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不用：范增（公元前277-前204年），项羽谋士，居剿（今安徽桐城南）人。范增辅佐项羽起兵，称霸诸侯，被项羽尊称为“亚父”。项羽会刘邦于鸿门宴时，范增屡劝项羽杀刘邦，项羽不听。其后，项羽围困刘邦于荥阳（今河南荥阳），刘邦用陈平所献反间计，在项羽使者面前佯现与范增的亲密关系，项羽得知后，果然怀疑范增，范增力促项羽不受刘邦请和，急攻荥阳城，但项羽不肯采纳其策，范增又得知项羽对己已存疑心，遂愤怒辞职返回故里，行至中途，背发疽疮而死。刘邦灭楚后，曾对君臣说：“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我擒也。”
寇（公元？-36年）：指寇恂，字子翼，东汉初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随从刘秀平定河内（今河南武陟一带），任河内太守，执行大将军事，转运军粮支持刘秀，并与冯异联合镇压绿林起义军苏茂、贾强等部，后任颖川太守、汝南太守，封雍奴侯。
邓（公元2-58年）：指邓禹，字仲华，东汉初南阳新野（今河南新野南）人，早年邓禹曾与刘秀一起到长安求学，后辅佐刘秀夺天下。随刘秀经营河北，拜为前将军，率军下河东、入夏阳，镇压绿林起义军王匡、刘均等部。刘秀即位后，拜为大司徒，先后封侯、高密侯。汉明帝即位后，拜为太傅。
斋：指斋戒，古人在祭祀前或举行典礼前沐浴更衣，不饮酒，不吃荤，以洁身清心，表示虔诚之意。
钺（yuè越）：形似大斧，是古代一种兵器。
斧：是古代一种兵器，在此作为一种权柄，象征军权。
毂（gǔ谷）：指车轮中心的圆木，中有圆孔，用以贯穿车轴。也是车的通称。
甲子：甲，是居天干（共十干）第一位；子，指居地支（共十二支）第一位。古人以天干地支依次相配，如甲子、乙丑、丙寅之类，统称甲子。古人主要用以纪日，后人主要用以纪年。又自甲子至癸亥，其数相配共六十，六十次轮一遍，称为六十花甲子。传说天干地支为黄帝时大挠所作。
宋武帝以往亡日起兵：宋武帝，就是刘裕（公元356一422年），字德舆，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是南朝时宋的建立者。往亡日，指不祥的日子，也称天门日，按古之《堪舆经》说：“往者去也，亡者无也。其日忌拜官上任，远行归家，出军征讨，嫁娶寻医。”又按《资治通鉴·晋纪三》注：“历书二月以惊蜇后十四日为往亡日。”刘裕在任东晋将领时，曾奉命率军十万征代南燕，图南燕慕容超于广固（令山东益都西北八里余）城内，刘裕确定的攻城日期，恰为惊蜇后第十四日，即二月的往亡日，有部将进言：“今日往亡日，不和行师”。刘裕回答说：“我往彼亡，何为不利？”遂四面急攻广固城，生擒慕容超，将其送晋都建康斩首田单：战国时齐国将领，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初为市吏，燕昭王遣东毅伐齐，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其时，田单率众坚守孤城即墨，燕军久攻不下。田单令城内民众每逢进餐必先祭祖于庭院，诱使群鸟纷纷飞入城内争食。致使燕军引为神奇。田单又密遣一士卒扮作神师，扬言有神灵帮助齐军，同时还佯示士卒羸弱，派人出城诈降。田单在使用了上述激励士气和疑惑、麻痹敌军的办法后，即用火系于千余头牛尾之后，遣火牛冲击敌阵，另有五千余壮士跟随其后，乘势掩杀，燕军惊骇万状，人马相践，大败奔逃，齐军一举收复全部失地。田单因功被齐襄王任为相国，封安平君。
太公焚蓍龟而灭纣：着（shi诗），一种草名，俗称蚰蜒草或锯齿草。龟，即龟甲蓍草、龟甲均为古人占卜的时的用具。商末，太公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大军行至牧野，遇到雷雨，旗鼓毁折，士卒因而疑惧，军中有人提出用蓍草、龟甲占卜凶吉。太公焚毁蓍草、龟甲，激励士卒，稳定军心，遂大败商纣王。
散宜生：是西周初年的大臣，曾帮助周武王灭纣。
语出于《孙子·军形篇》。
秦师伐晋，交绥而退：绥，是指武士登上战车时手拉的绳索。据《左传·鲁文公十二年》记载，公元前615年，秦军因在令狐一役被晋军击败，秦伯为报复又遣军队伐晋，秦晋两军交战于河曲（今山西永济南三十里）。晋军主帅赵盾用部将臾骈之谋，深沟高垒以疲惫秦军，秦军则一部攻击晋军上军并假装退兵，以诱使晋军追击，晋军上军将领赵穿为晋君之婿，自恃受宠，骄狂好勇，贸然追击，主帅赵盾见状，唯恐赵穿被俘获，不好向晋君交待，乃率兵出战，由于秦晋两军均无心恋战，故刚一接触，便各自后退。
