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确实需要任职的时候，李泌是当仁不让的。德宗皇帝时，朝廷中人心涣散，天下形势也不稳定，德宗皇帝执意拜他作相，想依重他已经侍奉过三朝皇帝的资历威望朝野，李泌自己也觉得一来被加害的危险不大了，二来如果不担任这个实职不利于做大事，于是，这才正儿八经地做了宰相。
四绝，借助神异，保护自己。
李泌和唐代许多文人官宦一样，年轻时就喜欢神仙道士一类的东西，隐居嵩山时，常常到处去访问隐士和一些具有特异功能的人，希冀能从中得到帮助。他还一直练习轻功、辟谷之术，可以很长时间不吃食物。这些法术对于他的身体有多大好处无法判断，从他的享年看也不算很长寿。但李泌的这些嗜好帮助他播扬了名声，使他在朝廷之中被人高看，认为是有道之士，却是不争的事实。更重要的，那些想加害于他的人对此也不得不心存忌惮。从现在民间的传说和野史的记载中，我们仍能够找到相关的史料。
李泌身后，以机敏善辩和才博智广而名垂青史。旧唐书本传对他的评价是：自从他在朝廷中出入以后，屡屡被权奸妒忌和嫉恨，但总是能够利用自己的智慧而最终免于灾祸。他还因为谈论古今至理，终于感悟圣主，最终跻身宰相的位置。
陆贽——忠君爱民的清廉志士
陆贽(公元754-公元805年)，字敬舆。虽出生于江南望族，但其出生时家门已衰落，父陆偘虽官溧阳令，但英年病逝。贽受母亲教育成长。唐代宗大历六年，贽年方18岁就高中进士，又应博学鸿词得高第，初授华州郑县(今河南淅川县东南)县尉，迁渭南县(今陕西渭南县北)令。唐德宗即位，贽由监察御史召为翰林学士。当时藩镇跋扈，朝政紊乱，叛军陷长安，军阀朱沘僭称皇帝。贽随唐德宗避难于奉天(今陕西乾县)，转为考功郎中。李怀光叛乱，又扈从德宗避往梁州(今陕西南郑县)，转谏议大夫。收复长安后，转任中书舍人。贽任翰林学士后，即参赞机要，起草诏书，甚得朝廷倚重，号称“内相”。贞元七年(公元791年)，拜兵部侍郎，知贡举，余职皆解。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德宗拜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当时户部侍郎、判度支裴延龄奸宄用事，朝臣不服，但德宗却倚为心腹。贽上疏陈言裴延龄罪过，德宗不以理睬，并逐渐疏远陆贽。裴延龄反而谗言陆贽，德宗于贞元十年(公元794年)罢陆贽知政事，降为太子宾客。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春，又被贬为忠州(今四川忠县)别驾。唐顺宗即位后，下诏征还，诏未至而陆贽已卒，时年52岁。谥曰宣，后世尊称陆宣公。
治国思想
陆贽是唐代贤相之一。他的学识才干和品德风范，深得当时和后世称誉。唐代权德舆认为足可比之为汉代的贾谊。宋代苏轼认为陆贽“才本王佐，学为帝师”，文辩智术同于汉代的张良，“使德宗尽用其言，则贞观可得而复”，惜其“仕不遇时”。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均遣人祭奠其墓并赋诗凭吊。近现代则评其为“唐代大政治家”，列入古代“十大名相”之中。
其治国思想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人君立国，以民为本。
陆贽忠于唐王朝，基于当时的形势，进一步阐发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思想，强调“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他反复强调人心的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认为人君要“得人心”，“在于审查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者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急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查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同趣，以靖邦家乎！”当然在封建社会，代表地主阶级的皇帝与农民阶级的利益是根本不同的，二者不可能达到统一和调和。只能是在不损害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协调和农民阶级的关系，“扫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这样，统治者就能争取更多的“人心”。所以，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河南、河北、江、淮、荆、襄、陈、许四十余州发生大水灾时，他劝德宗“速降德音，深示忧悯，分道命使，明敕吊灾，宽息征徭，省察冤滥”；以争取“人心”。
第二，主张“均节赋税”、“养人资国”以发展社会经济。
