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建国之初全靠王、谢、袁、萧四大家族全力支持，局势才算是稳定了下来，若是没有丞相王导安抚江南百姓，收容那些由北方逃来的人民，使得人心归向于东晋，就不可能有一个偏安的局面；若是当年没有大将军王敦坐镇长江上游，胡人铁骑很可能会渡江灭掉岌岌可危的东晋新王朝。
东晋建国后能逐渐稳定下来，王氏家族功不可没，无怪日后王氏家族的声势一天比一天显赫，成为最有力量的政治集团。而王羲之出生于这个家族之中，对他而言，却是一件十分不幸的事。王羲之从小就看不惯贵族的自命不凡、生活奢靡，他认为有地位、有才气、有能力的人更应该多出一份力量，而不应该把全部精力用在谋求个人的利益上，更不应该彼此钩心斗角，一心只想打倒对方，眼中只看到个人或家族的利益，置国家、人民于不顾。王羲之对斗争夺权最为痛心，他认为有家族观念或派系观念的人，只会造成国家内部的不安和分裂，是不可原谅的。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出生于王氏家族的王羲之，怎么可能逃离政治的争斗独善其身呢。
在东晋，仕宦享有贵族的特权，在那一时代可以顺理成章地担任朝廷的官员，出身名门望族的王羲之自然也不例外。19岁的王羲之以一等官宦子弟的身份就任秘书郎之职，主要的职务是整理并校阅宫中文库的图书。这在当时可是一份肥缺，真是羡煞了其他的贵族子弟。
任职不久，王羲之便由秘书郎转为元帝的小儿子会稽王司马昱的役从，职称是“会稽王友”。事实上，会稽王的所在地隶属京城，这就相当于没有封地，所以王羲之依旧没有离开建康。当他由会稽王友迁为临川郡（令江西省临川县）太守时才首次离开建康。
王羲之27岁那年应征西将军、都督六州军事、三州刺史庾亮的邀请，做了参军，继而又任长史，服务于武昌。在武昌的为官经历给王羲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后他曾向伯父王导吐露了在武昌生活的一些情形。
在一个秋天的夜里，王羲之与同僚殷浩和王胡之等在武昌的南楼上吟诗作对，大伙儿兴致正浓的时候，刺史庾亮走上楼来和他们吟咏同乐，这位平时不苟言笑的上司与大伙相处得十分融洽。
庾亮虽说私下里也算是一位喜欢舞文弄墨的风雅文人，应该与王羲之十分契合。但是在政治上，庾亮与王氏家族始终是处于对立的两方，庾亮不满意王导的“宽和、宽惠”政策，王导也不赞成庾亮的苛刻、严厉的作风。而二人的不睦也由来已久。
有一次，王导曾在一个炎热的午后去拜访庾亮，当他看到庾亮在大暑天里还一边抹着汗一边处理公务，便打趣地对他说：“这大暑日里，你又何必如此紧张，时时苛刻自己，弄得下属也不自在。”庾亮听出王导语带讥讽，便反唇相讥：“我是怕耽误了国事，我可不像某些人，天气一变化或身上一不受用便松懈了政务。”王导听了庾亮的抢白，十分气恼，又不好当场发作，于是一次拜访也弄得不欢而散。
不久，庾亮离开建康，镇守武昌。虽然调离了都城，但这不表示他被降职，相反，他如今官居司空，控制了中央军政，这更加深了他与王导之间的嫌隙。之前是多少有些忌惮王家的权势，毕竟王导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连王敦叛乱都没有动摇他的职位。可如今，他握有军政大权，不再把王导这个丞相放在眼里了。于是庾亮开始扩大党羽、拉拢亲贵，并计划想要将王导扳倒。他曾多次邀请王羲之的岳父郗鉴加入自己的阵营，并协助自己，但郗鉴一直未予理会。
就在公元339年，王羲之的伯父王导病故。仅隔一个月，他的岳父郗鉴也去世了。二人的相继离世使王羲之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位是全族中声望最高的伯父，一位是将爱女托付给自己的老岳丈，这让感情丰富的王羲之悲痛万分。第二年，王羲之的上司庾亮也去世了，虽然庾亮与伯父不睦，但他毕竟是提拔过自己的上司，而且任职期间，庾亮也并没有因为他与伯父的亲戚关系而难为自己，对王羲之来说，这总是一件令人伤感的事，而且三位在王羲之心中具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人物的相继离世，也使王羲之的内心如失去了支柱的房屋一样，几近崩塌了。
两年之内一下子失去了三位王朝元老的东晋，一时间不免国本动摇，这个早已风雨飘摇的国家如今愈发衰弱不振了。而今后振兴国家的重任也顺其自然地落到了王羲之一辈青年的肩头。
