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党代表制度问题，蒋介石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之前，此项制度不宜取消，但“党代表资格应有相当限制”。而跨党党员不应担任党代表。只有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才能担任军队干部，而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蒋介石承认，两年来，国民党联合苏俄，容纳共产党，对于革命形势的增厚，革命方法的进步，在唤起民众方面所产生的影响，“实非浅显”。由此看来，应当肯定共产党是一种革命势力，苏俄有助于中国国民革命的进行。因此，处于革命领导地位的国民党，对于这两种势力，“实有联合团结之必要”。但是，蒋介石同时又提出对共产党加以种种限制：尽忠于三民主义的工作；取消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一切秘密团体及秘密行动；共产党对其党员的训令及策略，应通知国民党最高干部；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名册应交给国民党最高干部；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宣传部部长的党员，其党龄应在5年以上。
蒋介石还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苏联顾问的权限问题：（1）不宜把持要职，与希图集中权力于顾问之举；（2）使中国革命有自动的能力，不限于被动地位；（3）辞去行政长官职权，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4）对于国民党及军队条例，如有贡献，应以中国革命全体利害为立足点。
（十）莫斯科的让步
布勃诺夫在处理完中山舰事件后，于3月27日致信鲍罗廷，介绍了广州发生的情况。他还通告鲍罗廷：根据使团的决定，季山嘉和罗加乔夫已被解除他们所担任的职务。这个决定是考虑到3月20日后出现的局势作出的。
鲍罗廷万万没有想到，他在1月份还十分自信地向布勃诺夫和加拉罕保证过，蒋介石是一位“完全可靠”的将军。可是，只过了两个月，蒋介石就在广州发动了“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政委的小规模准暴动”。
面对这种局势，鲍罗廷十分清楚，要确保莫斯科在广州的利益，他必须继续拉住蒋介石。4月29日，鲍罗廷匆忙回到广州。第二天，他赶往黄埔找蒋介石谈话。在这次会谈中，蒋介石透露：胡汉民曾告诉他，不要再信任鲍罗廷，并将鲍罗廷扣留。
鲍罗廷虽然不大相信他会被扣留起来，但又觉得“他的好朋友蒋介石将军居然借胡的话，向他来一次下马威，这使他不无今非昔比之感”。至于广州的局面能否恢复到中山舰事件以前的状态，鲍罗廷确实“没有把握”。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做到哪里算哪里”。好在莫斯科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并且授予他“全权相机处理一切”。
5月1日，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同时在广州召开，有700多名代表参加了这两次大会。会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的雄厚实力，也助长了广州局势向左发展。
惯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在黄埔军校设宴招待两会代表。5月2日，他还以《工农大联合》为题在会上发表演讲，依旧是满嘴的革命辞藻。他说，工农群众同国民政府合作，促成了广东的统一，肃清了一切反革命派，使国民政府的基础更加巩固。到五卅运动的时候，职工运动的发展，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的最高峰。革命军如果能努力为工农谋利益，而全国工农又真正能参加国民革命，那么，国民革命就能成功。
由于中山舰事件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消失，与会者对蒋介石演讲的反应并不热烈。以致蒋介石几乎每天都向鲍罗廷抱怨说：“共产党和左派都不相信他，不相信他是愿意为革命而献身的”。鉴于蒋介石已经公开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所以，左派和共产党人更加怀疑蒋介石是右派，而鲍罗廷却认为蒋介石仍然是“一个中派”，还没有彻底向右派转变。
此时，广州的一切重大政治问题，都由蒋介石、鲍罗廷和张静江3人秘密商谈解决。但是，鲍罗廷很快就发现，自己“门前的盛况，已大不如昔”。过去，各界要人都跑到他这里来求教，而现在他“却要移樽到半身不遂的张静江的行馆，向蒋介石、张静江请示”。