陆贽为了发展社会经济，曾六次上疏《均节赋税恤百姓》，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他认为“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故立国而不先养人，国固不立矣”。“夫国家之制赋税也，必先导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他反对朝廷对农民进行敲骨吸髓式的剥削，认为“当今之要，在于厚人而薄财，损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则少损者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财必赡焉，则暂薄者所以成永厚也”。为此，他提出一系列的改良措施：限止土地兼并，实行轻徭薄赋，节约国家开支。这些措施总的原则是“安富恤贫”，是在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中寻找平衡。一方面体现了陆贽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广大贫苦农民的极大同情。这些措施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对缓和阶级矛盾、调整生产关系、解决经济危机等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主张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
“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藩镇割据局面。到德宗时地方割据有增无减，“假王者四，僭帝号者二，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大，有的已经世袭；“官爵、甲兵、租赋、刑守，皆自专之”；“虽称藩臣，实非王臣”。唐王朝要维持其统治，去掉藩镇已成为当务之急。为此，陆贽郑重提出“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着身使臂、臂使指，大小适称而不悖”。他建议德宗采用强干弱枝之术，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居重以驭轻，才能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并提出“修偏废之权以靖人，复倒持之权以固权”的方针，加强关中实力以巩固皇权，逐步削弱藩镇割据势力，以便最后剪除“凶逆”。终德宗一朝，解决了“四镇之乱”和“淮西叛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地方割据势力。
第四，整顿吏治，反贪倡廉。
唐代中朝以后，“权臣用臣，其余除授，类多徇情”，有的“一月数迁”，有的“积年不转”，吏治十分混乱。陆贽任宰相后，为了整肃吏治，将吏部内外官员分为三部分，每年置选，计阙集人。这样一来，选司之弊端改掉不少，天下称之。当时他与贾耽、户迈、赵憬共同辅政，凡是上报的文件皆互相推诿，谁都不置可否。于是采用以前的办法，辅臣轮流执政，秉笔快策，每十天轮换一次，有事由秉笔者处理，解决了辅臣间人浮于事、相互推诿的问题，辅臣的责权更加分明。陆贽认为任用官吏，必须坚持“求才贵广，考课贵精”的原则。“求才贵广”，就是要广泛地选拔人才，使人“各举所知”，不仅宰相可以推选官吏，台省长官也可以荐举贤能，“唯广求才之路，使贤者各以汇征，启至公之门，令职司皆得自达”，“非但人得荐士，亦许自举其才”。“考课贵精”就是要“按名责实”，依据一定的标准进行考核。为了奖惩分明，升降得当，在“考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核才取吏”的“三术”：“一曰拔擢以旌其异能；二曰黜罢以纠其失职；三曰序进以谨其守常。”这样使有才干的人得到重用，使庸碌无能与尸位素餐的人受到贬斥，保证吏治清明。
陆贽提倡反贪倡廉，唐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某日，德宗与陆贽交谈时说：“卿清慎太过，诸道馈赠，一皆拒绝，恐事情不通，如鞭靴之类，受也无妨。”陆贽地对德宗“鞭靴之类”的观点，认为“监临受贿，盈尺有利”。一语道破了“监临”者在公务中接受馈赠，哪怕只是一尺布，也是受贿的实质。得出“鞭靴不已，必及金玉”的论断。陆贽的结论是接受“鞭靴”之类的贿道“涓流不绝”，必然酿成贿祸泛滥的“溪壑成灾”。他强调在上者要带头自律，不能只禁“士吏之微”，而自己反可通行“受亦无妨”。
韩愈的自信和陆贽的豁达
相传唐代散文家韩愈年轻时曾试博学鸿词科，作《不迁怒不贰过论》。主司陆贽披阅后，感到无可取之处，不录。第二年，依然是陆贽主司，还是出了这个题目。韩愈将去年旧作一字不易地抄了一遍。陆贽见之，悉心研读，大加叹赏，擢韩愈为第一。
这则传说之所以流传，是基于对韩、陆两人个人品行的赞赏：一个正在急切求取功名的青年人作出这样的举动，须知是将自己的前途命运孤注一掷的大事，难道真是韩愈疯了不成？其实不然。韩愈对自己的文章“自信其真”，立意不轻动，文字不改易，表现了一个作者为人、为文的认真、执着、慎重的态度。
