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语罕的这封信发表在1926年6月16日的《响导周报》上。此前，即6月4日，陈独秀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就蒋介石的演说谈了自己的看法。当谈到高语罕的问题时，陈独秀说，有关这件事，他们早已闻有此说，曾函询广东的同志，他们回信说：“语罕同志初回国，要强心太急切，期望国民党尤其期望黄埔军校也太急切，因此语罕态度都不免急切一点，至于‘打倒我们的段祺瑞’之说，绝对没有，乃翻译之误，语罕已在报上声明过，当不至因此发生误会。”高语罕来上海后，陈独秀当面诘责过他，他也力辩没有此事。陈独秀告诉高语罕，如果没有这种事，就应该详细地向蒋介石先生说明清楚，以免产生误会。陈独秀还说，高语罕是他的老朋友，一向很老成，当不至有这样荒谬的见解，希望蒋介石再详细调查一下。如果高语罕果真是这么说的，不仅对不起蒋介石个人，而且是中国革命军事工作中理论上的错误，我们应该予以纠正。
（五）布勃诺夫使团的处理意见
3月24日，苏联顾问团在广州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布勃诺夫在会上分析说，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由3类矛盾造成的：一是集中统一的国家政权同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之间的矛盾；二是国民革命中一道战斗的基本力量之间，也就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三是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也就是小资产阶级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冲突。布勃诺夫指出，为了保证中国国民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并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在现在承担直接领导国民革命的这种完全力所不及的任务”。他还批评了在这方面的所谓过火行为，认为这种行为会造成以下结果：（1）吓跑大资产阶级；（2）引起小资产阶级的动摇；（3）一再复活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陋习；（4）
加深和挑起国民党左派同右派之间的矛盾；（5）激起在“打倒赤祸”口号下的反共浪潮；（6）造成国民政府的危机并使国民革命有遭到失败的危险。
这就是布勃诺夫从中山舰事件中得出的所谓“实际教训”。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妥协退让的表现。布勃诺夫还把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原因归结为苏联顾问在军事工作上出现的错误，这些错误表现为：没有预见到在国民政府里可能发生的冲突；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的程度，以及国民革命军上层的巩固和团结；暴露出不善于事先揭示和消除军事工作中的过火行为，这种行为在3月事变中暴露得很明显；军队集中管理搞得太快，不能不引起军官上层的暗中反对。
关于军队的集中问题，布勃诺夫认为，“应该考虑到中国将领和军官的心理和习惯，不应该这样迅速地转入集中管理和按日历安排工作程序”。他还特意指出，苏联顾问对中国将领们监督过多，认为这些顾问“常常不只是出主意而是发号施令”。实际上，苏联顾问在中国将领们的脖子上套了5条锁链，即：司令部、后勤部、政治部、政委和顾问。布勃诺夫批评说：“若是给你们每个人都套上这5条锁链，你们也是会大发雷霆的，可你们却想用这5条锁链牵着中国将领这样的人物走，而这些人物还有尚未根除的中国军阀统治的陋习。”所以，应该考虑到这种情况：将领是中国的，而顾问是俄国的。“你们以为中国将领没有感到顾问是俄国的吗？他们肯定有这种感觉，如果说不是都有，那么最独立自主的中国将领也会有这样的感觉：他是中国人，而顾问是俄国人，对他‘十分专横’。”于是，布勃诺夫强调，“对这种情况应该给予特别的注意”，在安排苏联顾问的工作时要充分考虑中国军官们的习惯和性质。
基于上述考虑，苏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海军以中国人为首而不是俄国人，司令部也以中国将领为首。布勃诺夫认为，这个方针是对的，“只能让俄国顾问真正做顾问，不要出头露面，不要发号施令，不要惹中国将领讨厌”。他再次强调：“这一点务必要做到，这里要有分寸。”3月20日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由于这种没有分寸的行为造成的。布勃诺夫甚至相信，这次事件“不能用个别人的原因作解释”，它在为数较多的中国将领和中国军官当中有根子。因此，无论如何，“不能让师长或司令部首长走在后面，而俄国顾问走在前面。”