最让鲍罗廷担心的是，“俄国人会不会被逼离开广州”。因为，他已经听到来自香港的传闻，说“广州当局要驱逐当地所有俄国人”，而且还要“实行分共”。因此，鲍罗廷不得不考虑，如果苏联人在广州的处境并不像传闻中所说的那样恶劣，那么，他就应该设法弥补，即使是权宜之计，“也算是我们的胜利”。他还向中共方面表示，莫斯科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支持中国国民革命，并且已经同国民党建立了友好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因为中山舰事件而有所损害，那么，“莫斯科对内对外，都将无法交代”。正因为如此，莫斯科一直在想方设法冲淡中山舰事件的严重性，甚至不惜出面替蒋介石辟谣。所以，对鲍罗廷来说，他着重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弥补莫斯科同蒋介石之间所出现的裂痕，“至于国共关系和汪精卫的去留似乎都成为次要的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鲍罗廷甚至把中山舰事件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以挽救莫斯科和他本人摇摇欲坠的威信。“他的这一方针，支配了他此段时期的一切行动”。
蒋介石在鲍罗廷的帮助下逼走胡汉民和许崇智之后，汪精卫便成了他的唯一对手，结果，蒋介石又利用中山舰事件成功地削弱了汪精卫的势力。这样一来，鲍罗廷精心策划的汪、蒋合作的局面已难以为继。而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打击的汪精卫又声称自己有病在身，过起隐居的生活。但他没有很快离开广州，而是一直在静观事态的变化。其实，汪精卫很希望鲍罗廷能够帮助他打击一下蒋介石的气焰，使他得以体面地复出。可是，事态的演变并不像汪精卫想得那么简单。亲汪分子在3月底曾召开促汪销假复职大会，无赖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汪精卫的复出并不热心，还说“汪蒋再合作是有困难的，汪既不愿意再干下去，旁人也不好强人所难”。
就在这时，蒋、胡合作的消息又在广州传开了。同鲍罗廷一起回到广州的胡汉民，很快和蒋介石言归于好，他不仅参加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而且还同孙科、伍朝枢和吴铁城这几个右派分子打得火热。在莫斯科呆了半年多的胡汉民并没有感激苏联人，还公然提出“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口号，甚至煽动蒋介石全面反共。蒋介石虽然没有接受胡汉民的建议，但他利用了这一局面向鲍罗廷施加压力。
于是，对鲍罗廷来说，他必须在汪、蒋之间作出选择。尽管他一直把汪精卫当作最亲密的合作者，但是，为了防止出现他不愿意看到的蒋、胡合作的局面，他最终还是抛开了汪精卫，转而支持蒋介石。
据张国焘回忆，鲍罗廷同他谈过国民党领导人的安排问题。鲍罗廷说，汪精卫现在既然不露面，别人也就无可奈何。至于胡汉民的企图，鲍罗廷认为是决不会成功的。从鲍罗廷谈话的口气中，张国焘判断，“国民党领导权的转移，似已确定了”，而且“转移谁属，也不难想象了”。
有关中山舰事件后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待国民党的策略问题，布勃诺夫在3月27日的信中提出了初步看法。他说，我们对国民党的策略应该是帮助它加强内部的组织性和它同群众的联系，不断推动它在领导国民革命时同工人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这项工作中，“共产党应该表现出很有分寸”，但“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
布勃诺夫还提出，对国民党右派应该采取打击的策略，并且“取消国民军中的孙文主义学会”。
4月24日，联共（布）党员穆辛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写了一份提纲。这个提纲的基调就是向蒋介石让步。穆辛在分析中山舰事件后广州的形势时指出：此后出现的局势孕育着危险的后果，它明显暴露了国民党左派和广州政府主要领导核心的内在软弱性。以拥有强大力量的蒋介石为一方，同以汪精卫、谭延闿、朱培德为另一方，彼此关系的破裂，有可能造成国民党左派的严重分裂，导致广州政府的垮台。这种关系的破裂在目前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在中国的北方出现了吴佩孚、张作霖这两股强大的反动浪潮。如果广州政府内部发生分裂和斗争，北方的反动派就可以比较容易收拾它，进而占领广东。
于是，穆辛提出，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联合和团结国民党左派在广州政府中和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中的主要核心力量，重新使汪精卫复职，使这一派（汪精卫、蒋介石）联合和团结起来”。尽管穆辛已经认识到蒋介石“有种种主观上的缺点”，甚至在将来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严重麻烦”。但是，他仍然建议，“应当客观地把蒋介石看作是革命运动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国民党内部和广州政府的领导问题，只应通过团结整个左派来解决。所以，穆辛提出：“排挤或不让蒋介石或汪精卫积极参与领导政治生活，这会造成致命的后果。”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地位问题，穆辛肯定地说，革命胜利后取得全国政权的政党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因此，在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无产阶级只能指望自己目前的常常是奴隶般的地位有一定的改善和为进一步争取自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解放创造有利的条件”。他主张，我们的任务不是把国民党变成共产党组织，而是通过吸收新的阶层和阶级参加国民革命来发展、加强和巩固国民党本身。因此，在国民革命运动目前的状况下，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并同他们在组织上彻底决裂，“这对国民革命事业来说是很不恰当的”。
