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死了，军士拥立其子张愔，求为节度使，唐廷不许，于是加杜佑检校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徐、濠、泗节度使，叫他讨伐张愔。杜佑调集大批战船，派部将孟准为前锋，进攻徐州。但孟准的军队渡过淮河以后就吃了败仗，杜佑因此不敢进兵。这时泗州刺史张伾出兵攻埇桥（在今安徽宿县南古汴水上），也大败而回。唐廷不得已任命张愔为徐州团练使，分濠、泗两州隶淮南，以杜佑兼濠、泗观察使。
第三，杜佑生平好学，手不释卷。公事之余，勤于着述。贞元十七年完成了一部重要的历史着作——《通典》，派人献给了朝廷。
《通典》的编纂
贞元十九年，杜佑由淮南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顺宗即位，摄冢宰，寻进检校司徒充度支盐铁等使。当时王叔文以副使进户部侍郎，锐意革新政治，不久失败。佑奏李巽为副使，颇有建树。
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杜佑拜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岐国公。这时河西党项潜引吐蕃入侵，边将贪功，请兵出击。杜佑上书反对用兵。他历述前代开边黩武，兵连祸结的历史教训，明确指出党项寇边的原因是，“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因此不应轻易出兵，但当慎选良将，加固边防，“来则惩御，去则谨备”就可以了。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过了一年多，杜佑因年老请求致仕，宪宗不许，但令三五日一入朝，平章政事。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杜佑因病，累表求退，宪宗不得已许之。杜佑就在这年冬天逝世，终年78岁，赠太傅，谥曰安简。
杜佑元配安定梁氏，中年去世，遂以侧室李氏扶正，贞元十五年，封密国夫人。史称杜佑“始终言行，无所玷缺，唯升嬖妾李氏为夫人，时论非之”。其实杜佑言礼，贵在“随时”与“通变”，以妾为夫人，在他看来，也不过是行所当然罢了。
杜佑本为长安巨族，作镇扬州，家财巨万。在京城安仁里有府第，在城南樊川又有别墅，亭馆林池，最称佳胜，常与宾客置酒为乐。子弟都在朝中做官，一时贵盛无比。
中唐前后，是一个对历史进行大规模总结的时期，史书的编纂进入了非常重要的阶段，杜佑所着《通典》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从大历元年(公元766年)起，杜佑开始撰写代表其学术水平的史学名着《通典》，历经36年，于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完成这部鸿篇巨制。《通典》共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9门。每门下面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还有细目，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中心，兼记有关言论，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续到德宗贞元年间。其文献主要依据是《五经》各种史籍，历朝文人的文集、撰述、论议。全书开创了综合性典制体通史形式，是独立制度史编撰的开端和奠基之作。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从此成为与编年体、纪传体并行的重要史书体裁，开拓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重大领域。从《通典》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作者对社会结构有了崭新的认识，这种认识是建构在现实历史发展和时代精神的基础上的。《通典》自序中，他清楚地勾勒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结构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及其相互关系，认为“食货”是基础，“教化”是手段，“致治”是目的。各种制度如选举、职官、礼乐、兵刑等都应建立在“食货”的基础之上。这种认识反映在《通典》的内容编排上。以“食货为首”，《食货典》12卷，论述经济问题，包括土地制度，乡村基层组织，赋税制度，户口盛衰，货币流通，交通运输，工商业和价格关系。在这些前提下，展开其余几个门类，其中职官又最为重要，礼、乐、兵、刑次之，州郡、边防更次之，这种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认识是先进的，在其以前史家中很少见。同时也是对近千年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系统总结。
