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对治理军队的方法论述得非常具体、明确，见于《攻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踵军令》、《兵教》上下、《兵今》上下等篇。贯穿于其中的主要指导思想有如下三项：一是编制要严密，“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攻权》）从伍长、什长、卒长，到将帅，形成严整的体制，若有死亡等非常事故，立即任命新的将吏代替，绝不能出现士卒行伍无人管理的情况。对于行军、营区、进军、退军、记功记罚的制度，都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二是达到三军能互相密切配合，保证军队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取胜。这就需要平时严格训练，逐级严密组织，反复检阅演习：“百人而教战，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合之万人；万人教成，合之于三军。三军之众，有分为合，为大战之法。教成试之以阅。方亦胜，圆亦胜，错斜亦胜，临险亦胜。敌在山，缘而从之；敌在渊，没而从之。”（《勒卒令》）经过严密组织、严格训练的军队，跟敌人打仗时才会打胜仗，并且能把敌人打得无路可走。三是做到信息灵通，上下通达。作者说：两军打仗，情况变化不定，“精诚在乎神明，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这里的“精诚”是指精通于用兵的巧妙变化之处，“战权”是指灵活变化指挥作战。合起来，就是要求将领指挥战争能达到巧妙境地，灵活机动处理各种变化的情况。又说：“下达上通，至聪之听也。”（《原官》）要求做到上下通达，无壅塞之弊。
《尉缭子》有《攻权》、《守权》二篇，专门论述攻守战术，直到今天仍然能给人以很大启发作用。其要点是，进攻必须有把握，打仗必须有充分的准备，所以说：“战不必胜，不可以言战。攻不必拔，不可以言攻。”并且要做到攻势凌厉，锐不可当，“众已聚不虚散，兵已出不徒归，求敌若求亡子，击敌若救溺人。”再者，进攻要做到行军迅速，占据险要地带，强攻解决，使敌人无法发挥战斗力。“凡集兵，千里者旬日，百里者一日，必集敌境。卒聚将至，深入其地，错绝其道，栖其大城大邑，使之登城逼危。男女数重，各逼地形而攻要塞。据一城邑而数道绝，从而攻之。……敌救未至，而一城已降。”再者，要乘虚而入，攻其无备。“夫城邑空虚而资尽者，我因其空虚而攻之。’作者对防守也有很好的总结。一是要储备精锐，以逸待劳。“凡守者，进不郭国退不亭障以御战，非善者也。豪杰雄俊，坚甲利兵，劲弩强矢，尽在郭中。乃收窨禀毁折而入保。令客气十百倍，而过之气不半焉，敌攻者伤之甚也。”“客气”是指进攻的敌人方面，让他们劳师远袭，花费掉十倍百倍的气力，而防守的我方却不用一半的气力，这就叫以逸待劳，叫敌人伤亡惨重。二是赁险固守，以一当十。“夫守者，不失险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与焉。……一而当十，十而当百，百而当千，千而当万。”“千丈之城，则万人之守。池深而广，城坚而厚，士民备，薪食给，弩坚矢强，予戟称之，此守之法也。”
五、策略智谋和领导艺术
请看下面这则小故事，故事虽短，却包含了很深的智慧：
春秋战国时，楚国将领公子心带领军队同齐国作战。当时天空出现彗星，古人缺乏科学知识，认为彗星出现就是有灾难，大家心里都很害怕。尤其不好的是，当时出现的彗星，帚把在齐国一方。根据星相学家的说法，彗星表示有战事，彗柄所在一方将获胜。这样，周围的人都劝公子心不要同齐国开战。公子心已经做好了准备，打仗决心已定，说：“彗星能说明什么？！如果彗星出现真与打仗有关，那么用扫帚打架，正好要把扫帚柄倒过去才能打败对方，我相信我们定能打赢，不要动摇。”结果他果然战胜了齐国的军队。
一般人把彗星视为不祥之物，公子心却不相信这些，他只相信自己的看法，这是一层智慧。世俗之见是“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却用了简单的道理，说明彗柄在齐正好打败对方，同一个事实，他做了全新的对自己有利的解释，而且显得更有道理，鼓舞了士气；这是又一层智慧。结果公子心取胜了，这是军事的胜利，也是智谋的胜利。这个故事即在《尉缭子》书中《灭官》篇中记载。这部书中很多地方表现了古代兵家的智谋，包含着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不仅在军事思想上有很大的利用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在工作中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领导艺术，以至体育竞技等方面都很有启发。
