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鲍罗廷信任蒋介石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的活动日甚一日。至1925年夏秋，国民党内部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反革命色彩的右翼”势力，突出的表现就是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国民党新右派的抬头，使国共关系变得复杂起来。1925年9月底至10月初，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陈独秀在会上说：戴季陶的小册子不是他个人的事，“乃是资产阶级希图巩固自己阶级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而走向反动的表现”。他主张中共党员应该“及时准备退出国民党而独立”，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自己的政治面目，“领导群众而不为国民党政策牵制”。但是，陈独秀的建议遭到苏联顾问维经斯基的反对。结果，会议通过决议，认为中国共产党现在退出国民党，“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同时，会议也认识到，如果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但不“包办”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左派，而不代替左派。这次会议之后，国民党右派之间的勾结更加密切了，开始从组织上公开反对国民党左派，并且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叶楚伧、戴季陶、谢持、邹鲁、林森在北京西山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西山会议”，这几个人也就被称为“西山会议派”。会议通过《取消共产派在本党之党籍案》，公然指出，共产党人的言论和行动与国民党的利益相违背，“盖其加入之意，系图利用本党，发展共产党党势，且借以维持苏联”。但中苏两国历史毕竟不同，社会状况也有差异，国民革命与阶级革命不能同时进行。因此，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应一律退出国民党，以便使人清楚地辨认出两党的旗帜。强行合作只会导致内部危机，最终导致两个革命政党的分裂，进而阻止国民革命的发展，所以，“不如分之”。会议还要求解雇鲍罗廷的顾问职务，理由是：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作为政治顾问，利用政治委员会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置于其影响之下，事实上等于国民党组织的解体。因此，非国民党员、客串顾问鲍罗廷不得在国民党内活动。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西山会议并没有点名批评蒋介石，这或许是蒋介石的全部活动只限于军队，在国民党内部和国民政府里无足轻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山会议派熟知蒋介石的政治立场，并且寄希望于蒋介石反对汪精卫。
对于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共产国际东方部却要求中共妥协退让，主张“中共中央应赶紧重新审查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对国民党的工作“应非常谨慎地进行”，党团“无论如何不应发号施令”，共产党“不应当要求一定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一切领导职位，相反，它应当竭力广泛吸收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员参加负责工作”。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维经斯基坚持要共产党员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在维经斯基的安排下，12月24日，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举行会谈。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国共关系和国民党同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共断然拒绝了孙科等人提出的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和鲍罗廷离开广州的要求，但同意停止对西山会议派的攻击，也同意在新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共产党员所占比例不超过三分之一。
共产国际的决定使中共在国共关系上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能退出国民党，又不能打击右派。结果，被赶出广州的国民党右派又被请回来。鲍罗廷得知这一消息后“颇为不满”。他责问张国焘：“为什么广东方面将那些阴谋破坏革命的国民党右派驱逐出去了，现在却又要将他们请回来？”尽管鲍罗廷不赞成中共中央的决定，但考虑到中共中央这样做得到了维经斯基，尤其是共产国际的支持，鲍罗廷只好请示联共（布）中央。随着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进军，广东在经历多年的动乱之后终于得以稳定下来。在得到莫斯科的明确指示之后，鲍罗廷约陈延年、张国焘谈话。他首先对广东的局势作了十分乐观的描述：由于工人罢工委员会组织得很严密，香港方面对广东的破坏阴谋没有得逞。而且，美国、日本等国开始同广州进行经济往来。这些情况表明，列强已经承认国民政府业已稳定。有关广东内部状况，鲍罗廷认为已经基本上统一，不会再有叛乱发生了。汪、蒋合作的局面也不会因外界的挑拨而破裂。广西军队同国民政府的关系正处在改善之中，有望成为国民政府管辖的一个省区。所以，广东周围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危害其安全。现在，政府的税收逐月增加，还可望大幅增长。在这种稳定的基础上，民政的整理、军事训练等各项工作，都有望顺利进行。
