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答：“兵家胜败的原因，情况有着千差万别，不能用某一个事例加以推断。譬如陈胜、吴广打败秦朝军队，能说是因为陈胜、吴广的刑法比秦朝更为严酷苛峻吗？汉光武刘秀起兵定天下，完全是因为顺应了民心怨恨王莽的情势，更何况王寻，王邑根本不会用兵打仗，徒劳夸称兵多势众，所以自取败绩。我按照《孙子》所说：‘士卒还没有亲附你的时候去惩罚他，他一定心中不服；已经亲附你了如果还不能严格执行纪律，那么这样的士卒也不能用来作战。’这番话就是说领帅首先要对士卒仁爱，然后才可以严厉地实行刑法。如果没有对士卒仁爱这个先决条件，而单纯使用严刑峻法去管束士卒，那是极少能奏效的。”
唐太宗问：“那么《尚书》上说：‘威严超过仁爱，就可以成功；仁爱超过威严，就不会成功。’这是什么意思呢？”
李靖答：“先行仁爱，后施刑罚，这个顺序是不可颠倒的。如果先施刑罚，后行仁爱来求补救，那是于事无补的。《尚书》所说，目的是要告诫人们慎重考虑如果违法将要受到惩罚的结果，并不是说要把施用刑罚作为推行仁爱之前加以优先考虑的教诫原则。所以，《孙子》的原则是万世不能更改的。”
唐太宗说：“你平定萧铣之后，各将领都想没收萧铣部下文武百官的家资私财来犒赏士卒，只有你认为不能这样做，并引用了汉高祖刘邦不杀蒯通之事进行劝说，以后江汉一带百姓果然归顺了。我由这件事情联想到古人说过的‘文才能使万众拥护，武功能使敌人慑服，可以说就是指你这样的人才。”
李靖说：“汉光武刘秀平定赤眉军以后，骑马进入赤眉军的营阵中巡视检阅，（显示了他对赤眉军并无疑惧的恣态），因而赤眉军说：‘萧王此来真是推心置腹无比信任我们。’这完全是因为刘秀事先了解到赤眉军士卒的品性原本不恶的缘故，哪里是他没有预想而贸然从事的呢？不久，我率兵征讨突厥时，统率番汉两部兵马，出塞远行千里，却没有诛杀一个象扬于那样违犯军纪的士卒，没有斩杀一个象庄贾那样贻误军机的将佐，也不过是以诚待人、心存公道罢了。陛下夸奖我是文武兼备的人才，微臣实不敢当？如果说我是文武兼备的人才，那我怎么敢当？”
唐大宗问：“当年我派唐俭出使突厥，你却乘机袭击因而打败了突厥。有人说你这是把唐俭做了死间，我到现在心里还有些疑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靖行两次拜礼，然后回答：“我和唐俭共同辅佐陛下，我预料唐俭必然不能以言辞说服突厥，所以我趁突厥懈于防备的时候出兵突袭，这就是为了铲除国家的大患而顾不了与唐俭的私人小义。如果有人说我把唐俭作为死间，那并不是我的用意。按照《孙子》所说，用间最为下策，我也曾在《孙子·用间篇》后边批注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所以，用间有的能够成功，有的也会招致失败。假如一个人侍奉君王，在参与朝政中公正坦荡，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信实无欺，竭诚待人，那么即使善于离间君臣关系的人，又怎能阴谋得逞呢？’像唐俭这类事情仅是小义问题，陛下何足疑虑呢？”
唐太宗说：“的确是啊！具有仁爱之心的人是不能使用离间之术的’用间哪里是人格卑下的小人所能做到的？周公为了大义尚且能够灭除手足之亲，更何况一个使臣呢？现在我明白无疑了。”
唐太宗问：“用兵作战，贵为主，不贵为容；贵速胜，不贵持久。这是为什么呢？”
李靖答：“兵是不得已才用的，怎能甘为客军而又久拖不决呢？《孙子》说：‘远道运输粮积军资则百姓贫因’，这就是作为客军的害处所在。又说：‘兵员不可反复征调，粮秣不应多次输运’，这就是总结用兵作战不可久拖不决的经验之谈啊。我仔细分析主客的形势，因而形成了变客为主、变主为容的方法。”
唐大宗问：“有哪些方法呢？”
李靖答；“（《孙子》说的）‘在敌方领土里就地征粮，这就是一种变客为主的方法；（《孙子》说的）‘敌军粮秣充足时，就设法使其匮乏；敌军安逸时，就设法使其疲惫’，这就是一种变主为客的方法。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用兵作战不必拘泥于主客、迟速，只要能指挥得当，就是正确的。”
唐太宗问：“古代的人有这种事例吗？”
李靖答：“从前越王勾践讨伐吴国时，以左右两军鸣鼓进击，吴军分兵两路防守。越则以中军主力偷渡隐蔽出击，进而突袭成功大败吴军，这是变客为主的例子。石勒与姬澹作战，姬澹军远道而来。石勒派遣孔苌为前锋，迎面抗击（挟势而来的）姬澹军，孔苌佯败后退而姬澹贸然追击，石勒即以伏兵夹击姬澹军，姬澹大败，这就是变疲劳之军为安逸之军的例子。古人这类事例是很多的。”
唐太宗问：“铁蒺藜、行马，听说是由太公创制的，对吗？”
李靖答：“有这么回事，然而那只是用以防守敌军而已。用兵作战，贵在能够调动敌军，而不仅仅是阻止和顶住敌军进攻。太公《六韬》上说的铁蒺藜、行马只是守御工具，并不是进攻作战时使用的器械。”
卷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与车骑战者，必依丘墓险阻。’①又《孙子》云：‘天隙之地，丘墓故城，兵不可处。’②如何？”
靖曰：“用众在乎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③倘主将有所疑忌，则群情摇；群情摇，则敌乘衅④而至矣。安营据地！便乎人事而已。若涧⑤、井⑥、陷⑦、隙⑧之地，及如牢⑨如罗⑩之处，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敌乘我。丘墓故城，非绝险处，我得之为利，岂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说，兵之至要也！”