语出于《司马法·天子之义第二》。
语出自《孙子·军争篇》。
语出于《孙子·虚实篇》。
语出自《孙子·军势篇》。
史官：指古代宫廷中专任记载国事和君子言行的官吏。
道：指规律，法则。此处可理解为人事兴衰成败的规律。
《易》：即《周易》，也叫《易经》。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每卦分交，共三百八十四交。卦有卦辞，爻有爻辞。《传》解释卦辞、爻辞以及八卦的性质和起源，共十篇：《彖辞》上下、《大篆》、《小篆》、《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统称《十翼》。旧说卦辞、爻辞为周文王所作，《易传》为孔子所作。近人多持异议。《易经》原是我国古代占筮书的一种，它以八卦的形式，象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以其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其中提出了一些朴素辨证法的观点。今通行本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另有唐李鼎祚的《周易集解》等。
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语出《易经·系辞上》。聪，是无所不闻；明，指无所不见；睿，乃无所不通；智，即无所不知；神，系变化莫测；武，指戡定祸乱；不杀，以德服人，兵革不兴却能征服天下。
孟子（公元前390-前305年）：古代的大学问家。名轲，字于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为鲁国孟孙氏之后。孟子受业于孔子的学生子思，一生历游齐、宋、鲁、邹、滕、梁（魏）等国，其主张均未被采纳，晚年退回邹国，教授门徒，与弟子公孙丑、万章等记叙了游说列国的谈话内容，作《孟子》七篇。孟子承袭了孔子的儒家思想，成为战国中期的儒学大师，有“亚圣”之称。
天时地利：语出自《孟子·公孙丑下》。原文是：“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迹：就是追寻踪迹，据实迹考知。
脱然高引，不知所往：脱然，就是超脱，不受束缚，无牵无挂；高引，不恋向泣，居高而退。意思是说张良、范蠢、孙武在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隐居他乡，不知所往。
王猛之保秦：王猛为前秦符坚谋士，曾辅佐符坚使前秦国势日强。
谢安之守晋：谢安（公元320-385年），是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东晋孝武帝时官至宰相。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符坚率军九十万南下攻晋，江东大震，他命令谢石、谢玄率八万晋军拒敌，大败前秦军于淝水，并一鼓作气北伐，收复洛阳及青、兖、徐、豫各州。
缮：指修补，整治。
忌三世为将：语出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秦二世三年（公元前207年），秦军章邯部将王离、涉间包围赵军于巨鹿（今河北平乡西南），章邯驻军巨鹿南面的棘原作后盾，筑市道，供给粮秣。有人议论说：王离是秦国的名将，又率强泰之兵，攻击衰弱的赵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而另一客卿则认为：不是这样，为将三世的将领一定会失败，其原因在于为将三世必多行杀伐之事，因而其后代将会受到神灵所降临的不祥的打击，如今，王离在秦就是三世为将（王离之父王贲祖父王翦均为秦国的着名将领）。果然过了不多久，楚怀王派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救赵。项羽率军渡过漳水，破釜沉舟，直趋巨鹿，包围王离，断了他的粮道，士卒以一当士，九战九捷，生擒王离，歼灭了秦军主力。
