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团大战在中国战争史和军事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打破了日本的侵略战略计划，是阻止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重要因素之一，向国内外展示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坚决英勇抗日，鼓舞了国内外抗击侵略者的信心和决心，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日本与蒋介石和谈，国际上德国在欧洲战胜英法等国
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就企图通过德国来“调解”中日关系。1937年11月，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包括成立“内蒙自治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和共同防共等内容的中日和谈条件。12月2日，蒋介石接见陶德曼，表示“中国将接受日本条件，作为和谈的一个基础”。蒋介石还说：“中国将以协商的态度讨论日本的要求，准备取得谅解，期待日本也取同样态度。”
南京陷落后，日本掌握了国民政府的情报，得知中方只有在没有物资支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投降，因此日本追加了苛刻的谈判条件，要中国政府以战败国的姿态表明乞和的态度，致使蒋介石无法接受，谈判一时中断。
1938年11月20日，日汪签订《日华协议纪录》，定下汪精卫响应日本声明和逃亡河内组建“新政府”的行动计划。1938年12月12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第三次声明，进一步向蒋介石国民政府招降。声明高唱日本对中国“出动大军的真意”，“既不是区区领土，也不是赔偿军费”，是要国民政府“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就能使日满华3国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这就是近卫对华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要求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以近卫对华三原则为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但是不久，日本发现汪精卫一伙的投降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要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非得和重庆直接谈判不可”，于是又把注意力移向已经向它多次“暗送秋波”的“更为迷人的伴侣”——重庆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
在欧洲存在三大主义控制的国家，即帝国主义的英法等国，法西斯主义的德国、意大利，社会主义的苏联，英法老梦想着让德国进攻苏联，所以对希特勒德国的扩军备战一再退让。德国希特勒趁此良机疯狂侵略扩张，兼并周边小国。1938年3月1日，德国吞并奥地利。由于当时德国觉着没有绝对战胜苏联的把握，苏联也想利用一些时间好好备战，所以1939年8月23日苏联、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于1938年9月30日凌晨签订《慕尼黑协定》，11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1939年3月，希特勒德国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9月1日，德国军队大举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采取军事行动援助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英、法一心要把法西斯德国这股祸水引向东方，去打苏联，所以在西线按兵不动。这样德国很快占领了波兰。
早在1939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演讲时说：“日本灭亡中国的总方针是非常坚定的，决不改变的”，“但他的实行方法是软硬兼施的，并且依时有所侧重；武汉以前以打为主，但亦战中有和，武汉以后，以和为主，但仍略打一打，压使投降。”历史证明，这是十分正确的。英法对德宣战后的9月4日，日本新任首相阿部信行就急忙发表了声明：“当此欧洲战争爆发之际，帝国决定不予介入，一心向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迈进。”只有“解决中国事变”，才能实现其北进或南进，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的既定“国策”。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为了统辖在整个中国的政治、军事，特别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促进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工作和统一进行对重庆的和平工作”，决定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统率在华全部陆军部队。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部下达了中国派遣军的战斗序列，以教育总监西尾寿造大将为总司令官、前陆相板垣征四郎少将为总参谋长，并发布大陆命第三百六十三号，规定了“大本营准备迅速处理中国事变”的各项任务。后来因为美国对日放弃中立立场，汪伪政权发生分裂，使日本的危机加剧。1940年初，阿部内阁总辞职。1940年2月，新内阁米内内阁坚持建设东亚新秩序。后来海军和陆军发生矛盾，陆军大臣辞职，米内内阁倒台。7月18日，日本东亚局提出陆军海军折中方案，其中对华，以重庆为谈判对象谋求停战，让蒋汪合作，实现和平。7月22日，近卫组阁，选择折中道路，积极南进，妄图尽快结束中国战争。由于陆军在中国一时不能解决问题，只得配合海军南进。确保中国华北华中治安，为南进做好配合。延安出版的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1940年7月23日发表《论近卫的再度组阁》的社论指出：“革新派之所以一定要近卫上台，并非因为近卫是一个了不起的特别杰出的人物，而主要的是因为他是最坚决最反动的侵略主义者，他是最能代表军部 （陆军）少壮派和中岛、久原一类军需资本家的共同利益，他善于运用各种毒辣狡猾的阴谋手段去保证忠实地执行革新派的一切侵略政策，他善于无耻地戴着‘和平’和‘文 化’的假面具去进行残酷的侵略战争。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近卫确实是这样一个狡猾狠毒坚决反动的侵略主义者。