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主张反击
据当时主编《政治周报》、毛泽东的秘书回忆：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在国民革命军的6个军当中，除第一军外，对蒋介石似有或多或少的不满。特别是实力较为雄厚的第四军，原系粤军系统一脉相传下来的，更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挤广东人”的意识。因此，如果进行反击是完全可以取胜的。毛泽东就是主张反击蒋介石的。
毛泽东当时是代理宣传部长。国民党新中央委员会选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兼宣传部长，汪精卫认为身兼两职，忙不过来，请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陈延年随即派人送我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到了那里，我才知道这是毛泽东的寓所，也是《政治周报》的通讯址。东山是别墅区，有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但庙前西街三十八号却是简陋的中式楼房。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住在楼上，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一个女仆的卧室，前面一间已经住有一人，黑脸、麻子。毛泽东给我介绍说：这就是萧楚女。我早知楚女是“楚男”，却不料是麻面黑脸。萧楚女很热情又诙谐，同我一见如故。
3月17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18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毛泽东问过海军局长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本来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消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毛泽东问过陈延年。陈说：“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毛泽东这时预感到要出事了，他和我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来个廖仲恺事件。
19日深夜11点半钟光景，宣传部图书馆的工友，慌慌张张地来到庙前西街38号，那时毛泽东和我都还没有睡，正在谈论广州的形势。毛泽东说：鲍罗廷回去了，加伦将军也回去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只说到这里，那位工友来了，见了毛泽东，就用广东腔的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海军局长李之龙被捕了，李之龙新婚不久，被王柏龄部下的士兵从床上拉下，打了一顿，然后带走。
毛泽东听说李之龙被捕，就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工友去后，毛泽东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我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杨开慧在楼上给小孩喂奶后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又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未收，士兵们在赶走夜市上的人，十分混乱，所以他没有受到盘问。毛泽东有点不耐烦地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那爱唠叨的工友，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我说，他要到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宿舍去。我说：“路上已戒严，怕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点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泽东的寓所不过一箭之遥，路上没有碰到戒严的岗哨。但到军事顾问团宿舍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泽东和我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坦然答道“：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我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去。我们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泽东叫我留在传达室，独自进里边的会议室。我在传达室先听到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泽东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我们回到家中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我问：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毛泽东回答：据陈延年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屋子里，扬言第一军中不要共产党员。据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苏联军事顾问团。我有点惊异，问：那怎么办呢？毛泽东回答：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寸进尺；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我对陈延年和季山嘉说，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我对陈延年他们说，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毛泽东一篇讲完，我就问结果如何？他叹口气说：陈延年先是站在我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他们从纯粹的军事观点看问题，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10倍。