《通典》撰述的目的，按杜佑自序中所说是“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里，他非常明确地表述了经世致用的创作目的，表现了经邦、致用的史学思想的成熟。首先，他以勇敢的历史和现实批判精神，指出儒家经典中的空泛言论无济于治世，批评历代众贤很少有匡救之方，因而他“不达术数之艺，不好章句之学”。其次，他重实际，讲功效，把对历史的认识转化为对现实的思考和初衷。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他入朝为相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通典》中的要点辑录成《理道要诀》33篇，上奏德宗，以便斟酌实行，针对社会的症结和时代的要求来“师古”，以达到经邦、致用的最高目的。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这种史学思想显然具有里程碑意义。最后，他反对“非今是古”的历史观和主张适时变通以顺应历史进步趋势的思想，以及对门阀制度的批判态度都表现了其卓绝的历史识见。
《通典》表现的一切，证明了作为政治家兼史学家的杜佑，无疑是时代的优秀人物，是站在历史潮头思考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想家。
裴度——中兴贤相
裴度(公元765-公元839年)，字中立。唐河东闻喜人，唐代后期着名的政治家。他出身于小官僚家庭，祖父有邻曾做过濮阳县令。父亲裴溆任过渑池县丞。裴度自幼饱读经史，博览群书，能诗善文，才华横溢。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擢进士第，以宏辞补校书郎。后监察御史，耿直方进谏，语切忤旨，被出为河南府功曹参军。直至唐宪宗元和六年(公元811年)，由于宰相裴土自的推荐，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寻转本司郎中。
忧心国事，保护清吏
裴度其貌不扬，但风度俊爽，才能很高。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他参加进士考试及第，被任为校书郎。不久，他又参加制举(由皇帝特诏举行的一种特殊考选)，因对策成绩优良，被调为河阴(今河南郑州北)尉，后来又晋升为监察御史。
裴度的青少年时期，正是唐代后期藩镇割据的时期。代宗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唐朝在平定了安史之乱后，因无力铲除安、史余部，因而造成了成德、卢龙、魏博“河朔三镇”节度使的割据。这些节度使父死子袭，官爵自为，甲兵自擅，刑赏自专，户籍和赋税都不入中央。此外，还有淄青、淮西、沧景等藩镇，也专横跋扈，不听朝廷命令。各割据藩镇在境内对人民进行残暴的统治和苛重的剥削，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藩镇之间有时相互混战，有时又联合反抗朝廷，这不仅致使大量人口死亡，同时又严重地动摇了唐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这种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直到唐朝灭亡，始终存在。裴度在进入官场之后，深感要使国家统一和社会安定，必须消除藩镇割据混战的局面。因此，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曾经作了一篇《铸剑戟为农器赋》，希望天下太平，农民归田，并从此停止战争，将兵器改铸为农具，使土地开垦，农业丰收。同时，裴度又认为，要使政治清明，皇帝必须斥退奸臣。所以，他在任监察御史期间，曾上书弹劾专擅朝政的佞臣，语言耿直，切中时弊。谁知这反而引起了皇帝的不高兴，把他调到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去当一个功曹参军的小官。宪宗元和初，宰相武元衡出任西川节度使，因欣赏裴度的才能，将他调为掌节度府书记。不久，朝廷召裴度为起居舍人(掌侍从皇帝，记录皇帝言行)，元和六年(公元811年)，又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掌起草诏令)。
宪宗初年，由于实行两税法，国家财政收入有所增加，同时边防形势也逐渐缓和，于是唐王朝开展了裁抑藩镇的斗争，并首先压平了剑南西川和镇海浙西节度使的叛乱。这种形势对其他割据的藩镇不能不产生影响。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节度留后田兴(次年改名田弘正)，要求归服朝廷，遵守国法，向朝廷输送常年赋税。十一月，宪宗派裴度前去抚慰，赏军士钱一百五十万缗，免魏博镇六州百姓赋税一年。裴度还为田兴所居厅堂写了壁记，表扬了田兴服从朝廷、谦恭奉法的态度。田兴又请裴度到魏博镇所属各州宣述诏旨。裴度用具有说服力的和充满感情的演说，向魏博各地军民说明了国家统一的好处，受到魏博军民的热烈欢迎。魏博六州叛离朝廷近50年，一时归服朝廷，使淄青、承德等镇节度使十分惧怕。由于裴度去魏博镇，为树立朝廷威信和巩固中央集权作出了一定贡献，所以他回朝后，被拜为中书舍人(掌管诏令、侍从、宣旨、慰劳等事)。