王导生前一向十分看重王羲之的才学和人品，觉得他是东晋难得的栋梁之才。在临终之前也曾向皇帝奏请，禀明王羲之是清廉自持、品格高尚的青年才俊，并竭力向朝廷推荐。恰巧庾亮死后，他的幕府也随之解散。不久，王羲之被提升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王导与庾亮的对立在二人去世以后演变成了王导的后继者何充与庾亮的弟弟庾冰两方的对立，而庾亮的后继者也顺其自然地继承了庾亮的兵权，于是，王庾双方的不睦非但没随着老一辈的离去而消散，反而愈演愈烈。在二位后继者之后，又出现了以桓温为代表的一派势力与殷浩、会稽王司马昱为代表的另一派势力之间的抗衡。
王羲之的政治眼光和见识，表现在他极力劝阻殷浩和桓温的对立，以及力陈北伐前秦的不智之举上。可惜，却没有人接受过他的忠言。王羲之受到了排斥、攻击，不愿再留在京城看大家钩心斗角、你争我夺，他想从事基层的地方工作，这样可以施展自己的抱负，也可以实际接触他所关心的人民，并能实际地帮助他们。
王羲之42岁时因殷浩的推举出任右军将军，并兼任会稽内史，负责会稽一郡的郡政，世称“王右军”。王羲之真正地参与政治也是由此开始。王羲之在政治上确实有着卓越的才华，绝对不是光说不练或是纸上谈兵而已，他的政治才能在任会稽内史的时候便表现了出来。
幼年时代王羲之便立下了为天下百姓谋福的大志，上任之初，他也雄心勃勃地想好好成就一番事业。一直忧国忧民的他早已了解到百姓生活的疾苦。王羲之时常感慨地说：“连年战乱，百姓是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失去了亲人、财产和赖以为生的土地。政府应该体恤人民，减轻各种赋税徭役，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百姓安居乐业了，国力也才能渐渐恢复。可是为什么现在国家还在压榨这些流离失所的可怜人呢？”
有一年，会稽一带发生罕见的旱灾，周围的几个省份也都发生了粮荒，百姓只能以草根、野菜充饥，王羲之身为一郡的父母官，看到如此情景，不禁潸然泪下。他几次对灾民倾囊相助，试图救济，但即使他把自己的俸禄全捐出去，对数量庞大的饥民来说也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于是王羲之召集了各主事官员，一起商讨赈济百姓的事宜。再不快想法子，百姓就要饿死了，在王羲之看来，这可是他们这些为官之人的头等大事。
王羲之对他的属下们说：“各位，今天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找出一个能在最短期间内救活多数灾民的办法，希望各位能够畅所欲言，积极提出建议。不必拘束于其他，只要有办法能使灾民们渡过难关，我一定全力支持。”
话刚说完，主管运输的官员开口说道：“长官，是不是可以动用本郡的所有交通工具来运输粮食救济灾民？这样做不仅方便，而且数量也会增加很多。”
王羲之听了以后摇了摇头，说道：“这个办法我早已想过了，交通工具以及其他运输工具运送粮食自然没有问题，只不过周围的几个地区都在闹粮荒，他们自顾不暇，哪里还有粮食分到我们的车船上来呢？”刚刚发言的官员听了王羲之的分析也闭口不言了，是啊，没有粮食可运，调用那么多运输工具来做什么呢？
其他官员们听后面面相觑，然后一个个地耷拉着脑袋无计可施。这也难怪，现在主要的问题是粮食短缺，除非有办法能变出粮食来，否则其他的办法都解决不了问题。王羲之看看他们，知道再等下去也不会出现实际可行的建议，便开口说道：“既然大家都没有更好的法子，那我只好下令打开城南的那几座大仓库，把里面库存的米粮拿出来，赈济灾民！”
开仓放粮？王大人是不是被几个饿死路边的穷百姓吓得失去理智了！大家立即打破了刚刚的沉默局面，纷纷向王羲之劝诫道：“长官，那几座仓库里的米粮是百姓上一期缴给朝廷的赋税，如今你要把这些全部分配给灾民，朝廷怪罪下来，我们都脱不了关系啊，大人，您可要三思啊！”