【译文】
唐太宗问：“太公说：‘用步兵迎战车兵、骑兵，一定要依托陵墓坟茔和险峻阻绝的有利地形。’而《孙子》却说：‘在断岩绝壁、雨裂沟坑的地形，在丘陵墓地、荒芜废弃的城镇村落，军队不可停驻。’（两种说法显然不一），你看如何解释呢？”
李靖答：“指挥军队作战，关键的一点在于全军上下意志统一，而意志统一的关键在于禁止谣言、迷信，消除疑惑、猜忌。如果主将有所疑忌，那么，军心就会随之动摇；军心动摇，那么敌军就会乘着这种空隙而至。安营扎寨、据守阵地，只要看是否有利于军队作战行动即可。如果是绝涧、天井、天陷、天隙的地形，还有是天牢、天罗的地方，都不利军队作战行动，所以兵家就引兵而去，避开这些不利的地形以防备敌军乘隙攻袭。至于丘陵墓地和荒芜废弃的城镇村落，并不是险峻断绝以至不可接近的地形，我们如果先敌占据就会有利于作战，怎么能够放弃而不去利用呢？太公所说的，那是用兵作战中最重要的原则！”
唐太宗说：“我想最凶险的事情莫过于用兵作战，指挥军队作战只要有利于军队行动，怎能因为避讳猜忌而疑惑不定呢？今后诸将领中如果有人拘泥于阴阳术数从而贻误军机大事的，你应当耐心告诫他们。”
李靖两行拜礼之后说道：“我按《尉缭子》所说：‘黄帝用仁德治理国家，用武力讨伐敌人，这就是所谓刑德，而不是阴阳术数家们所说的天官时日’。然而诡诈之道可以使人去做，却不可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那样做。后代那些没本事又平庸的将领拘泥于阴阳术数，所以多有失败，这是不可不引以为诫的。陛下圣明的训示，我立即宣告诸将。”
唐太宗问：“用兵作战，有分散又有集中，贵在各自符合战斗中的具体情况。在前人的战例中，有哪位将领在作战中善于使军队分散和集中各得适宜呢？”
李靖答：“前秦符坚统率百万大军，却在淝水一役中大败，这是他的兵力过于集中而未能适当分散兵力的缘故。东汉将领吴汉讨伐公孙述时，与副将刘尚分屯驻扎，“两军营寨相距二十里，当公孙述攻击吴汉军时，刘尚军与吴汉军会合攻击，大败公孙述，这就是用兵作战既能分散开来又能集中的结果。太公曾说：‘应当分兵而分散不开的军队，就是拘束不展的军队；应当集中而不能集中的军队，就是孤立无援的军队。’”
唐太宗说：“是这样的。符坚最初任用的王猛，确实是深知用兵之道的，所以夺取了中原；等到王猛去世之后，符坚果然失败了，这就是（因为符坚不听王猛忠告而有）所谓‘縻军’吧？吴汉受到汉光武刘秀的信任，用兵作战不受朝廷的牵制，所以吴汉果然平定了蜀地，这大概就是（吴汉能够在作战中依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置军队的分合而没有变成）所谓“孤军”吧？前代这两个一得一失的战例，应当可以作为世世代代的鉴诫。”
唐太宗说：“我看兵书上尽管有千言万语，都没有超出‘千方百计造成敌人失误’这一句话。”
李靖考虑了很久之后才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大凡用兵作战，如果敌人没有失误，那么我军怎能夺取胜利呢？这就如同下棋，双方势均力敌，如果有一着失误，就可能满盘无法挽救。所以说，古往今来战争的胜利和失败，往往是由于一着失误所致，更何况多次失误呢！”
唐太宗说：“进攻和防守虽然是两件事，其实其中的用兵之道是同一的吧？《孙子》说：‘善于进攻的部队，敌人不知道怎样防守它；善于防守的部队，敌人就不知道如何进攻它。’但是没有提及敌人如果来进攻我，我也去进攻它；我若防守，敌人也防守。双方相攻相守，用什么办法才能取胜呢？”
李靖说：“前代像这样相攻相守的战例是有很多的。兵家都认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于是有人以为，这里的‘不足’就是指弱，‘有余’就是指强，其实都没有领悟进攻和防守的方法。我按《孙子》所说：‘不能取胜时，就采取防守的态势；可以取胜时，就实施进攻。’意思就是说，还没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时，我暂时采取防守的态势；等到创造了战胜敌人的条件时，就实施进攻。并不单是就力量的强弱来说的。后人不了解这种含义，以致在应该进攻时反而防守，应该防守时反而进攻，把攻守两种战法截然分割，所以不能把进攻和防守的方法统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