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开始攻击军队党代表制度。他说，在国民革命军里设党代表制度，在中国，是他一个人提倡的。这种制度，“是仿效苏俄赤军组织的办法”。苏联无论军队，还是重要机关，都设立党代表制度。而党代表的根本意义，“老实讲就是党派员来监督兵官的”。他在莫斯科曾询问过苏联人，他们的党代表制度是临时的，还是永久的。对方告诉他，这是一种临时制度。蒋介石当时就感觉到，如果是永久的话，恐怕就会“发生很大的毛病”。苏联人还告诉蒋介石，我们之所以需要党代表，是因为环境需要，等到军官和机关工作人员都成为共产党员了，那个时候，“党代表是完全可以取消的”。黄埔军校教导团最先实行党代表制度，那时候，党代表制度的用意，并不是用来监督军官，而是帮助从事军队行政、卫生等工作的。两年以来，从黄埔军校教导团到现在，“其中就发生了许多纠纷”。尤其是在平息刘、杨叛乱的时候，“发生的问题就渐渐多了”。蒋介石把造成这些纠纷的原因归结为党代表制度的存在。据他说，有许多军官写信质问，党代表制度是什么性质，苏联的党代表性质是因为军官不是党员，所以由党代表监督，我们这些军官都是国民党员，为什么还要派党代表来监督？有人甚至责问蒋介石，现在军队是不是国民党的军队，既然是国民党的军队，军队中的党代表，至少要由国民党员来充当，如果以跨党的党员来做党代表，“这就不能算是国民党的党代表了”。蒋介石认为，苏联派去当党代表的人都是一些资格很老的党员，而国民革命军中的党代表，幼稚的实在不少，如此以来，“我们的党代表比较俄国，其真正的性质和意义，也就失了一大半了”。
尽管苏方已经觉察到，蒋介石准备“以某种方式断绝同我们的联系”，而且还有传闻说，蒋介石已公开声明，他不愿意同俄国人共事。但是，布勃诺夫使团还是决定“尽量设法留住蒋介石并争取恢复他同汪精卫的友谊”。因此，在3月24日的会议上，布勃诺夫使团作出决定：解除苏联驻华南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副团长罗加乔夫、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拉兹贡的职务。不过，布勃诺夫声明，我们在这里撤掉上层领导的职务，决不能理解为我们想否定军事工作的整个方向，如果有谁试图这样理解使团的决定，那么他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季山嘉和罗加乔夫是因为别的原因被撤职的。他们之所以被撤职，是因为在21日夜间使团接到报告说，20日的行动可能继续进行。于是，使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得出以下结论：广州市内力量对比不利于国民政府，而省内力量对比则有利于国民政府，这需要赢得时间，而“要赢得时间就要作出让步”。因为情况很清楚，整个行动是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所以顺应下去，“我们下决心撤掉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同志的职务”。
布勃诺夫解释说，由于这种让步，“我们取得了某种均势”。但是，这种均势到底能够维持多久，就连布勃诺夫也说不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样做，“至少赢得了时间”。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使团才“走了这一步”。
在布勃诺夫看来，“顾问团及其团长犯了不少错误”，所以，他向顾问们建议：十分认真地对待3月行动提供的经验，要纠正错误。马上做好以下工作：首先要从根本上消除俄国顾问突出自己以及直接发号施令的做法，需要从后面拉一拉顾问，让他们同中国将领保持距离，不要过于“渗入”。
（六）苏联顾问对事件原因的分析
在广州担任顾问近两年的斯切潘诺夫也承认，苏联顾问犯了“工作程序之不适当”的错误：（1）集中陆军权力过速；（2）苏联顾问时常直接管理事务；（3）在军队中有关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和共产主义问题宣传过于激烈。
由于上述原因，难免会引起各高级军官的不愉快，他们起初还能忍受，但时间一长就会“公然反对”。而苏联顾问又没有注意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这“亦足以引起中国人对于俄国顾问之反感”。有关中山舰事件的原因，斯切潘诺夫还从苏联和蒋介石的个性方面进行了分析。他认为，“3月20日之事，吾辈同志各人之个性及为此事罪魁蒋介石之个性，均有重要关系”。蒋介石是一个特殊人物，因而“具有特殊个性，其主要之性格则为：喜尊荣，好权力，幻想为中国英雄”。蒋介石当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曾问过苏联人，他可以同苏联红军里什么人相比。对方告诉蒋介石，你同苏联的加米涅夫很相似。蒋介石听了后非常得意。苏联人的“种种之错误与梦想英雄蒋氏之个人性格两相对照”，“受其攻击只是早晚的事”。