《尉缭子》一书中论述的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文与武、攻与守、爱与畏、将领严格治军和严于律己等项，都体现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这里再列举一些书中符合辩证观点、能充分反映出古人智谋的论点。
正与奇。正是通常打法，奇是出奇制胜，攻其无备。“善御敌者，正名先合，而后扼之，此必胜之术也。”（《兵令上》）讲将领要先用正面部队与敌军交锋，然后出奇兵扼住要害，给敌人以意外的打击，就必定取胜。”兵不厌诈”，善出奇兵，这是兵家的要诀。
密与疏。指讲究战场上布阵密集或稀疏的不同战术。作者说：“阵以密则固，锋以疏则达。”（《兵会上》）两军相持或对阵时，布阵宜较密集，这样阵脚牢固；前锋部队则应该稍微稀疏一些，所避免拥挤，以便于战斗。这也是作者总结作战经验而得的智慧。
大与小。这里指根据敌国领土的面积大小，而实施不同的进攻策略。作者说：“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扼；地狭而人众者，则筑大湮以临之。”（《兵教下》）绝其扼，指把守住险要地带，断绝交通要道，是对付地广人少的敌国的办法；筑大堙，指堆筑起供进攻用的土山，是对付领土狭小而人口众多的国家，采取强攻。
虚与实。军士的训练、卒伍的编制、武器的准备、战斗的动员，这是都是实的，务必实实在在进行，做得扎实严密。但作者又认为军事行动有时要制造假象，用以麻痹敌人，或试探敌人的动静。故说：“治兵者，若秘于地，若邃于天。”（《兵谈》）生动地说明用兵要像隐藏在地下那么秘密，像在空中那样不可捉摸，一旦进攻，就会让敌人来不及防备，无法抵挡。作者又论述用计策引诱敌人，使之暴露出内部的弱点，然后进攻；“代国必因其变。示之财以观其穷；示之弊以观其病。上乘者不离，若此之类，是伐之因也。”（《兵教下》）为了使敌方内部发生变故，而故意显示一下我方的财物，以观察它贫穷的程度；暴露一下我方的弱点，以观察它的弊病，找到敌方存在的问题，摸清敌方底细，相机而采取主动进攻。
刚与柔。战争是武力行动，是一种残酷儿猛的行为，书中一再论及“兵者凶器也”，“便吾器用，养吾勇武，发之如鸟击，如赴千里之溪”（《制谈》）迅猛地进攻敌人，就是这个意思。但作者又论述军事行动需要坚韧不拔地努力，常备不懈，周密细致地作好各种布置。故又说：“胜兵如水。夫水至柔弱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也，性专而触诚也。”（《武议》）
以上各论述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出古人的智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尉缭子》是一个智慧库，我们今天从事经营管理、体育竞技，以至处理人事关系各项，都可从中得到教益。
战争是对将领指挥才能的最好考验。《尉缭子》在总结领导艺术方面是十分精采的，对我们的启发尤为宝贵。《十二陵》一篇，讲的是有夫将领治军处事的十二对事项，前十二项是要做到的，后十二项则是要避免的。每一条都是作者总结的治军格言或人生哲理，包括的范围相当广。有讲将领如何树立威信和决策识断的，如：威严在于不随便改变决定（“威在于不变”）；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机在于应事”）；进攻在于出敌意外（“攻在于意表”）；后悔在于多疑寡断（“悔在于任疑”）；见识浅陋在于远离了贤能的人（“固陋在于离贤”）。有讲将领如何协调关系和周密部署的，如：给人恩惠在于最好是别人最困难的时候（“惠在于困时”）；防守在于荫蔽自己（“守在于外饰”）；不犯过失在于掌握处理事情的分寸（“无过在于废教”）；不陷入困境在于事前作好准备（“无困在于豫备”）。有讲道德修养的，如：明智在于把握大体（“智在于治大”）；处事严谨在于小事情上提高警惕（“慎在于畏小”）；得到民众拥护在于虚心（“得众在于下人”）；办事不公在于私心太重（“偏在于多私”）；受祸在于贪图钱财（“祸在于好利”）；不明事理在于受人离间（“不明在于受间”）。一个将领或者部门负责人，如果能记住并时时温习这些格言，对于提高他的领导艺术和品格修养，是大有好处的。
还有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那就是作者很重视军队中的亲和力、凝聚力，这不仅对军队，对于今天一个部门或企业搞好人际关系、协调工作也有所裨益。书中把部门领导与成员的关系比喻成心与肢节的关系：“将帅者心也，群下者支（肢）节也。其心动以诚，则支（肢）节必力。”（《攻权》）首领待人办事诚心专一，下属行动起来就配合恰当。
又说：战者必本乎率身以励众士，如心之使四肢也。……励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列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营而显之。田禄之实，饮食之亲，乡里相劝，死生相救，兵役相从，此民之所励也。使什伍如亲戚，率伯如朋友，止如堵墙，动如风雨，车不结辙，士不族踵，此本战之道也。（《战威》）
