里跑出来探听情况，恰被张柬之碰上。张柬之毫不迟疑，即令就地处斩。然后直奔武则天的寝室长生殿。殿前侍卫环立拒进，张柬之须眉倒竖，大喝一声“退下”，大踏步带兵敲响了武则天卧室的大门。
武则天听到人声杂沓，料知有变，便竭力支撑起身子，厉声问道：“何人胆敢作乱？”张柬之带着太子已拥兵到了床前，齐声道：“张易之、张昌宗谋反，臣等奉太子令，入诛二逆，恐致漏泄，故不敢预闻……”
武则天仍以一贯的强硬态度，对太子怒目而吼：“汝敢为此么？但二子既诛，可速还东宫！”
张柬之等以硬对硬，大声道：“太子不可再返东宫，以前天皇唐高宗以爱子托给陛下，现太子年齿已长，天意人心，久归太子，臣等不忘太宗、天皇厚恩，故奉太子诛贼，愿陛下即传位太子，上顺天心，下孚民望。”
武则天实不甘心女皇的威风就此熄灭，当然不愿马上传位，没料到自己强硬，对手却更加强硬，大有不成功便成仁之势。又见人势汹汹，刀光闪闪，她也只能一下子软瘫下来，口中说：“罢罢！”身子已重新缩进床里边去了。
第二天，张柬之等毫不偷闲，把异己分子或捕或杀，干净利落消除后患，然后让太平公主直接找武则天，劝迫传位。不多时，唐中宗李显复位，真正掌握了国政。
显然，对于像武则天这样敢作敢为、言出不二，尤其是在十五年之中以强硬态度控制朝政而得心应手的人，如采用软弱退让的手法，只能使武则天更加强硬，更加为所欲为。在这场争取皇位的权力斗争中，以张柬之为首的一帮人，一改太子等一味妥协忍让的做法，果断用强，决不手软，决不讲情面，从而一步到位，取得了复唐的成功。应该说，张柬之“以硬对硬，一步到位”的做法，在当时是最为明智的。
汉阳王张榜招贤
张柬之因被武三思所诬，回襄阳任刺史，封汉阳王。
传说襄阳老龙堤堤身单薄，每遇涨水，常溃堤破城与民为害。张柬之根据老百姓多年的愿望，决心把大堤修好，为民除害。于是拨银两派劳役大修千年古堤。但屡修屡溃，民工劳苦，张柬之束手无策。怎么办呢？他想来想去，忽然灵机一动：我何不张榜招贤呢？
于是，襄阳城街头出现了治理大堤的“招贤榜”，规定三日内，如有才揭榜根治堤患的人，可得重酬。这一下轰动了襄阳城。时间一天、两天地过去，但看榜的人多，揭榜的人却没有。眼看到了第三天正午时分，还没有人来揭榜。看榜人和贴榜人心里都为此纳闷起来：“难道我们襄阳没有能人？”正在这时，从人群后挤进一个三十多岁、书生模样的人，上前把榜揭了。大家一看，这不是住在西巷子里的“傻秀才”吗？他怎么把榜揭了！
傻秀才本姓欧阳，是那年涨大水的最大受害人，父母、妻子、儿女五口丧生，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自遭洪水灾害后，他含愤闭门攻书，邻人还以为他精神失常了，从而把欧阳秀才改称“傻秀才”。今天他来揭榜，难怪人们惊讶。
张柬之召见了欧阳秀才并请他上坐，问道：“先生，今大堤屡修不固，不知君有何见解？”
“大堤之要害在于：脚实则立，其虚则废。”
张柬之听后觉得有理，遂问道：“君有何良策赐教本府？”
欧阳秀才讲：“依学生之见，在襄阳、万山之间，打桩结绳，坐石堆土，堤可成也。”
张柬之遂按此法筑大堤，堤防坚固，数年不溃。后人称此堤为“张公堤”。
张柬之称赞欧阳秀才道：“今堤坚固如城，皆先生之功，吾以何酬君？”
欧阳秀才回答道：“大人过奖了！我闭门专攻水利，为的是能为襄阳百姓造福，今大人能用我言筑堤，我的愿望已实现。我只做了区区小事，不足挂齿，您给我这样的荣誉，我已知足。百姓免遭洪水之灾，我也获其利，何需另酬！”
张柬之惜其才，荐欧阳为水利使，在任期间，老龙堤固若金汤，得到襄阳百姓的称颂。
杨国忠——从市井走向权力巅峰
杨国忠，原名杨钊，唐蒲州永乐(今山西芮城)人，杨贵妃同曾祖兄(另一说同祖兄)。生年不详，卒于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46年)。
仕途从市井开始
杨国忠年轻时，不学无术，被街坊邻居看不起。那时候的杨国忠，过着低贱又穷困潦倒的生活。他先是在四川当兵，后来好不容易升了小官，当了四川新都县县尉。在唐朝，士兵地位有个从高到低的变化过程。在唐朝初期，士兵很受人尊敬，但后来士兵被将领们借给权贵使用，成了权贵们的奴隶一般，士兵地位就逐步下降，到了唐玄宗后期，当兵已经是一件很耻辱的事情。杨国忠结束士兵生涯，在新都县做起县尉，但日子也不好过，生活同样十分贫穷。据说他在三年县尉任期满后，竟然穷得没有钱回家。
