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已认识到军事上的胜负受政治的制约。具体来说，国家治理得如何，是否拥有足够的实力，民气、士气是否旺盛，平时对士兵的挑选和武器装备搞得好不好，都是打仗能否取胜的原因。书中总结出国君重视战争应致力于五项根本原则：“本务者兵最急，故先王专于兵有五焉：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备用不便则力不壮，刑赏不中则众不畏。务此五者，静能守其所固，动能成其所欲。”（《战威》）粮食物质的充足储备，奖励军功政策的制定，将士的挑选，武器装备一定要达到精良，赏罚严明制度的规定和实行，这五项，都属于国家治理、政策法令的范围，都直接决定战场上的胜负。
能做到这五项，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成其所欲，立于不败之地。作者总结出“先王专于兵”的五项措施，对于从根本上提高军事力量是很有意义的，也符合“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一原理。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军事家，能够把军事与政治的关系论述得如此透彻，实在是难得，而且，书中又明确论述“文”（政治）与“武”（军事）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否则将遭到失败。“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
专一则胜，离散则败。”（《兵令上》）文德的内涵是政治眼光、政治措施，从战略的高度和政治得失，做到“视利害，辨安危”。它同向强敌发动硬攻、坚守阵地的军事行动，是彼此依靠、互为表里的；政治和军事如能密切地配合就能取得胜利，不能密切配合就容易失败。总之，战争要有正义性，战场上的胜利直接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离不了正确的政治决策和国内良好的政治状况，未打仗之前，平时的各项战备措施实际上已经决定了胜负的结局。这些就是作者战争观的主要内涵。
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作者对军事与经济的关系也有精辟的论述。战争要靠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作者对此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以总结出“国富”、“国治”即可威制天下的规律。书中论述说：“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富，民众而制则国治。富治者，民不发轫，甲不出暴，而威制天下。故曰，兵胜于朝廷。”（《兵谈》）禁、舍、开、塞四项，合起来指治理国家的各项措施，多与经济有关，禁止奸邪行为，赦免小的过失，开辟财路，杜绝财政漏洞。做到荒芜的土地都充分地开发利用起来，把流民招集回来，让他们勤恳劳作致力于。达到土地广阔，人口众多，国家管理有序，经济富足，这就是“富治”。若能有如此雄厚的国家实力，那么老百姓不用辛苦出征，军土不用披戴盔甲暴露于旷野，而可以制服天下。
有强盛的国力即可获得军事上的胜利，故作者称为“兵胜于朝廷”。作者还从军事、政治、经济三者密切的关系，总结出国家兴亡胜败的几种类型：“王国富民，霸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仓府，所以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战威》）能使国内百姓富足的，为最上等的，是足以称王的国家；使军士富足的，为次一等，是足以称霸的国家；百姓穷困而官员富足的，是前途危险的国家；不顾百姓死活，搜刮大量财富堆放在国库里的，是必定灭亡的国家。如果是宜僚士大夫贪财、富足有余，而平民百姓却贫苦不堪，这样的国家将来必有祸患。反之，要想军事上取胜，就必须革除经济上种种弊端，达到百姓富足。