这段话，相当深刻地说明将领要关心、体恤士兵，在物质上予以照顾，感情上表示亲和，士兵之间有了亲密的感情，就有了一种内在的凝聚力，打起仗来才能所向无敌。这个道理，不是被许多今天成功崛起的企业同样证明了吗？
《尉缭子》全书共二十四篇，书中详细论述了包括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战略原则和治军具体措施这三个层次的内容，的确是一部难得的利用价值很高的兵书。当然，什么事情都要分两个方面来看，有其利必有必弊，这本书中也有不可取的糟粕部分。如作者虽论述过刑罚要适中，不能因施酷刑造成冤案，但在别处又讲对士卒用刑要严酷，甚至讲出“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的谬论（《兵令下》）。书中还讲“官无事治，上无庆赏，民无狱讼，国无商贾”（《原官》），则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像这些地方都应予剔除。
最后说及本书译注的几个具体问题。《尉缭子》现见到的版本，有宋本《武经七书》本（收在《续古逸丛书》中，上海涵芬楼影印，又有上海中华学艺社影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武经七书》本影印）、《清芬堂丛书》本（光绪十六年刻）及湖北崇文书局本等。近年来进行整理研究的，有华陆练先生《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1979年版）及钟兆华先生《尉缭子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山东临沂银雀山出上竹简本残本，则有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发表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2、3期）。本书以宋本《武经七书》本为底本，用崇文书局本参校，有的篇章则用银雀山出士简本参校。校译工作吸收了学术界的成果，采用华陆综先生《尉缭子注译》的尤多，谨在此向华先生和各位专家衷心致谢。为了节省篇幅，注释尽量从简。对于原文有脱误的，均在正文中直接采用正确的文字，然后在注释中举出所脱误的字并说明校改理由。
卷第一
天官第一
梁惠王①问尉缭子曰：“黄帝刑德②，可以百战百胜，有之乎？”
尉缭子对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谓天官时日阴阳向背也③。黄帝者，人事。而已矣。何者？④今有城，东南亚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岂无顺时乘之者邪？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完具，财谷多积，豪士一谋者也。若城下⑤、池浅、守弱，则取之矣。由是观之，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陈⑥为绝地，向阪⑦陈为废军。’武王伐纣，背济水⑧向山阪而陈，以二万二千五百人，击纣之亿⑨万而灭商，岂纣不得《天官》之陈哉？楚将公子心⑩与齐人战，时有彗星出，栖在齐。柄在所胜，不可击。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斗，固倒而胜焉。’明日与齐战，大破之。黄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谓之天时，人事而已。”
【注释】
①梁惠王：即魏惠王，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公元前370-319年在位。于公元前362年从邻近秦国的安邑（今山西夏县）境内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故历史上又称梁惠主。
②刑德：刑，指刑罚杀戮、战争攻伐，即武力的一面；德，指施行恩惠、仁政，指治理国家、取得人心的一面。
③天官：天文星象等的总称。凡所谓望云气、望日、观星等都与天象有关，故称天官。时日阴阳向背，即指古代占星家所认为的天文星象、时日阴阳的变化，能导致和决定人世的吉凶。
④人事：人的活动，人有目的、有意识的积极作用。
⑤下：低矮。
⑥陈：同阵。下文“地”，原作“纪”，从湖北崇文书局本（简称鄂局本）改。
⑦阪（bǎn板）：山坡。
⑧济水：即兖水，源出河南济源县王屋山，古时直接入海，今流入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