太宗曰：“朕思凶器无甚于兵者，行兵苟便于人事，岂以避忌为疑？今后诸将有以阴阳拘忌失于事宜者，卿当叮咛诚之。”
靖再拜谢曰：“臣按《尉缭子》云：‘黄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谓刑德，非天官时日之谓也。’然诡道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后世庸将泥于术数，是以多败，不可不诫也。陛下圣训，臣即宣告诸将。”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贵适宜。前代事迹，孰为善此者？”
靖曰：“坚总百万之众，而败于淝水，此兵能合不能分之所致也。吴汉讨公孙述，与副将刘尚分屯，相去二十里，述来攻汉，尚出合击，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太公云：‘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
太宗曰：“然。苻坚初得王猛，实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坚果败，此縻军之谓乎？吴汉为光武所任，兵不遥制，故汉果平蜀，此不陷孤旅之谓乎？得失事迹，足为万代鉴。”
太宗曰：“朕观千章万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
靖良久曰：“诚如圣语。大凡用兵，若敌人不误，则我师安能克哉？譬如弈棋，两敌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胜败，率由一误而已，况多失者乎！”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实一法？《孙子》言：‘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敌来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敌亦守之。攻守两齐，其术奈何？”
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守者多矣。皆曰：‘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便谓不足为弱，有余为强，盖不悟攻守之法也。臣按《孙子》云：‘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谓敌未可胜，则我且自守；待敌可胜，则攻之尔。非以强弱为辞也。后人不晓其义胜，则当攻而守，当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
太宗：“信乎。有余不足，使后人感其强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敌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敌以有余也。示敌以不足，则敌必来攻，此是敌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敌以有余，则敌必自守，此是敌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敌与我分为二事。若我事得，则敌事败；敌事得，则我事败。得失成败，彼我之事分焉。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战百胜。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其知一之谓乎？”
靖再拜曰：“深乎，圣人之法也！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虽口诵《孙》、《吴》，而心不思妙，攻守两齐之说，其孰能知其然哉？”
太宗曰：“《司马法》言：‘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
靖曰：“有国有家者，曷尝不讲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击其阵而已，必有攻其心之术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坚其阵而已，必有守吾气而有待焉。大而言之，为君之道；小而言之，为将之法。夫攻其心者，所谓知彼者也；守吾气者，所谓知己者也。”
大宗曰：“诚哉！朕尝临阵，先料敌之心与己之心孰审，然后彼可得而知焉；察敌之气与己之气孰治，然后我可得而知焉。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要。今之将臣，虽未知彼，苟能知己，则安有失利者哉？”
靖曰：“孙武所谓‘先为不可胜’者，知己者也；“以待敌之可胜’者，知彼者也。又曰：‘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臣斯须不敢失此诫。”