基于这种乐观的看法，鲍罗廷主张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应该向右派势力发动进攻，以期广东局面获得进一步的巩固，而决不应该退让，否则只会助长右派的反共气焰。但考虑到国民党左派力量的脆弱，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左派应该同中共联合起来才能形成雄厚的力量。所以，鲍罗廷开始热衷于汪、蒋合作，并且同这两个人“相处得水乳交融”。
这段时间，蒋介石的言论和行动也迎合了鲍罗廷的意图，因而深得鲍罗廷的信任。11月7日，鲍罗廷在广州发表演讲，强调国共两党的联合。他说，要使国民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使命，唯一的办法就是“革命的同志能联合在一块，如我们革命的力量不能联合在一块，必不能得到成功”。12月2日，蒋介石得知西山会议的消息后，称西山会议派为“捣乱分子”，认为他们在北京“希图标异”，因而感到“悲惧交深”。蒋介石特意召集各军政治人员和党代表开会，讨论加强国民党团结的办法。他宣称：黄埔军校准许共产党员活动，而且均应公开。他甚至同意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
在公开场合下，蒋介石更是把自己标榜成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12月5日，他告诫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吾敢率国民党内共产与非共产诸同志，集合于国民党青天白日旗帜下，为实行总理革命主义而死。他还重申了黄埔军校的校训，希望各位同志“亲爱精诚，不分畛域，不生裂痕”，以完成国民革命的责任，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间接实行共产主义。他声称：三民主义的成功，与共产主义的发展，“实相为用而不相悖”。中国革命不能不承认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实行三民主义，则共产主义即在其中”。既然中国革命与国际革命不能分开，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岂有纷争之必要”。蒋介石称自己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对于共产主义者之同志，敢自信为诚实之一人”。
12月11日，蒋介石在总指挥部宴请苏联顾问。他说：我们今天能够消灭叛逆，可以说是苏俄同志，本其民族精神和革命使命，与本党合作，帮助中国革命的结果。现在有人说，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说这种话的用意，是想污蔑我们革命党。有这种想法的人，根本不明白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20世纪了，还有“这种褊狭的思想”。中国革命问题已经成了世界革命的问题，“若不具世界革命眼光，关起门来革命，不联合世界革命党，不以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那么，革命成功的路径，恰同南辕北辙，决无成功的希望”。他甚至宣称，即使中国革命受俄国人指挥，但是，只要苏俄诚心诚意帮助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来指导中国的革命，我们中国革命党员，只求我们民族独立和平等，也“并不是什么耻辱”。我们实行总理遗嘱，不是在形式上，而是要真正实行遗嘱，“如要真正的革命成功，一定要照俄国革命的方法去做，才是总理真正的信徒”。俄国革命党，肯负责任，能耐劳苦，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今日在座的几位俄国同志，就是榜样”。因此，“各位如果是有良心的，马上改过来努力做事，如同俄国同志一样，才可以救中国、救自己”。他还当众高呼：“中俄同志团结万岁。”
12月25日，蒋介石向国民党海内外各党部发布《为西山会议告同志书》，对国民党新右派进行了谴责。他说，值此广东统一将告完成，北方民众共起奋斗，卖国军阀自行崩溃，总理三民主义即将实现之时，忽有一部分同志离异，自赴北京西山，开其所谓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自行发布议案，驱逐异己，不惜阻挠国民革命大业，“迹其言动，无一不悖于本党之纪律与总理之意旨”。他还批驳了西山会议派要求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理由，说：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总理在国民党改组以前，几经郑重考虑，然后作出的决定，并且经过第一次全国党部大会议决。国民党改组两年以来，“成绩俱在”。西山会议派以“共产党之共产主义，与本党三民主义，根本冲突”为由，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这“决非总理之意”。西山会议以“共产主义已有蚕食三民主义危险”为理由，开除4名有共产党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是一种“怯懦薄弱之心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有24名委员，只有4人是共产党员，仅占六分之一。如果害怕别人“蚕食”，那一定是“自暴自弃而自振作者”，否则“决不作此奇想”。所谓“赤化”、“共产”、“俄人掌权”等，都是帝国主义和军阀对国民党的诬陷，“今岂将一一出于同志之口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