王羲之以异常冷静的口吻回答说：“我知道那些米粮是缴给朝廷的税，但是如果现在不拿来救济饥民，老百姓饿死的饿死、逃亡的逃亡，田地也没有人耕种，以后朝廷还向谁去征税？到时候别说这几仓库的米，恐怕连一粒米也征不到了。这不是杀鸡取卵嘛！我主张先打开仓库以解燃眉之急，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这些手下大多是谨慎行事，虽然爱戴王羲之，但他们都觉得王羲之做事太性情，不考虑后果，而作为属下，他们认为有责任提醒他不可鲁莽行事，于是，一位官员说道：“长官，这件事请千万慎重，没有上级的命令而擅自动用朝廷的税粮，轻则丢了乌纱，严重了可是死罪啊，如果长官一定要开仓放粮，那必须要按照规定，请示上级的批准。请长官还以身家性命和自身仕途着想，万万不要鲁莽啊！”
王羲之笑了笑说：“私自开仓放粮的严重性我知道，后果我也考虑过了。但是就算马上拟一道公文呈请上级，上级也不敢作决定，一定会再送更高一级的长官那里去请示，这样一层层转呈上去，再层层转送下来，一来一往，要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等公文批准，发到我的手上，只怕本郡的人早就死光了。所以我决定不向上级报备，马上发放这批米粮来救济灾民，只要粮食都能用在百姓身上，就算上面降罪于我，我也问心无愧。这事完全由我一人来承担，你们尽管做好赈灾的工作，其他事情不用担心。”
听了王羲之这番话，在座的官员们无不深受鼓舞，即使为官多年的官员们，也深深被王羲之的爱民之心和敢做敢为的魄力所折服，于是他们下定了决心要追随这位勤政爱民的好官，治理好这方水土。
王羲之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了认同与诚服，便挥挥手道：“救人如救火，都快去吧，不要坐在这里发呆了。”官员们一个个站了起来，对这位可敬可佩的长官行过礼之后，便分头去办事了。
王羲之开仓放粮的举动挽救了无数百姓的性命，他也一下子成为了深受百姓们爱戴的父母官。可是，王羲之私自放粮的事却让那些上级官员十分不满，他们觉得王羲之擅作主张，目无王法，简直是对他们职权的亵渎。于是那些大官儿们纷纷检举王羲之，奏请朝廷处王羲之重罪。
朝廷接到检举之后，便派人下来彻查这件事。经过一番彻底的调查，人们发现王羲之和他手下们并没有人利用这个机会徇私舞弊，也没有人从中谋利，而且王羲之的这次赈济，在当时进行得正是时候，的确保住了全郡百姓的命。除了擅自做主外，上级也找不出其他能攻击王羲之的把柄，于是只好放过了他。但是这次事件以后，王羲之虽然在百姓心中树立了威望，但在仕途之路上，却树敌无数，而且他的对手都是位高权重的人物。
经过了这一次灾荒之后，王羲之开始检讨灾荒发生的原因以及应付的方法，他发现天灾发生不是人力所能控制，那么就要注重事前的防范和事后的处理了。
从前只要是遇有荒年，当政的人便将灾民迁移到别处，以此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方式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绝非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灾民都走空了的地方自此没有了人烟，没有了生息，变得更加荒凉了，而那些移往别地的灾民在途中变成了难民，增加了其他地区的负担，在这种制造恶性循环的政策下，难怪常常出现灾荒。
在王羲之看来，这种情形之所以会产生，归根结底就是那些不顾百姓生死的贪官污吏在作祟。他曾对朋友说：“有些当官的，只想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如果任期内没有天灾，那便能安稳享乐；万一不幸遇上荒年，干脆眼不见为净，就把百姓远远地迁走。等到任期一满，马上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把百姓丢在一旁不管不顾，这叫什么父母官！这样的官员还整日吃着朝廷的俸禄，对得起朝廷，对得起国家吗！”
朋友回答说：“天灾这种事情，的确是不好处理。他们有的是不想办法，有的是想不出办法，你呢？可有彻底的解决办法？”
王羲之说道：“我想了很久，总算想出一个办法可以应付，我们现在对于天灾当然还没有法子避免，但我们可以减少它的危害程度。江南这一带不是有很多河流吗，有的因为淤积过久，一有大雨便泛滥成灾，如果我们能加以疏导使河川畅通，不但没有了水灾的顾虑，而且一旦遇到荒年，也不用担心了。”
王羲之的朋友诧异地问道：“这跟应付灾荒有什么关系？”
