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学河编着
评说与应用
吴起，大约出生于周考王元年（前440年），卒于周安王二十一年（前381年），是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曹县西北）人。他不仅是战国前期着名的法家代表人物之一，也是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家。他与春秋末期的着名军事家孙武齐名，历来人们把他和孙武并称“孙吴”。他曾历任鲁国的将军，魏国的大将、西河郡守，楚国的苑守、令尹等军政要职。着有《吴子》一书。
一、《吴子》的流传过程
吴起的兵书《吴子》起初叫做《吴起兵法》，史书上均有记载。例如战国末期的《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西汉时，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评论道：“《吴起兵法》世多有”。直到南朝的范晔在《后汉书·冯衍列传》中还说：东汉大将军鲍永“观孙吴之策”。由此可见，从战国末期到东汉时期都有《吴起兵法》的广泛流传。
吴起的兵书原到底有多少篇呢？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吴起》四十八篇”，属“兵家权谋”类。这里所说的《吴起》就是指《吴起兵法》。
关于《吴起兵法》的流传情况，因（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和（晋）陈寿的《三国志》都缺艺文志，都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记载。而据北宋初年编定的《册府元龟》所引的“《魏（艺）文志》”载：“吴起有兵法四十八篇”。由此看出，它至少在东汉末甚至三国魏时还流传在世。但魏晋南北朝时均无记载，大概已经散失了。
到隋、唐，吴起兵书虽有记载，但已经不是原书的四十八篇了。如《隋书·经籍志》、《唐书·艺文志》都记载《吴起兵法》一卷，是东汉贾诩作注的。贾诩生于东汉，魏文侯时曾做过太尉，可见这一卷《吴起兵法》是吴起原四十八篇散失以后刚出现的。
这种新出现的《吴起兵法》在唐宋以后大都把它称做《吴子》，肯定了作者是吴起，但卷数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据《新唐书》、《宋史》中《艺文志》记载，有一、二、三、五卷不同的说法，此外，篇名据南宋晁公武和王应麟所看见的，都是六篇，但篇名和篇序以及各则文字排列曾有差异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由此可见，今本《吴子》来源于贾诩的注本，贾诩的注本来自先秦的《吴起兵法》。
今本所流传的《吴子》的各种版本，基本上出自《武经七书》。《武经七书》是宋朝元丰三年（1080年），宋神宗诏命校定的，这其中就包括《吴子》。现存北宋上下二卷六篇白文本（在《武经七书》内，原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金朝施子美着有的《吴子讲义》（在《武经七书讲义》内）。重要的版本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明清以后，注家蜂起，比较有名的有明刘寅《吴子直解》（在《武经七书直解》内）、李清的《重镌吴子集注》》（在《重镌武经七书直解》内）等大约五十多部，清陈裕的《吴子全题汇解》（在《武经全题汇解》内）、朱墉的《吴子汇解》（在《武经七书汇》内）等三十余部。
在宋代以前，没有人持异议，都认为《吴子》是吴起所作。但是，到了清代，姚鼐认为是“六朝人所伪托”，现代有郭沫若所提出“西汉中叶时人”所伪托的说法。他们的主要论据是“笳笛”作为军乐是魏晋以后才出现的，吴起那个时代还没有使用，还认为“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等词语是从《曲礼》、《淮南子》中抄来的，以“四兽之为物”也不是吴起那个时代的东西。以上论据都不足为凭，我们认为：
1.从史书、典籍的源流来考察，说《吴子》是“西汉中叶时人”或“六朝人”所伪托，找不出充分的根据，相反，记载吴起撰写过兵书而且广为流传的史料却比比皆是。如《韩非子·五蠹》、《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直到《后汉书·冯衍列传》中都有记载。由此看出，从战国末到东汉都有《吴起兵法》在流传，根本就不存在“西汉时人”所伪托的问题。
从三国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无经籍志记载《吴起兵法》的流传情况，然而却记录了众多军事家学习、运用“孙吴兵法”的大量事实。如《三国志》注引《魏书》说：曹操行军用师，依“孙吴兵法”。又《晋书·李玄盛传》说：李玄盛“诵孙吴兵法”等。以上事实说明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吴起兵法》仍在流传。诚然，此时《吴起兵法》可能有部分散失，到隋唐时，只有一卷传世，是三国时贾诩作注的版本，所以不存在“六朝人伪托”的问题。