书中提出的战争观、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是作者从许许多多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根据客观实际所概括的。作者这种朴素的唯物论观点，与唯心迷信的观点是相对立的，所以他必然要对战国时期已逐步流行的阴阳吉凶、占里算卦的说法加以批评。《尉缭子》开篇《天官》）中，尉缭子在回答梁惠王的问话时，就对这位君王说：相传黄帝依靠“刑”和“德”取胜。“刑”是说用武力讨伐敌人，“德”是说用仁政治理国家，并不讲天象时日、阴阳向背那些东西。黄帝所依靠取胜的，是“人事”，即人的作用。尉缭子用生动浅显的道理解释说：譬如一座城，从东西攻、从南北攻，都攻不下来，如果按阴阳家说法，是没有找到吉利的地方，难道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方位可以利用吗？这各迷信说法显然说不通。城攻不下来，是因为“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将士同心协力）”，天有可乘之隙，如果“城下、池浅、守弱”，就攻下来了。
那么，打仗不靠阴阳吉凶、卜筮算卦，而是靠“人事”，不是很清楚了吗？作者又举出武王伐纣的着名战例来说明。武王的军队是背着济水向着山阪列阵。而按照阴阳家说法：“背水阵为绝地，向山阪阵是废军。”那么按照当时的阵势，周武王的阵列是凶兆，而殷纣王的阵列是吉兆。结果，周武王以二万二千五百的军队，打败了占有吉兆的殷纣王几十万的军队，这不是证明打仗要靠人事，而不能靠阴阳学说吗？！在《武议》篇中又进一步引申说：当时，殷纣王的军队的数量远远超过武王，（士兵）摆开百里阵势，结果是士卒倒戈，故武王能兵不血刃，就把纣王彻底打败。这根本就跟天象吉祥或隆下灾异毫无关系，而是由于人事治理得好不好的结果。因此，作者嘲笑那班迷信观测日辰、占卜星象、对照龟兆、察看风云变化的庸将们，说：你们企图借助什么吉兆来侥幸取胜，完全是徒劳的，因此，书中反复论述：“谓之天时，人事而已矣。”
（《天官》）“举贤任能，不时日而事利；明法审令，不卜筮而事吉；贵功养劳，不祷词而得福。又回，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战威》）重“人事”，包括实行各种正确的政策、措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还应指出，作者在战略思想上，还特别重视兵威气势的作用，指出：“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战威》）强调气势的另一面，是打掉敌人的气势，使敌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故说：“意往而不疑则从之，夺敌而无败则加之，明视而高居则威之，兵道极矣。”（《战权》）为了达到在气势上压倒敌人，就要求部队做到：“重者如山如林，如江如河。轻者如炮如燔，如垣压之，如云覆之。令之聚不得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兵如总木，弩如羊角。人人无不腾陵张胆，绝乎疑虑，堂堂决而去。”（《兵法》）
四、军事指挥和领导艺术
尉缭子十分敬重着名的军事家吴起。书中记载了吴起的故事，实际上是借此树立优秀指挥家的榜样。《武议》篇载：吴起与秦国作战，就在高低不平的陇亩露宿，上面只用树枝搭起来遮蔽霜露。吴起临战时，左右侍从送上宝剑。吴起说：“将专主旗鼓尔，临难决疑，挥兵指刃，此将事也。一剑之任，非将事也。”即是说，一军之将，责任是发号施令，遇到疑难情况时能果断地做出决定，指挥全军作战。至于手拿一剑与敌军互相砍杀，就不是将领的事了。吴起的军队与秦军作战，两军尚未交锋，一个士兵急于显示自己勇敢过人，冲上前去斩取两个敌兵脑袋回阵，吴起立刻下令杀掉他。吴起身边的将士劝谏说：“这是一个有才能的士兵，不要杀掉他。”吴起说：“我知道他是个有才能的士兵，但没有执行命令，应该杀掉。”
这三个故事表现出吴起的好品质：能与士卒同甘苦；不摆将军架子；他清楚将领的职责是掌握全局，发号施令，遇到复杂情况能果断地作出决定，而不恃个人勇力同敌人拼命；而且治军严明，对有错误坚决严罚，毫不姑息，借讲故事来说明一个优秀指挥家应该具有的品质，比起抽象的讲道理来，说服力更强。
《尉缭子》对于选拔任用将领的重要性、将领应具备的素质和将领与士兵的关系，都有中肯的论述。
关于将领的任用，作者认为这是有关国家的存亡安危的重大事情，国君对此必须极端重视。他说：“人主重将。夫将提鼓挥枪，临难决战，接兵角刃。鼓之而当，则赏功立名；鼓之而不当，则身死国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枪端，奈何无重将也！”（《武议》）枪是将领在阵上指挥全军进退的鼓槌，象征将领在战场上的指挥权。鼓槌敲响，两军决战，指挥正确了，将领立功，国家胜利；若指挥错误，将领兵败身亡，国家灭亡！因此国君任命将领一项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情，因此一定要非常慎重。
