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靖答：“我认为圣贤们制定的宗庙斋戒仪式，只是为了借助于神灵的威势；授与斧铖和推动战车，只是为了授给出征的将军以军权。现在陛下每当有将帅出征的时候，都要先与公卿大臣们协商讨论，并祭告宗庙然后才会派遣将帅，这已经做到祈请神灵助佑了。每当陛下任命将领的时候，总是赋予他们机断行事的全权，这就已经是委托给他们很大的权力责任了，这与古人致斋推毂又有什么区别呢？完全合乎古代的礼仪，其性质也是相同的，所以不须参照古制重新定立仪式了。”
唐太宗说：“好！”于是就命令近臣把这两件事记载下来，作为后世出兵命将必须遵循的法度。
唐太宗问：“阴阳术数，废除它可以吗？”
李靖答：“不可以呀。用兵作战，讲求诡诈之道，假托阴阳术数，是使人贪求功利和愚昧驯服而利于驱使的一种办法，所以不可废除。”
唐太宗说：“你曾经说过，天官时日，明智的将帅是不取法的，只有愚昧的将帅才拘泥于这一套，废除不用也是应该的了。”
李靖说：“从前，商纣王在甲子日灭亡，而周武王却在甲子日成功，按照天官时日，同是在甲子这一天，结果殷商乱而周朝治，兴盛与衰亡截然不同。又比如，宋武帝刘裕在‘往亡日’发兵攻城，部将却认为不该在‘往亡日’用兵，宋武帝却说：‘我去攻击，敌人灭亡’，结果大败南燕。从这些事例可以得出，天官时日可以废除是很明显的。可是齐将田单被燕军围困时，田单命令一个齐人装神弄鬼，并亲自对他礼拜祭祠，这个装神的齐人宣称：‘燕军可以被打败’，田单于是用火牛冲击燕军营阵，大败燕军。这就是军事上的诡诈之道，天官时日的运用，也是从这种诡诈之道出发的。”
唐太宗问：“田单能够假托神灵鬼怪而大败燕军，太公却焚毁求神问卜的蓍草龟甲结果灭了商纣王，这两件事例在对待神灵的态度上截然相反，怎么解释呢？”
李靖答：“这两件事在巩固军心的动机上是完全一致的，有的是以废除神灵鬼怪来取得巩固军心的结果，有的是以析请神灵鬼怪来取得巩固军心的结果。从前，太公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大军行至收野遇到雷雨，旗鼓都被折毁，大夫散宜生提出先占卜吉凶然后再行动，这是因为军中对雷雨毁坏旗鼓之事感到疑惑恐惧，所以要假借占卜析佑神灵以稳定军心。太公认为无需去向腐草枯骨卜问凶吉，更何况周武王以臣民身份讨伐君主，只能一举成功而怎能再有第二次呢？然而看起来散宜生是想籍神灵的吉语在进军之前造成制胜之机，太公则不相信卜凶问吉能够造成制胜之机，并且随后获取了成功，虽然他们一个相信鬼怪神灵而另一个不相信鬼怪神灵，但他们力图稳固军心的动机却是相同的。我前边曾说过阴阳术数不可废弃，就是为了使用这种办法来防患于未然，至于一切事物的成功，主要还要决定于人的努力。”
唐大宗问：“现在的将帅，在李、李道宗、薛万彻三人中，除了李道宗是亲属之外，谁还可以担当重任呢？”
李靖答：“陛下曾经说过李、李道宗用兵打仗，不能夺取大的胜利但也不会遭到大的失败；薛万彻用兵打仗如果不是获得大胜，就一定是遭到大败。我想到圣上曾这样说过，不求获得大胜也不应当遭到大败，这是训练有素的军队；或者大胜或者大败的军队，这是侥幸获得成功的军队。所以孙武说：‘善于指挥作战的将领，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又不放过任何能够击败敌人的机会。’这就是说能否使军队训练有素完全在于自己的努力呀！”
唐太宗问：“两军临战对阵，如果不打算交战。怎样才能够做到呢？”