王羲之得意地解释道：“河川如果畅通，河运便会发达起来，万一遇到荒年，可以从千里之外，用船把粮食运来，既快捷利便，数量又多，比起在陆地上运输好多了，从前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从远地运来一点点米粮，如果有了河运，几天之内便能运到堆积如山的粮食，这不是比迁移人民要省事经济得多吗！”
朋友听了以后，也十分赞同他的想法。于是王羲之便开始未雨绸缪，疏浚了许多河川，拓宽了河面，并在各地普遍设立粮仓，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这种公忠体国、忧国忧民的精神令人钦佩，但是竟有一些人偷偷地盗用这些准备赈灾的粮食。那些狡猾的贪官，常常利用职权，克扣或盗取这些物资，用以弥补一些任内的亏空或是中饱私囊。
王羲之带着满腔热血和理想到了会稽，却为了赈灾而受到权贵的攻击，遭受上级的责难。但那时热情的王羲之认为：如果凡事都要请示上级，那不是成了上级的传话筒，那还特意调他来这里做什么？
为了惩治贪污，王羲之决心用重典，却因官官相护而无法执行。王羲之不明白，普通贪污罪就该处死，将救灾用的粮物钱财中饱私囊，不是更该处死嘛！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替那些贪官污吏掩饰、说情？难道人格可以收买吗？难道公理不存在于官场中吗？
触及到这些黑暗内幕之后，王羲之十分痛心，便下定决心要好好地整肃一番，重新建立一个廉洁、公正的为官形象。可是，官场上官官相护的恶习使得王羲之屡屡受挫，改革的措施也无法贯彻执行，王羲之为此极为愤慨。他曾写了一封信给谢安，大意如下：
地方上的那些贪官污吏为所欲为，竟然勾结管理粮仓的人盗用赈灾的储存物资，而且盗用的数量多得无法估计。我准备杀掉几个贪官，以儆效尤，但却没有人支持我，竟然还有人提出各种理由为他们的行为辩护，一想到这里，我便痛心不已！你知道吗？据我调查，光是余姚一县就有将近十万斛的米粮被人盗卖，这一笔钱不知养肥了多少贪官污吏！这些人像蛀虫一样地啃噬着国家的根本，一天不除去他们，国家就一天比一天空虚，而我却束手无策！每念及此，怎不令人愤慨！
谢安也是在政治圈中打过滚的人，他深深了解王羲之的个性，但他更了解官场的黑幕和那一套贪污伎俩，除了对王羲之安慰一番以外，他还能说些什么。
王羲之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自然敌不过多年的恶习，但是，一个有决心、有抱负的人绝不会放弃尝试，只要一有机会，王羲之仍会尽力去做他应做的事，就算树敌无数也在所不辞。
为了解决粮食问题，王羲之绞尽了脑汁，但粮食产量仍然不足。为此，王羲之曾与自己的朋友和属下讨论过无数次，但结论都是一样——政府赋税徭役过重，除去被征走的，剩下的能够自家吃饱已经不错了，而且战乱已久，国家又征调很多人去服徭役，哪里还有更多的劳动力去开垦劳作。这两个问题如不解决，粮食的产量就不可能提高。
王羲之曾上书朝廷，建议减轻人民的赋税和徭役：
如果百姓努力耕作，而收成的大部分却要缴给朝廷，仅靠留下的一小部分用来养活妻小，自然是不够。家人越多，日子越不好过。再说，农人生活实在很苦，不论晴雨都得下田耕种，又要除草、施肥，终年辛勤所得，却难获温饱，很多农民只好放弃耕作，另谋生路，因此粮食产量自然也越来越少。况且，农人的困扰还不止这些，上级或县府衙门中出现的所有需要劳力的事情都找农人去做，例如修建官署、筑路、修桥，不管是农忙或是农暇的时节，动辄征农民服役，今天去修桥补路，明天运送各项物资，徭役的工作始终不断，田里的事只好放下不管，农田一旦荒芜，粮食也就减产。假如赋税和徭役略微减轻一点，不但是一项惠及百姓的德政，而且，这么一来，粮食增产，对朝廷也有好处啊！
可惜，王羲之的这种建议没有受到重视，更没有被采纳。但他却并不因此而灰心，更不会就此放弃，“民以食为天”、“衣食足而后知荣辱”，吃都吃不饱，还谈什么荣辱道义，谈什么教化百姓。即使没有上级的支持，王羲之仍旧常常带领主管人员到处巡视，看看农民们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或是有什么问题有待他去发掘。
有一次，王羲之和一班官员接受当地父老的宴请，席上宾主尽欢，有一位老人感慨地说道：“唉，如今是一年不如一年了。想当年，我们喝的酒哪像今天这么淡，真是不够味！”话一说完，席上就有人七嘴八舌地接上去说：“当然不同啦！你们当年用精选的大麦或高粱制酒，味道当然香浓啰！可现在用来吃的都还不够，哪来的好酒！充其量也不过是把差一点的米拿来酿酒，分量既少，质量又不好，酿出来的酒当然是淡而无味。”