2.考证《吴子》一书中出现的“器物”是否战国时代就有，除了根据史料以外，还有许多新出土的文物是有力的佐证。如《吴子》中的“笳”，杜佑（公元前735年一812年）的《通典》在记叙“前代杂乐时”曾说：“应劭汉卤薄图，唯有骑执菰（g），即笳也”。战国末或秦汉间成书的《六韬》也有“夜则火云万炬，击雷鼓，振墼铎，吹鸣笳”的说法。由此可见，在汉代或汉代以前，“笳”已经在军中出现了，并非如姚鼐所说的到魏晋以后才以笛为乐。至于《吴子》中提到的关于青龙，白虎等“四兽”之说，不仅见于《曲礼》、《淮南子》等，而且也见于出土文物。1978年夏，在湖北随县出土的一件战国漆器上，就有二十八宿的名称，并绘制了跟它相对应的青龙、白虎等图象。这件文物的出土，确凿地证明了“四兽之为物”的起源、配以方色，不仅是战国初，甚至是更早以前的事了。因此，以“四兽之为物”来否定《吴子》的成书年代，把它说成是“西汉中叶时人”所伪作就根本站不住脚了。
3.从《吴子》的流传过程中得知，它的前身是《吴起兵法》，因《吴起兵法》流传很久了，经过南北朝时的战乱，部分内容已经散失，唐宋间流传的本子大多称为《吴子》，那么《吴子》和原来的吴起兵书《吴起兵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如上所述，《吴子》既然不是伪作，那么另一个可能就是辑佚。
首先，从今本《吴子》的内容看，大部分都比较简短，各则文字的内容和形式都独立而且还比较完整，即使同一篇中的两则文字也并不连贯，因此可以说《吴子》大部分是吴起的军事语录。为什么会出现上述现象？这是因为，吴起原来的四十八篇兵书散失以后，有人把散见各处的吴起军事语录收集起来，并按其内容排列成篇，但因为某些内容的缺失，所以造成有些内容不系统，不联贯。
其次，《吴子》曾有过篇名、卷数、和篇序以及各则文字的编排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情况，这种现象说明了吴起兵书的辑佚者可能有多个版本，辑成之书也可能不只一本，自然就会出现上述不一致的现象了，否则，就不能理解《吴子》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这些情况。
二、《吴子》的主要思想内容
1.《吴子》的战略思想
《吴子》一共有六篇，第一篇是《吴子》的总纲，概括了它的战略思想。其内容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也就是说对内要搞好政治，对外要抓好战备。这种思想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如果只重视一方面就要丢掉政权。因此，政治和军事都要抓好，不可偏废。只有搞好国内政治，才能用兵打仗，夺取战争的胜利，要夺取战争胜利，要想称霸诸侯，首先必须搞好国内政治。这种思想反映出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对政治和军事的统一认识，也反映出了吴起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要搞好国内政治，就要首先要抓好思想教育工作，即《吴子》中的“先教百姓而亲万民”。《吴子》认为，要用“德、义、礼、仁”的四德去教育官吏和民众，使全国、全军做到“四和”、也就是说要通过教育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使国内上下和睦，团结一致，做到拥护国君，坚决服从命令，踊跃参战，奋勇杀敌，不怕牺牲，为国捐躯。其次，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即任人唯贤，整顿史治，把德才兼备的人提拔到重要的工作岗位、撤换缺才少德的贪官污吏，这样才能更好的治国安民。第三，使“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即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发展生产，并热爱管理他们的官吏，使官民关系融洽。第四，要重赏严罚，取信于民，要奖励和激励将士，鼓励他们杀敌立功，并抚恤那些阵亡将士的家属，对不服从命令者要进行了严厉惩罚，这样做才能受到民众真正拥护。第五，国君的行动要“举顺天人”，即顺应时代潮流，人心所向，才能打胜仗，才能称霸于诸侯。
吴起提出的内修文德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民众，发展和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从而达到成就霸业的目的。因此，对社会的进步是有积极意义的。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吴起，他已认识到民众的力量，人心的向背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这一点也是难能可贵的。
关于如何加强战备的问题，《吴子》曾提出“安国之道，先戒为宝”的总方针，认为只有首先做好戒备，才能保证魏国的安全。只有常备不懈，加强国防建设，才能真正立于不败之地。其次，《吴子》主张慎战，力图通过较少战役，速战速决，彻底打垮敌人，这样才能保存国力，才能称霸，否则将导致国疲民困，以至于灭亡。
2.《吴子》的建军思想