那么将领应该具备什么素质呢？作者对此也有深刻的论述。一是要有决策能力和高度的灵活指挥性，以适应战场上远离国君朝廷，瞬息万变的情况。故说：“将者，上不利于天，下不利于地，中不利于人。宽不可激而怒，清不可事以财。”（《兵谈》）优秀的将领，应该是不管在任何天时、地利条件下都能打胜仗，也不受别人摆布，而且善于决断。心胸要宽阔，不能受到一点刺激就动怒，失去理智；作风要廉洁，不要贪图钱财。任命这样的将领指挥军队，就会“无敌于前”，他带出的兵就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如狼如虎，如风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惊。”（《武议》）作者还从反面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夫心狂、目盲、耳聋，以三。谆率人者，难矣。”（《武议》）那种内心狂躁、缺乏谋略，有眼睛观察不到情况，有耳朵听不到情况的人，任命这样的人去统帅军队，准保要坏事。二是要具有对忠于国家、勇于牺牲自己的品质。作者说：“将受命之日忘其家，张军宿野忘其亲，援枪而鼓忘其身。”（《武议》）能够舍生忘死，就无所畏惧，这样的将领带领的军队也会所向无敌。三是将领要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关心士卒。作者对此有极深的体会，他说：“夫勤劳之师，将必先已。暑不张盖塞不重衣，险必下步，军井成而后饮，军食熟而后饭，军垒成而后舍，劳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师虽久而不老不弊。”（《战威》）要求将领必须处处与士兵同甘共苦，时时为士兵作出表率，这样，士卒才能心甘情愿地服从命令，这样的军队才有无坚不摧的战斗力。作者还提出将领不能高高在上，目中无人，高人一等。“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武议》）上级对下级宽厚，才能获得下级对上级的尊敬和服从。
书中反复地论述将领要对待士兵要赏罚分明，严格治军，士兵要绝对服从命令，这些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保证。作者把赏罚严明视为治军的最高原则。《兵教下》有这样的问答：
武王问太公望：“我想用最简短的时间得到用人最精要的道理，是什么？
太公望回答：“赏赐要如高山，惩罚要如深谷，赏罚严明要达到这样的程度。最理想的是赏罚都没有错误，其次是发现错误立即补救，使别人不要暗中议论。”
为了达到赏罚严明、令行禁止的目的，作者反复讲到要严肃惩罚违反纪律和不服从将领命令的行为：“凡诛者所以明武也。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喜者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当杀而虽贵重必杀之，是刑上究也；赏及牛童马圉者，是赏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赏下流，此将之武也。”（《武议》）对于触犯刑律而身居高位的人，要敢于严惩，决不放纵，而对下层人物，牛童马夫，只要主动做好事的，就要给予奖赏。这样，人人都能服从命令，大家都争着立功，人人畏惧犯下过失，受到惩罚。故此，作者又强调说：“号令明，法制审，故能使之前。明赏于前，决罚于后，是以发能中利，动则有功。”（《制谈》）像这些地方，把严明纪律以提高战斗力的作用，讲得是很中肯的。作者又提出将领治军要特别重视“爱”和“威”。“爱”是指士兵对将领爱戴、服从，“威”是指将领在士兵中有威信，使士兵敬畏。书中总结出“士兵敬畏官长就藐视敌人，畏惧敌人就轻慢自己的将领”这番道理，并作了颇为精到的分析：“夫民无两畏也。畏我侮敌，畏敌侮我。见侮者败，立威者胜。凡将能其道者，吏畏其将也，吏畏其将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敌畏其民也。是故知胜败之道者，必先知畏悔之权。”（《攻权》）要通过赏罚分明、严格执行纪律、做到军吏畏惧将领，士兵畏惧军吏；畏惧自己的将吏，就会藐视敌人，勇敢作战。作者又说：“卒畏将甚于敌者胜，卒畏敌甚于将者败。所以知胜败者，称将于敌也，敌与将就权衡焉。”（《兵令上》）究竟是畏惧将领，还是畏惧敌人，好比是一杆秤，可以准确地称出军队的战斗力。因此作者称这一项是“胜败之道”的关键所在。作者又强调务必使士兵从内心爱戴自己的官长，使各级将领在士兵中建立起威信：“夫不爱说（按，同悦）其心者。不我用也；不严畏其心者，不我举也。爱在下顺，威在上立。缘故不二，威故不犯。故善将者爱与威而已。”（《攻权》）能够赢得士兵的爱戴和眼从，这样的将领才是得力的将领。作者还论到反面的情况，称为“疾陵之兵”，疾陵就是轻侮官长、不守纪律，将弱兵强，不守约束，不执行号令，“疾陵之兵，无足与斗”，（《攻权》）肯定是要打败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