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以来，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妇女等各种群众组织不断壮大，政治觉悟不断提高，这为五卅运动的展开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特别是经过了一年多的酝酿，中国工人运动更“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引起帝国主义的恐慌。1925年3月10日，《民国日报》称“英、美、法、日等国，对于此种现象，多怀恐怖之念”，认为“此风一盛，则各国在华工业，将受绝大之影响”。因此，帝国主义对工人的罢工采取了镇压措施。当帝国主义镇压中国工人阶级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不止回旋于日常生活的经济要求，或普通自由的政治要求，而已走上了革命的大道”。他们在这个大潮流中“做了革命的中轴和重心”，始终发挥着先锋和主力军的作用，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只有它才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确定，要努力组织和发展工会，壮大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把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结合起来，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加强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会议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工农联盟问题，初步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次大会，为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共“四大”后的第10天，罢工就在上海日本内外棉八厂首先爆发了。
1925年2月2日，早上5点钟，内外棉八厂的夜班工人刚刚工作了一夜，精疲力尽，正在准备下班休息。这时，粗纱车间的一位12岁的女童实在支持不住了，站在机车旁喘口气。一个日本领班走到女童背后，飞起一脚，朝着女童的背部狠狠地踢了一下。女童痛得直流眼泪，躺在地上说不出话来。见此情景，正在旁边干活的女童的姐姐，走过去与日本领班理论。没有想到，这个日本领班二话不说，又狠狠地扇了女童姐姐一个耳光。车间里的工友见女童姐妹无辜被打，长期压抑在心中的怒火，一下子被点燃了。
“不许打人！”男工们挺身而出，齐声怒吼道。日本领班嘿嘿一笑，冷漠地说道：“你们要造反吗？还吃不吃饭了？”“什么吃饭不吃饭的，就是不准你们殴打女工！”男工们怒喝道。日本领班步步后退，指着男工们说：“我要把你们统统开除！”
到了晚上6点，白班工人下班的时候，厂里贴出了告示：粗纱车间夜班50名工人，全部开除。白班的工人当即宣布罢工，以示抗议。内外棉八厂工人派代表去沪西工人俱乐部，请求支援，并向党组织报告了情况。党中央非常重视，认为棉八厂的工人罢工虽然是自发的，但这是工人运动和民族革命运动结合的开始，决定以这次罢工为契机，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大罢工。
为加强领导，党中央采取3项组织措施：1.专门组织罢工委员会，指定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中夏、上海地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罢工委员会的负责人。
2.在沪西工友俱乐部成立联合办事处。
3.动员上海全体共产党员参加战斗，为取得罢工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邓中夏（1894—1933），字仲澥，湖南人。1917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19年投身五四运动。1920年3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加入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2年8月当选为第二届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临时中央局委员长、中央局委员、组织部主任等职。后来从事工人运动。1927年参加中共中央八七会议，被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3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9月21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
李立三（1899—1967），原名李隆郅，湖南人。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1年回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年任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1925年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参加领导了“五卅运动”。1926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组织部长。1927年当选为第五届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工人部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为政治局常委之一。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并担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委员和政治保卫处处长。同年12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1928年—1930年在（上海）党中央工作。1928年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宣传部长兼党报委员会主任。1930年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1931年被派到苏联学习，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兼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共产国际工人出版社中文部主任、《救国时报》主编。