《吴子》的建军思想的要点是：“不在众寡”、“以治为胜”，也就是说兵不在多，而在精，在于训练的水平。他曾说：“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由此可见，从军队的实战交果出发，他重视一个“用”字，重视军队的作战能力。他还认为，如果是精兵，只要有“三千人”，就能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他这一思想得到后代许多军事家的由哀赞叹。
对于如何建立起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吴子》提出了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吴子》提出治军要“教戒为先”，要首先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教育、训练和管理，从而提高军队的素质，加强战斗力。在对部队教育训练中首先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即“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以封建地主阶级的行为规范和道理去教育土卒，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光荣和耻辱，从而在战斗中拼死战斗，英勇杀敌。然后，再对士卒进行作战技能的训练，比如单兵训练、阵法训练，编队训练以及如何识别联络信号等，最后才授予武器。
第二、《吴于》提出治军要严罚重赏。强调作战部队要绝对服从命令，做到令行禁止，违令者或临阵退缩者皆斩，作战英勇，建立战功者都给予重赏。因此，使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第三、《吴子》提出“简募良才”、“聚卒练锐”的建军主张。也就是说要招募、挑选优秀人才，建立一支精锐部队。具体的来说，他要求在常备军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突击部队，并要做好组织编队工作，充分发挥各人的长处。他提出，把各种不同类型的人编为五支队伍，每支六百人，总共三千人。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他把“王臣失位见功于上者”和“弃城去守欲除其丑者”各编为一队。吴起认为不但要利用他们，而且还要成为军中的“练锐”，他这种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的思想是值得大大赞赏的，直到今天仍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第四、要带好部队，将领是至关重要的，《吴子》在《论将》篇中对将领提出了极高要求，他认为只有文武全才，有勇有谋的人才能担任将领，作战时要做到“五慎”，掌握“四机”。《吴子》还认为将领要具备将德、将威和将才，也就是将领接受命令时决不推辞，打了胜仗才谈凯旋而归问题，在战场要视死如归，决不退缩偷生，并能和士卒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受到士卒的拥戴。另外《吴子》还特别重视选拔良将，所谓“良将”，除具备一般将领的“威、德、仁、勇”外，还能做到“率下安众，怖敌决疑”、发号施令，“下不敢犯”，指挥作战“寇不敢敌”的卓越领导才能。
3.《吴子》的作战思想
在作战的指导思想上，《吴子》强调必须“审敌虚实”、重视“应变”、“因形用权”，就是说，要考察敌情的虚实情况，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及计谋，才能重创敌军，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吴子》提出在平时要考察敌国的国情和敌军的阵势特点，在临战前，要查清敌军将领的指挥才能，是“智将”还是“愚将”，做到了如指掌，心中有数，采取不同的对策，制服敌人。
在作战指挥上，《吴子》认为在充分掌握敌情的基础上，要“趋其危”，就是说要攻击敌军的弱点，击中要害，并且指挥做到勇敢、果断。在长期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吴子》总结出“急击勿疑”的十三种情况，都是敌军弱点，是适合攻击的敌人，要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另外还总结出“击之勿疑”的八种情况和”避之勿疑”的六种情况。从中看出，他强调对我军有利时就打，对我军不利时就避开，不硬拼，以便保存实力。战争是千变万化的，绝对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吴子》强调将领要根据敌情、天时、地利的不断变化情况，审时度势，以变对敌，采取不同战术，才能百战不殆。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根据当时军事的发展情况，《吴子》强调车、步、骑的协同作战以及充分发挥步、骑的机动作战能力。这些都反映出《吴子》时代在军事战术上有了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