1937年6月近卫登台，仅仅经过一个月即发生了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开始了日本军阀在华北的侵略战争；1938年12月22日，近卫便发表他的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东亚协同体’、‘日满支不可分’的著名的亡华诱降的声明。这个声明，一方面受到了汉奸汪精卫投降派的极端拥护，但另一方面却受到我全国上下的严厉驳斥和坚决反对。这对于我们是历史事实的教训。因此，近卫上台，我们更要空前地提高民族的警觉性，坚定自己的胜利信心，巩固团结，以准备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的新的政治阴谋与新的军事进攻。”在汪精卫投降活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日本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今井武夫大佐，主动请求“进行新的对重庆的和平工作”，以“解决陷入泥潭的事变”。1939年11月底，今井武夫大佐派遣在参谋本部任职时的部下铃木卓尔中佐前往香港，委以日本驻香港武官的名义，“命令他策划建立同重庆政府的联络路线”。铃木与中统特务在12月27日见面。后被日本军事当局以《大陆指661号》指示正式命名为“桐工作”的日蒋秘密“和平谈判”由此开始。
从1939年12月27日到1940年2月10日，日蒋代表在香港进行了4次会见。第四次会见时表示：“重庆政府决定派遣代表”来港。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接到铃木的报告，即派今井抵港。2月14日，今井、铃木与蒋介石代表会见，达成先“在香港举行两国秘密代表各有3人出席的圆桌预备会议，讨论和平条件”的协议。会谈开始国民政府的代表就强调“从重庆出发前”蒋介石希望日方“务必协作”的3件事：取得日本撤兵之保证；明确了解日本军之和平条件；会谈应在绝对保密下进行。日方代表就“近卫对华三原则”作了“详细说明”。双方就中国政府“放弃抗日政策”、“停止抗日”、“缔结日华两国防共协定”，将内蒙划为“防共”的“特殊地区”，中日进行经济合作以及中国“给予日本人在中国内地的居住、营业权”取得了一致意见。对原来分歧最大的“中国承认满洲国”“、日本在华北驻兵”和蒋、汪合作等问题，国民政府代表也作了让步。关于“满洲国”，重庆方面不愿公开承认。关于“驻兵”，提议改为“日本军可于必要地点适当长期地延缓撤兵”。关于汪、蒋合作，重庆方面表示“理解日本的诚意”。但“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实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希望“作为国内问题妥善处理”。因为国内外各种因素，最终蒋介石并没有同意。
1940年4月9日，德军突然进攻丹麦，迅速占领挪威、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然后德军转向法国北部挺进，绕过了法国东部马其诺防线，5月8日，英法联军和德军会战中，英法失败，英国远征军32万人，从敦克尔刻仓促撤退到英国。6月14日，德军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22日，法国投降。号称世界陆军第一强国的法国，只经过6周的抵抗就投降了，轰动了整个世界。德国迅速占领整个欧洲，刺激了美国，保持中立状态的美国，马上调整政策，开始着手整顿军备，以便应付即将扩大的世界大战。德国在欧洲的辉煌战果也深深激励了日本，日本谋求大发展。妄图迅速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进攻东南亚等太平洋诸国，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蒋又经过一系列交涉，最后准备在长沙会谈，商谈“和平”解决事宜。
对于当时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也是觉察到的。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动向和蒋介石的阶级本质，对于当时时局发展趋势是看得很清楚的。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3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中，就明确指出：“在目前的国际新形势下，被内外危机重重压迫的日本帝国主义正在进行其最后的冒险，企图用封锁我国际交通线，向我正面进攻及举行天空轰炸等加重压力与加重困难的办法，达到其分裂中国内部，逼迫中国投降之目的。中国的一部分动摇分子，在这种增加了的压力与增加了的困难之下，必然更加动摇起来，走上对敌投降的道路。
这些人头脑昏聩，意志薄弱，熬不住艰难困苦，看不清抗战前途，一遇危难，就想动摇，这些人是抗日阵线中最危险的人物。”毛泽东同志为纪念抗战3周年而发表的文章《团结到底》中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向南洋侵略，加紧向中国进攻，势将勾结中国一部分动摇分子对其投降，投降危险是空前地加重了。”
日本与蒋介石会谈的“桐工作”文件被日本在战后公之于众，蒋介石与日本和谈的秘密也暴露出来。表明1940年夏季，日、蒋、汪3方“高级会谈”即将举行，投降的气氛笼罩着中国，蒋介石即将投降。也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判断。
为了督促蒋介石投降，日本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威胁。封锁中国对外国际交通线。中国的全部海岸线和重要港口，都已被日军占领，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大后方的对外交通线，主要是经过香港、越南（滇越路）和缅甸（滇缅路）。而越南和缅甸主要控制在法国和英国手里，日本就压迫英国和法国封锁这3条通路。对于英国与日本达成协议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7月23日发表《严重抗议英国政府与日寇签订协定》。
1940年6月，日本向法属越南提出要求：禁止经过该地向中国运送军需物资，并由日本派遣军事代表团来监视这一工作。法国殖民当局因为法国军队战败，答应了日本的要求。日军封锁了滇越路。在向法国印支当局提出要求的同时，日本又向英国提出了撤退上海驻军，封锁香港边界和滇缅公路的要求。英国政府因为没有能力维护自己在远东的利益，求救于美国，美国没有答应，所以英国对日妥协，只得同意了日本的要求，撤出了驻华英军，这样香港和缅甸（滇缅路）也被封锁，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只是发出了抗议，毫无他法。
军事上，日军还继续攻击国民政府后方。
一是攻取宜昌。1940年5月初，日军集中了驻鄂、湘、豫3省的兵力，发动了豫鄂战役，占领了宜昌。宜昌是鄂西重镇，也是入川的交通枢纽。日军占领宜昌，既确保了它在武汉的阵地，又扼住了入川的咽喉，给重庆国民党政府造成很大的威胁。这本身就是日本迫使国民政府投降的一个重要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