1945年当选为第七届中共中央委员。1946年回国，历任军调部东北三人小组成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敌工部长、城工部长等职。1948年任中共中央东北局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劳动部部长。
1955年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副部长。1960年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四至八届中央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委。1967年6月22日，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中共中央为李立三平反。
邓中夏、李立三随即和沪西工友俱乐部的领导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罢工策略。进行认真讨论，大会提出了4条建议：1.把这次自发的罢工引导到有组织、有领导的罢工运动上来。
2.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大家一条心，反对东洋人”等带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口号，把各基层人士最广泛地团结起来，共同对付日本资本家。
3.选定了北岸华界一个叫潭子湾的地方，作为罢工后工人的活动地点。
4.在经济上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沪西工人俱乐部随即代表内外棉八厂工人，提出反对东洋人打人、反对无故辞退工人、承认工人俱乐部有代表工人的权利等8项条件，要求厂方答复。
但日本厂方拒绝了沪西工友俱乐部提出的要求。
2月4日，八厂工人按照原定计划，宣布罢工。八厂工人的罢工行动在其他日本纱厂的工人中产生了强烈反响，纷纷酝酿举行罢工运动。
2月10日，内外棉三厂的日本领班又踢伤一个童工，激起了全厂工人的愤怒，宣布罢工。但由于缺乏罢工经验，没有派人控制住工厂大门，工厂大门被厂方关闭，只有少数工人冲出工厂，大部分工人被困在厂里，不能出来。
八厂的罢工工人队伍浩浩荡荡地来到三厂门前时，被围困在厂里的工人看见有大队人马前来支援，里应外合，齐声喊打。八厂工人用铁锤砸烂门锁，三厂工人冲了出来，全厂实现了罢工。
到2月28日，罢工的日本纱厂共有22家，罢工工人4万多人。为了维持秩序，罢工工人组织了工人纠察队，有500多人参加。队员佩戴一条白布，上面印着蓝色的“纱厂工会纠察队”的图章，在工会联合办事处周围、潭子湾渡口等交通要道，放哨巡逻。
日本纱厂为了破坏罢工，宣布：罢工期间，凡是到工厂报到的工人，不论开工与否，都给工钱。起初，没有工人报到。但是，10天后，因为没有收入，有的工人生活有了困难，就到厂里报到了。厂方不叫干活，让工人从前门进，后门出，像走马灯似的来回转，造成很多工人进厂上工的假象。此外，厂里还天天按时拉汽笛，似乎已经开工了。
罢工委员会发现了这个问题之后，针对这种情况，决定采取两条措施：1.向进厂报到的工人进行教育，并派人进行了家访，了解工人的生活情况，表示关怀和慰问。
2.通过上海党组织，发动社会团体进行募捐，援助罢工，解决工人的实际困难。
后来，工人的实际困难解决了，情绪稳定了。虽然厂方照旧拉汽笛，再也没有工人上工去了。
为了平息工人的罢工运动，当局也采取了镇压措施。一天，工人正在闸北开会，突然，大队警察向会场冲来。邓中夏、李立三在工人的掩护下脱险了，但20多个工人却被捕了。
为了营救被捕工人，邓中夏率领工人代表去警察局代表工人谈判。他们一到警察局，就遭到了逮捕。
日本厂方认为，只要把罢工的工人和领导关起来，工潮就会平息。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引起了更大的工人罢工运动。
经过几个回合的谈判，日本厂方看到：这次罢工，不仅组织严密，领导有力，而且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如果不迅速解决，可能会引起全国性的工人运动。于是，日本厂方请求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愿意与工会谈判复工问题。
2月25日，“解决日本纱厂工潮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工人提出了解决问题的8项条件：严禁殴打工人；增加工钱一成，工钱两周发一次；被开除的工人立即复工，罢工期内工资照发；废除储蓄制度；不得无故开除工人；释放被捕工人。
日本纱厂代表认为条件太高，不准备答应，并进行了狡辩。经过谈判，总商会提出了一个“修正条件”：不许打工人，不得无故开除工人，储蓄金满五年发还，工钱两周发一次，被捕工人由总商会担保释放。
无奈之下，日本纱厂代表表示愿意接受这个“修正条件”。
3月8日，“解决日本纱厂工潮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工会代表声明，接受总商会提出了“修正条件”。
3月9日，全体罢工工人在潭子湾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历时35天的日本纱厂大罢工，胜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