李靖答：“以往秦国军队去征伐晋国，双方刚一接触就退兵不战了。《司马法》说：‘追逐败逃的军队不可追得太远，跟踪追击敌军不要跟得太紧。’我说“绥’就是驾御战马的缰绳。我方军队既是是调练有素，倘若敌方也是军阵严整，那么怎敢轻易交战呢？所以才有两军交战即退、退而不追的情况，这都是各自为了避免失败。孙武说：‘不要攻击旌旗整齐的军队，不要袭击军阵严整的军队。’倘若交战双方势均力敌，一旦轻举妄动，为故人所乘，就可能招致大败，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因此用兵作战有时一些战斗是不可打的有时一些战斗又是非打不可的；不打是因为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充分，必须打是因为敌方有可乘之机。”
唐太宗问：“不打是因为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充分，这是指什么说的呢？”李靖答：“孙武说：‘我不想和敌军交战，就画地而守，并使敌军无法与我作战，那是因为迷惑了敌军使其改变了主要作战方向。’如果敌军中有善于用兵作战的将领，则不要企图一战而胜，所以说不与敌军交战在于我方取胜的条件还不够充足。至于必与敌人作战是在于敌人有机可乘，孙武说：‘善于调动敌人的将领，显示出各种假象，使敌人信以为真而听从调动；施予敌人一些小利，敌人就会因为想贪图小利来夺取；以小利引诱调动敌人，以主力待机打击它。’如果敌军中没有善于用兵作战的将领，就必然轻率来战，我便乘机击破它，所以说必与敌军交战是在于敌方有隙可乘。”
唐太。说：“关于节制之兵的道理是很深奥啊！掌握了这个法则就能昌盛，背离了这个法则就会灭亡。你把历代善于节制军队将领的史迹编纂汇集起来，并绘制成图呈送上来，我要选择其中道理深刻的内容，让它传于后世。”
李靖说：“我以前呈送的黄帝、太公二种阵图，以及《司马法》、诸葛亮的奇正之法，这些已经很详备了。历代着名将领，只运用其中的一、二便获得成功的大有人在。但是，撰写史书的官吏很少有人知晓兵法，所以都没能记录下这方面的史迹来。我哪敢不执行圣上的命令，一定把有关史迹编纂呈报。”
唐太宗问：“古代兵法中哪家最是精深？”
李靖答：“我曾经把兵法分为三等，使学习的人循序渐进而逐步达到精通。一是‘道’，二是‘天地’，三是‘将法’。所谓‘道’是极为精深微妙的，就是《易经》中所说的‘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者’。所谓‘天’是指阴阳，所谓‘地’是指险易。善于用兵的将帅，能够以阴夺阳，以险胜易。孟子所说的天时地利就是这个意思。至于说“将法”，关键在于善于任用人才和充分发挥武器的效能，《三略》所说能够得到贤能之士就可兴盛，管仲所说攻战武器必须坚固锋利，说的都是这方面的道理。”
唐太宗说：“确实是这样。我认为不用交战就能使敌人屈服是最好的计策，百战百胜是中等之策，深沟高垒能坚守自保是下等计策。用这个标准去衡量孙武的着作，那么上、中、下三等策谋都论述到了。”
李靖说：“看了古人的着述，考究古人的史迹，也就可以看出他们有上、中、下三等之别了。譬如张良、范蠡、孙武，功成之后超然引退，不知去向，他们的行为如果不是懂得了‘道’的真谛，怎能这样做呢？譬如乐毅、管仲、诸葛亮能够每战必胜，每守必固，他们战守的成功如果不是明察天时地利，怎么能够做得到呢？再譬如王猛安定前秦，谢安固守东晋，如果不是善用良将选择人才，修备甲兵完善防卫以自保稳固，怎能做到这样呢？所以，学习兵法，须先由下等之策到中等之策，再由中等之策到上等之策，就能逐渐由浅入深了。不这样，就只能是纸上谈兵，徒然死背兵法条文，那是不足取法的。”
唐太宗说：“一些得‘道’的兵家所谓避忌三代为将的说法，其真正的意义在于兵法不可妄传，但也不能不传，你必须要慎重从事传授。”
李靖向唐太宗两行拜礼后退出，将他的兵书全部传授给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