杨国忠虽然穷困潦倒，但他仍有一颗市井之徒的色心。杨玄琰(杨贵妃父亲)死后，杨国忠就经常去杨玄琰家里。杨国忠之所以经常去杨玄琰家里，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得到救济，另一个主要目的是和他二女儿私通。杨玄琰二女儿，就是杨贵妃的二姐，后来的虢国夫人。说到私通，这里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杨国忠和虢国夫人私通，算不算乱伦呢？应该不算，其实杨家到了杨国忠、杨贵妃这一代，他们之间血缘关系已经比较疏远了。杨国忠和杨贵妃只是同一个曾祖父，在血系来讲已经超过3代了——直系超过3代，这个就是在现代婚姻法上也是容许的。杨国忠和虢国夫人私通，可以看到，一个市井之徒，在任何情况下，好色之心永不消失，并从熟人中先下手。
杨国忠后来仕途之所以有彻底转机，在于他有一身市井的本领：能喝酒、能赌博。公元745年，杨玉环被封为贵妃，她一家突然荣耀起来。唐玄宗首先追封了杨贵妃死去的父亲为兵部尚书，她叔父杨玄圭为光禄卿，并赏赐了豪宅给她的三位姐姐。但这并没有给杨国忠这位远房亲戚带来什么，他还是在四川当小混混。杨国忠后受人委托去了长安，生活才有了转机的希望。那时候，唐玄宗最喜欢玩“樗蒲”，而杨国忠刚好擅长于此，杨贵妃姐妹们为了讨好唐玄宗，就把杨国忠推荐给了唐玄宗。几次玩下来之后，唐玄宗颇为高兴，就允许杨国忠随供奉官出入皇宫。杨国忠就凭他的出色牌艺，博得唐玄宗高兴和信任，不久之后又马上升官，当了金吾兵曹参军。从此，杨国忠的显赫仕途开始了。
七年权力达巅峰，一人身兼四十职
公元745年杨国忠当上金吾兵曹参军，又在不久之后当上了判官，747年当上侍御史。到了748年的时候，杨国忠一人就已经身兼15职。再过4年，到了752年，杨国忠当上宰相之后，达到了权力顶峰。这时候，杨国忠兼职也达到巅峰，达到40余职，当时朝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都为杨国忠一人兼任。
杨国忠兼任的职位主要有这么几个：御史大夫、判度史、铸币使、修国史、吏部尚书、管当租庸、四川节度副大使……似乎杨国忠是全能的，似乎当时朝廷已经没有人才。杨国忠身兼40余职，除了和唐玄宗的昏庸有关外，更和当时朝廷官员体制的混乱和瓦解相关。
自掘坟墓，杨家灭门
公元755年的唐朝，李林甫已经死去3年了，高力士依然小心谨慎，朝中已无可制约杨国忠的人。但朝廷之外，还有一人是杨国忠的竞争对手，即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安禄山。
在《唐史札记四：是谁挖掉了盛唐的根基》中提到，唐玄宗和李林甫破坏了唐初建立起来的良好边防军制度，使得安禄山等人有了造反的可能和能力。而杨国忠和安禄山之间的嫉恨，使得安禄山有了造反的意愿。当一个人同时有了造反的能力和造反的意愿时，造反已经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时间的问题。
公元755年的盛夏，杨国忠正在日夜不停地收集安禄山造反的情报，派兵包围了安禄山在长安的住宅，逮捕了安禄山的宾客李超等人，并且秘密将他们处死。而远在北京的安禄山，造反准备工作已就绪，只在等待时机。杨国忠的一系列活动促成了安禄山在公元755年造反。后来安禄山曾经对他人说过，因为唐玄宗对他不错，他原本想在唐玄宗死后才造反，之所以提前行动，那也是迫不得已。
安禄山的造反，并没有给沉醉于繁荣的唐朝人以清醒，朝廷总以为这场叛乱会马上被平定。杨国忠等朝中大臣还沉醉于权力斗争。这些斗争中，以杨国忠和哥舒翰争斗最为关键。哥舒翰原本也是边防军将领，在安禄山叛乱之后，被唐玄宗委以重任，担任前敌总指挥，军权在握。杨国忠在朝廷，哥舒翰在前方，如果两人齐心协力，叛乱至少不会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但偏偏这两个人互相猜忌，互相提防。这种猜忌和提防，在潼关战役时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