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我再三跟他们辩论，没有效果，最后决定请示党中央。我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第二天我醒来，已经日上三竿，街上已解除戒严。毛泽东早已到农民运动讲习所去了。我到宣传部办了些杂事，看过几封不紧要的文件。宣传部里的同仁都不知道昨夜发生了什么事。我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枪支弹药。过了两天，我又见到陈延年，我问：事情如何结束？陈延年回答：中央来了回电，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除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
我在晚上，对毛泽东说起这些事。毛泽东说：“看来汪精卫要下台了，我这代理宣传部长也不用再代理了。张秋人，你认识他么？”我回答：认识，他是浙江人。毛泽东点头说：“张秋人本来要到宣传部工作的，现在就派他接你的手编《政治周报》罢。你且等张秋人来了再回上海。”
（二）逼走季山嘉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蒋介石却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在3月20日当天，根据布勃诺夫的指示，拉兹贡前往蒋介石住处询问情况。蒋介石“百般道歉”。拉兹贡发现蒋介石“非常沮丧”，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他处分，他的心情很沉重，因为这里发生的挑衅事件他本人负有一定的责任。他要下令进行严格调查”。拉兹贡对蒋介石“稍加责言”。随后，布勃诺夫也拜访了蒋介石，双方就事变发生后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磋商。蒋介石许诺，他将于次日同布勃诺夫“商议一切”。但是，蒋介石没有按时赴约。据其他将领反映，蒋介石“仍旧要求驱逐俄人及共产党人”。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季山嘉感到震惊，他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但信很快被退回来了，据说蒋介石不在家。对于蒋介石的这一举动，苏联驻广州领事馆代办索洛维也夫判断，“蒋介石仔细考虑了自己的立场，决定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
3月22日，索洛维也夫同蒋介石会谈。在场的还有汪精卫。索洛维也夫就中山舰事件询问蒋介石：“这是对人问题，还是对俄问题？”
蒋介石回答说：对人不对俄，并希望鲍罗廷迅速返回广州，季山嘉回国。
索洛维也夫当即表示，如果是这样，我们“即可安心”，可以命令季山嘉回俄。
当天，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到会的有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宋子文、伍朝枢、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以及秘书长陈树人。会议根据蒋介石的要求，通过了限制共产党活动的办法以及季山嘉、罗加乔夫、拉兹贡等“工作上不同意见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等议案。
蒋介石三番五次地要求撤换季山嘉的根本原因是两人在北伐时机问题上出现分歧。蒋介石从汕头回到广州后，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就北伐问题提出一项议案，认为“革命根据地之广东将近统一，革命基础逐渐巩固，行将秣马厉兵，出定中原”。经过第二次东征，“攻克惠州，收复海陆丰，再定潮梅。接着又削平南路与海南邓本殷叛部，重奠广东统一的局面”。蒋介石由此相信，广东既然已经统一，那么，“国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师北伐了”。汪精卫对此也表示赞成，还“准备北伐款项以示决心”。鲍罗廷对此“亦未表示异议”。可是，2月7日，蒋介石同季山嘉讨论当前政局与军队组织问题。他感觉季山嘉“语多讽刺”，而且对自己有“疑惧”。这次会谈，给蒋介石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特别是在北伐问题上，季山嘉给蒋介石迎头泼了一盆冷水，他不仅不赞成北伐，反而劝蒋介石到北方去帮助冯玉祥练兵。
对苏联来说，从地理位置上讲，广州毕竟离莫斯科太远。相比之下，苏联人更重视冯玉祥的所谓“首都革命”，急于谋求改变北京政府的现状，以期中国革命迅速发展，这对苏联的外交形势更为有利。因此，莫斯科“天真地要求蒋介石到北方去发挥不平凡的作用。苏俄这些土包子军人在鲍罗廷走后，一下要担起折中的重任，政治手腕过于笨拙，以致引起了蒋氏的反感”。结果，蒋介石确信，莫斯科在北方支持冯玉祥，重视国民军的势力，季山嘉让他去帮助冯玉祥，这是“打消北伐根本之计”，使北伐“坐失时机”。蒋介石还感觉到，季山嘉劝他到北方练兵，“其虚实诚伪已彰明较著”。只要他在广东多呆一天，季山嘉的计划“总难实现”。所以，季山嘉不得不设法让他离开广东，“以失去军中之重心”，从而削弱国民党的势力。结果，蒋介石同季山嘉“翻脸”，还打算“赴俄休养”。汪精卫因害怕激怒季山嘉，便催促蒋介石“速行”。蒋介石对此感到很恼火，他告诉汪精卫，他决不会因为一个苏联顾问的喜怒而“定去留”。
使蒋介石感到不满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军费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起初决定支付给黄埔军校的经费为30万粤元，第二师为12万元。可是，第二天，黄埔军校的经费被减少至27万元，而第二师的经费却增加到15万元。蒋介石责问汪精卫，参谋团为什么推翻原定的议案，擅自减少军校的经费是谁主张的？汪精卫支支吾吾。蒋介石不会不明白，推翻军事委员会的议案，擅自减少黄埔军校经费，这决不是一件小事，难道汪精卫会不知道？蒋介石断定，这一定是季山嘉在“倒行逆施”。
由于同季山嘉的矛盾不断恶化，在同季山嘉谈话的第二天，蒋介石表示不愿意就任国民革命军总监一职，并且于2月9日请求辞去军事委员会委员及广州卫戍司令，只保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和黄埔军校校长职务。2月1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苏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2月22日，蒋介石出席苏联顾问举行的宴会，而气氛又使蒋介石感到不愉快。因为“席间座谈，多主北伐从缓”。
对于接连发生的事情，蒋介石一直耿耿于怀，以致30多年后他仍念念不忘。他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开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鲍罗廷以奉诏述职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甚解。不料自鲍回俄后，俄国军事顾问团长季山嘉忽在军校会议中，极力宣传北伐必败之谬论。他对我面谈的时候，反对北伐的意思，也逐渐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