王羲之听了这番话，似乎是愚钝了很久后猛然省悟似的，对着手中的酒杯愣愣地出神，再也没有去沾一滴酒，在座的官吏都很奇怪，因为王羲之的酒量他们很清楚，王羲之爱喝酒，更会品酒，今天，他为什么只是看着杯中的酒发呆呢？
王羲之回到官署，便询问有关人员：“本地一年之中，用来酿酒的米、麦、高粱等谷物大概有多少？”
这个问题突如其来，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有位老成持重的官员很谨慎地说：“属下不知道确实的数量，不过百姓家家都会酿酒，而且市面上也有酒出售，再加上日子不好过，大家更是以酒浇愁，我想酒的消耗量既大，用来酿酒的米谷杂粮恐怕也不在少数。”
王羲之沉吟了半晌，然后才开口说：“我们拼命想法子开源节流，一粒米都不肯白白地浪费掉，却没有想到，一年之中有这么多的米谷被酿成酒，喝进肚子里去了。如果年头好、收成多，那倒还无所谓，但是现在怎么能如此地浪费呢！这些粮食本可以养活不少人，现在却被人一杯一杯地喝掉了。”
底下有人说：“这有什么办法，喝酒是人家的自由，官府也不能管得了那么多啊！”言下之意，便是抱怨王羲之别再生事了。
王羲之说道：“我决定马上下令，在一年之内，本郡不得酿酒和出售任何酒类。”看着大伙错愕不已的表情，王羲之接着解释道：“现在粮食紧张，这些粮食本来可以填饱肚子的，关键时刻可以用来救命，怎么能酿成酒水白白地喝掉了，这种事当然要从我自己做起。这一年内，我绝不喝一滴酒，这样子百姓就没有话说了吧！你们尽量去宣传，要百姓把这些粮食储存起来，有朝一日用到它的时候，他们就会了解我的苦心了。”
禁酒这一措施一实施下去，的确节省了不少的杂粮谷物，救了不少人命。但是，这件事却又成为政敌攻击他的把柄，他们指责王羲之，认为他大事不去管，粮食仍无增产，却管起了百姓喝酒这种闲事。有些人甚至道貌岸然地向朝廷上奏，批评起王羲之来：“对于百姓喝不喝酒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没有禁令，而王羲之却打破前人的规矩，对百姓下起了禁酒令，太不合朝廷对百姓的宽大政策了！”
王羲之被这一类貌似体恤百姓的指责闹得哭笑不得，他心想：百姓吃不上饭的时候，你们这些满嘴宽厚政策的“正义之士”和“父母官”都去了哪里？他也曾写信给好友谢安，说起了这件事：
我之所以下令禁酒，原因很简单，因为除此之外再无更好的办法了。粮食的生长和收获不是两三天的事情。春天播种，要到秋末才有收成，这段期间，农人也要吃东西啊，而且到了秋天，能不能顺利收割还是一个大问题。万一碰上旱灾、水灾、虫害，农人一年的辛苦就白费了。所以一定要在手头上有粮食的时候尽量储备，严格控制粮食的浪费现象，以备万一。喝酒远比不上填饱肚子重要，难道为了喝酒连性命都不顾了吗？我下令禁酒，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这么多人攻击我、指责我，我并不伤心。我只是觉得，为什么我做一件对百姓有益的事，就有那么多人反对，难道官员个人的利益要比天下百姓的利益还重要吗？想到朝廷之内有这么多唯利是图的小人，我就十分忧心，再这样下去，廉政清明的官员会越来越少，到那时候，还有谁来关心百姓？
从给友人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王羲之已看出此时的局势对他很不利，光凭满腔的热血和干劲是行不通的，政敌们只要一抓住机会就会颠倒黑白地恶意攻击他。只因他是不肯巴结附和他们、不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异类。
王羲之是个政治家，他有经世济国的才能，有以天地万物为念的胸襟，不图个人的享乐，一心只以国家人民为念，只做自己认为该做的事。但是身处官场的他，却不是个政客，现实不停地给予他残酷的打击，同时，他也不满包括自己族人在内的豪强贵族的肤浅浮夸的子弟习气。渐渐的，他开始对政治灰心了，他自忖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扭转局势，因此，心中逐渐萌生了“退隐”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