陆贽也是难得之士。一翻旧案，擢置韩愈为第一，确乎也要有一番知过从善、不计前嫌的雅量和气度。陆贽何以有此雅量？这与他重视人才不无关系。他不仅提出“求才贵广，考课贵精”，要做到“人无滞用，朝不乏才”，而且他认为人才“如玉之在璞，抵掷则瓦石，追琢则圭璋”，因而必须加以爱护。如果采取压制和排斥的粗暴态度，就会导致人才的衰绝。
杜佑——因《通典》而彪炳史册
杜佑（公元735-公元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县）人。是唐代着名的政治家、史学家。玄宗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生于累世仕宦之家。杜佑18岁就进入官场，历经玄、肃、代、德、顺、宪六朝，仕宦60年，先后在刑、工、户、度支各部任官。这些任职履历使他对唐朝的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非常熟悉，尤其是晚年官至宰相，身负朝政重任，得揽全局，更是周知国家盛衰的关键问题。不过，作为一生从政阅历丰富的政治家的杜佑，其本身也是一个好学深思、治学严谨的学者。《旧唐书·杜佑传》载：“佑性勤而无倦，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质明视事，接对宾客，夜则灯下读书，孜孜不怠。”总之，政治家的见识加上学者的才华，《通典》由杜佑来撰写编纂，正可谓得其宜者。
唐宪宗元和初，杜佑以年老，屡次请求致仕，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六月，始获准以守太保致仕。当年十一月病卒。
一生为官，政绩斐然
杜佑幼年读书就很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年十八，以父荫为济南郡参军、郯县丞。天宝末年，其父杜希望的好友韦元甫做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杜佑特意前往看望，韦元甫以故人子留居住所。有一次，韦元甫遇到一件疑案，不好处理，便征询杜佑的意见。杜佑对答如流，很得要领，元甫非常满意，便派他做司法参军。后韦元甫为浙西观察使、淮南节度使，杜佑一直在他的幕府中任职，深得信任，由殿中侍御史转主客员外郎。大历七年（公元766年），韦元甫既死，杜佑始由淮南入京，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转抚州（今江西临川）刺史，改御史中丞，充容州（今广西北流）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前后在江西、广西一带做了好几年地方官。
大历十四年，德宗即位，励精图治，不次用人，以道州司马杨炎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征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历任金部郎中、权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等使。那时正用兵河北诸镇，军需紧急，“馈运之务，悉委于佑”。杜佑不久便迁升为户部侍郎判度支。度支总领全国经费，当时军费开支浩繁，每月费度支钱一百多万贯。由于用度不足，德宗下令借富商钱，于是官吏大索商贾财货，闹得“长安嚣然如被寇盗”。杜佑看到这种情况，认为“百姓颇困，加赋攸难”，主张裁减官吏，节省开支，特地写了一篇《省官议》献给德宗。指出“设官之本，为理众庶，所以古昔计人置吏”，但自中宗以来，用人无制，从朝廷到地方都有一大批重复的闲散的官员，糜费国家大量的开支，应该加以裁并。因为宰相卢杞当权，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卢杞为了排除异己，出杜佑为苏州刺史。由于前任刺史以母丧去官，杜佑有母在堂，不愿赴任，于是改任饶州刺史，不久以御史大夫为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公元787年），杜佑被召为尚书左丞，复以御史大夫领陕州长史、陕虢观察使；过了两年，又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
杜佑从贞元六年赴任扬州，在淮南经历了13年，做了几件重要的事情：
第一，杜佑初到淮南时，遭逢旱灾，饥荒严重。他一面下令富户出售粮食，救济灾民；一面革除苛捐杂税，安定社会。扬州久经兵乱，官舍多被毁坏。驻军没有营房，很多士兵住在破庙里；储备没有仓库，很多粟帛留在支郡中。杜佑庀材鸠工，兴建营房和仓库，解决了军队用房和财赋储存的问题。当时联营30区，士马整饬。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修整旧有的雷陂（江苏扬州市北），还开凿了新渠，以资灌溉。又开滨海弃地为稻田，稻子产量很高，积米至50万斛。于是淮南兵精粮足，为四邻所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