穆辛已经发现，国民党左派的一些首领，“特别是蒋介石对共产党组织有恐惧心理”，试图“取得对共产党的监督权”。对此，鲍罗廷并没有提出有效的防范措施，而是主张中国共产党由半地下状态转向合法化。穆辛则主张“同国民党左派建立真诚的联盟”，为此，莫斯科应该使国民党左派相信，苏联人“不是在从事反对他们的工作，而相反是在为巩固和发展国民党本身，为巩固和发展它的国家机关和国民革命军而工作”。他分析说，3月20日事件的发生，是由于苏联军事和政治顾问在军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加速和激化了”。因此，苏联顾问同中国将领一起工作时，尤其需要掌握分寸。“决不允许突出共产党人，让共产党人占据太重要的职位，试图取代最高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
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向国民党右派妥协和让步的纲领。显然，莫斯科这样做，牺牲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
穆辛的报告实际上反映了莫斯科的意见。在他起草这份报告期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中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契切林、李维诺夫、温施利赫特、维经斯基、拉狄克。会议指出，国共破裂问题具有头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种破裂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因此，“必须实行让共产党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会议还认为，至少在共产国际例行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现有的组织关系“做任何改变都是不能允许的”，而且“对国共两党关系来说都是危险的”。会议甚至要求在内部组织上“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重新安排人员，以便基本上保持目前的组织关系”。同时，会议也表示，要让国民党右派离开或者将其开除出国民党。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上述问题作出决定。
此时，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斯大林极力推崇统一战线方针，托洛茨基则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不应该加入国民党，建立什么统一战线，并对斯大林进行猛烈攻击。如此一来，斯大林也就绝对不会赞成中国共产党退出国民党。如果苏联人被赶出广州，这不仅对莫斯科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而且还会使斯大林陷入窘境。
所以，莫斯科的意图非常明确：为了恢复苏联在广州的立足点，它将不惜任何代价，其中包括要求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而这个“左派”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也就是说，莫斯科决心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让步为代价拉住蒋介石。
（十一）鲍罗廷对蒋介石的支持
为了继续执行布勃诺夫使团对广州的政策，同时贯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鲍罗廷转向支持蒋介石。他很清楚，一心急于北伐的蒋介石需要苏联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因此，鲍罗廷对拉住蒋介石充满着信心。他曾对张国焘说：蒋介石“唯一可以指望的东西，是我口袋里还有一些草”。鲍罗廷向蒋介石透露，他已经使莫斯科“成为蒋的强大后盾”。鲍罗廷还向蒋介石介绍了莫斯科的情况。鲍罗廷这样做，无非是想让蒋介石信任他。而此时的蒋介石，在通向权力的道路上也离不开莫斯科的帮助，尤其是鲍罗廷的支持。
从5月1日至14日，鲍罗廷同蒋介石举行了多次会谈。据《蒋介石年谱》记载，蒋介石同鲍罗廷的谈话主要有以下几次：5月1日晚，与鲍罗廷纵谈时局，约4小时余。7日晚，与鲍罗廷议事，直到凌晨3时。
12日，会见张人杰及鲍罗廷，“商议党务与政事”。会谈中，蒋介石不断给鲍罗廷出难题。下午，双方商定了整理党务的具体办法。13日，蒋介石拟定了“国共妥协条件”。当晚，蒋介石同鲍罗廷商谈“对共党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