唐代后期，地方上有藩镇割据，朝廷则有宦官专权。自从玄宗之后，宦官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们任意杀、立皇帝，进退官吏，十分恣横。特别是宦官霸占民田、掠夺民财，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如德宗时，宣徽院(掌宫廷之事，宣徽使由宦官担任)五坊小使等宦官，每秋带鹰犬去京畿出猎，到处敲诈勒索，百姓畏之如盗寇。他们甚至将网罗张在人家门口和井上，不许人进出和汲水。他们又到饭店吃饭不给钱，还留蛇一箧，说这蛇是用来为皇帝捉鸟雀的，要店主人好好饲养。直到店主人赔钱赔礼，他们才将蛇箧带走。宦官的专横，不仅加剧了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也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月，裴度由中书舍人改任御史中丞(御史台副长官，掌监察、执法等事)。当时，有五坊小使去下圭县(今陕西渭河北岸的下鄞)，县令裴寰因厌恶宦官凶暴，没有竭力奉承他们，小使就诬陷裴寰谩骂皇帝。宪宗大怒，将裴寰逮捕入狱，欲以“大不敬”论罪。虽然宰相武元衡等以理开导，宪宗怒气未消。这时，裴度走入延英殿，竭力为裴寰辩护，宪宗愈加恼怒。最后，裴度因感到县令是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在地方上的支柱，就对宪宗说：“裴寰为一县之长，能如此爱惜陛下的百姓，岂可加罪？”这时，宪宗考虑到唐王朝的根本利益，才消除了怒气，并于次日下令释放裴寰。
力排妥协，平定淮西
宪宗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闰八月，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领军务。后又拒绝接待唐朝吊祭使者，发兵四出焚掠，并勾结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对抗朝廷。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宪宗下令发十六道兵讨伐吴元济。但各路唐军讨伐淮西，日久无功。五月，宪宗派裴度去前线慰问，并观察用兵形势。裴度回京向宪宗报告。他认为：淮西之叛必定可平；诸将之中，尤以李光颜勇而知义，必能立功。不久，李光颜果然大败淮西军。宪宗赞扬裴度能识人才，从此对他更加信任。
由于宰相武元衡力主对淮西用兵，裴度也为消除藩镇割据而奔走，因此，王承宗、李师道对他们十分嫉恨。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六月初，王承宗、李师道各派刺客前往长安(今陕西西安)，行刺武元衡和裴度。一天凌晨，武元衡离家去上朝，李师道所派刺客乘天色未明，杀了武元衡，并割去了头颅。同时，刺客也行刺裴度。裴度刚离家走出通化坊，刺客向裴度连击三剑：一剑砍断了皮带，二剑穿破了背上单衣，三剑刺伤了头部。幸亏裴度头戴毡帽，伤势不重，他堕马逃走，刺客挥刀急迫。裴度的仆从王义抱住刺客，大声呼救。刺客砍断了王义的手，裴度滚入沟中，刺客以为裴度已死，遂匆匆离去。
李师道等派遣刺客杀死武元衡和刺伤裴度的恐怖行动，使京城的气氛十分紧张，吓倒了朝中不少大臣。当时，竟有人向宪宗献计，请求罢免裴度官职，以安王承宗、李师道之心。宪宗大怒道：“若罢裴度官职，正中贼人奸计，朝廷纲纪如何振举？我用裴度一人，足破三贼！”于是，宪宗任命裴度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裴度没有被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在家养伤二十天后，即面见宪宗，表示将以必死的决心，来维护朝廷的权纪。他还对宪宗说：“淮西之叛乃朝廷心腹之患，不能不除。况且朝廷已出兵讨伐，两河跋扈藩镇将视此为逆顺，故决不可中止讨伐。”宪宗同意裴度的分析，就将用兵事权全部托付给他，平叛斗争的军事部署因而日益加紧。人们见裴度当了宰相，对他抱着很大希望，情绪也就安定下来。
德宗在位时，因怕朝臣结党，不许他们相互往来。裴度当宰相后，为了广泛接触天下贤才，集思广益，更好地制订平叛策略，他请求宪宗准许宰相在家接待宾客。宪宗同意了裴度的请求。于是许多愿为平叛效力的有志之士，纷纷前来向宰相献策。
另外，裴度为了孤立吴元济，主张稳住其他藩镇。如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十二月，河东节度使王锷死，次年，他的两个家奴来京告状，说他的儿子王稷改换父亲遗表，贪污了进奉给朝廷的财物。宪宗听后立即派人去洛阳抄查王稷的家财。裴度知道后就上奏阻止，他认为这样做，只能使天下将帅，为保家计，与朝廷离心。宪宗觉得有理，就中止了追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