太宗曰：“《孙子》言三军可夺气之法：‘朝气锐，昼气情，暮气归；善用兵看，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如何？”
靖曰：“夫含生禀血，鼓作斗争，虽死不省者，气使然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众，激吾胜气，乃可以击敌焉。吴起‘四机’，以气机为上，无他道也，能使人人自斗，则其锐莫当。所谓朝气锐者，非限时刻而言也，举一日始末为喻也。凡三鼓而敌不衰不竭，则安能必使之情归哉？盖学者徒诵空文，而为敌所诱，苟悟夺之之理，则兵可任矣。”
太宗曰：“卿尝言李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则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
靖曰：“为陛下计，莫若黜，令太子复用之，则必感恩图报，于理何损乎？”
太宗曰：“善！朕无疑矣。”
太宗曰：“李若与长孙无忌共掌国政，他日如何？”
靖曰：“忠义臣，可保任也。无忌住命大功，陛下以肺腹之亲，委之辅相。然外貌下士，内实嫉贤。故尉迟敬德面折其短，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旧，因以犯逆，皆无忌致其然也。陛下询及臣，臣不敢避其说。”
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处置。”
太宗曰：“汉高祖能将将，其后韩、彭见诛，萧何下狱，何故如此？”
靖曰：“臣观刘、项皆非将将之君。当秦之亡也，张良本为韩报仇，陈平、韩信皆怨楚不用，故假汉之势，自为奋尔。至于萧、曹、樊、灌，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设使六国之后复立，人人各怀其旧，则虽有能将将之才，岂为汉用哉了臣谓汉得天下，由张良借箸之谋，萧何漕挽之功也。以此言之，韩、彭见诛，范增不用，其事同也。臣故谓刘、项皆非将将之君。”
太宗曰：“光武中兴，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则善于将将乎？”
靖曰：“光武虽籍前构，易于成功，然莽势不下于项籍，寇、邓未越于萧、张，独能推赤心，用柔治，保全功臣，贤于高祖远矣！以此论将将之道，臣谓光武得之。”
太宗曰：“古者出师命将，斋三日，授之以钺曰：‘从此至天，将军制之。’又授之以斧曰：‘从此至地，将军制之。’又推其毂曰：‘进退维时。既行，军中但闻将军之令，不闻君命。’朕渭此礼久废，今欲与卿参定遣将之仪，如何？”
靖曰：“臣窃谓圣人制作，致斋于庙者，所以假威于神也；授斧钺又推其毂者，所以委寄以权也。今陛下每有出师，必与公卿议论，告庙而后遣，此则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将，必使之便宜从事，此则假以权重矣，何异于致斋推毂邪？尽合古礼，其义同焉，不须参定。”
上曰：“善！”乃命近臣书此二事，为后世法。
太宗曰：“阴阳术数，废之可乎？”
靖曰：“不可。兵者，诡道也，托之以阴阳术数，则使贪使愚，兹不可废也。”
太宗曰：“卿尝言天官时日，明将不法，暗将拘之，废亦宜然。”
靖曰：“昔纣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兴，天官时日，甲子一也，殷乱周治，兴亡异焉。又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军吏以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废明矣。然而田单为燕所围，单命一人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单于是以火牛出击燕，大破之。此是兵家诡道，天官时日，亦犹此也。”
太宗曰：“田单托神怪而破燕，太公焚蓍龟而灭纣，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机一也，或逆而取之，或顺而行之是也。昔太公佐武王，至收野遇雷雨，旗鼓毁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后行，此则因军中疑惧，必假卜以问神焉。太公以谓腐草枯骨无足问，且以臣伐君，岂可再乎？然观散宜生发机于前，太公成机于后，逆顺虽异，其理致则同。臣前所谓术数不可废者，盖存其机于未萌也，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
太宗曰：“当今将帅，唯李、道宗、薛万彻，除道宗以亲属外，孰堪大用？”
靖曰：“陛下尝言、道宗用兵，不大胜亦不大败；万彻若不大胜，即须大败。臣愚思圣言，不求大胜亦不大败者，节制之兵也；或大胜或大败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孙武云：‘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节制在我云尔。”
太宗曰：“两陈相临，欲言不战，安可得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