有关蒋介石的性格，苏联顾问有很多描述，他们普遍感觉到，同这样一个人“协调一致地工作是非常非常之难的”。而且，蒋介石极端变化无常，十分孤僻。就他的天性而言，他是“一个多疑的、虚荣心很强的、城府很深的追求权势的人”，在他面前“永远不要表现得高傲”。由于对蒋介石个性的了解，苏联人表现出对“这位政治人物的不信任感”。切列潘诺夫在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曾担心地问鲍罗廷：“蒋介石能跟我们走多远？”而鲍罗廷的回答却是：“他为什么不能跟我们一起走呢？”
鲍罗廷过分地相信了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国民政府的巩固和团结程度”，而没有注意到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但是，季山嘉“完全不像鲍罗廷那样注重中国的‘习惯、风俗和礼节’，显然也不十分赞赏鲍罗廷如此珍视的统一战线战略”。而且，季山嘉“不止一次公开流露出对蒋介石和一般中国军官的藐视”。他甚至绕过蒋介石，直接将苏联援助的物资分配给云南和江西的军队。“他愿意同汪精卫打交道，而不愿与蒋介石为伍”。
不过，拉兹贡的分析更符合实际。他认为，中山舰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不在3月20日发生，那么，“晚些时候也会发生”。他在给莫斯科的报告中明确提出，这次事件“不必从俄国顾问领导层的错误或没有分寸的角度去看，而应该着眼于国民党内部表现出来的社会动向”。
既然中国进入内战时期，所以，国民党的斗争会越来越尖锐，这必然会导致国民党的分裂。中山舰事件是“一个警告”，应该“从目前联合在国民党中的那些社会成分发生矛盾的角度去看这次事件”。
在布勃诺夫使团离开广州的当天，索洛维也夫致信加拉罕，对这种让步作了进一步解释。他说，对蒋介石的让步是“因为我们犯了错误迫不得已作出的”。使团迁就蒋介石并召回季山嘉，“此举作为一个策略步骤，以便赢得时间和做好准备除掉这位将军”。索洛维也夫之所以赞成这样做，因为他相信，“我们的军事工作人员太冒进了，忘记了他们只是顾问而不是指挥官”。在最近几个月，特别是近一个月，“我们作出了种种使蒋介石与我们和与国民政府疏远的事情”。索洛维也夫表示：现在，“我们应当设法以自己受点损失和作出一定的牺牲来挽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他在信中还提到，只有鲍罗廷能够完成这项任务，别人替代不了，因为鲍罗廷“在蒋介石那里确实享有非同寻常的个人威望”，蒋介石“信任他”。为此，索洛维也夫希望鲍罗廷尽快从北京返回广州。
（七）蒋介石起死回生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尽管苏联方面作出了让步，但蒋介石的处境仍然不妙。蒋介石3月20日的举动，显然违反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都相信，继续联俄、联共、支持群众运动，“对进一步推进民族解放的革命事业是完全必要的”。结果，国民党多数将领“不愿意抬高蒋介石”的地位。
在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当天，宋子文来到东山苏联顾问驻地，明确表示：“蒋介石此举实属失当”。李济深、邓演达对蒋介石“亦有责言”。朱培德、谭延闿当着拉兹贡的面“称蒋为反革命”，并提出反对蒋介石的严厉办法。卧病在床的汪精卫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称蒋介石“为反革命”。就连国民党右派也在“酝酿反蒋行动”。在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天里，广东的右派向苏联顾问“频送秋波”。孙科还设宴招待苏联顾问。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专程赶到东山拜访苏联顾问，并设宴招待了第五军顾问罗涅夫。
总而言之，3月20日之后，“全体皆对蒋表示反对”。“蒋介石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可是，就在蒋介石“处境危险，张皇失措”的时候，苏联人并没有乘机组织反击，而是选择了退让。
当时，蒋介石能够控制的军队只有何应钦的第一军、王柏龄的独立师以及吴铁城的警察部队。尽管蒋介石的力量并不弱，但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和第五军李福林都同蒋介石不和。如果苏联顾问组织对蒋介石的反击，完全是能够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