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之前，鲍罗廷同《民国日报》记者谈话时表示：“我们倘若想革命都能成功，只有大家联合，互相援助。就是中国同志，要帮助俄国革命的成功，俄国同志也要帮助中国革命的成功。”于是，蒋介石宣称，中国革命成功，“则世界革命为之促进，亦世界革命成功”。孙中山提出的“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和“唤起民众”，同为完成国民革命所“必须”。苏俄同志帮助中国革命，“其诚意亦彰彰明甚”。针对国民党里有人指责鲍罗廷，蒋介石更是慷慨陈词，他说“：总理曾诏中正‘鲍罗廷同志之主张即余之主张，凡政治问题均须容纳其意见’。总理逝世以后，苏俄同志对于本党，以亲爱之精神，同志之资格，遇事互相讨论，求得事实，绝无所谓‘包揽’‘专断’之事实。”
实际上，蒋介石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却是另外一回事。就在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集连以上干部开会。他在会上公开表示，黄埔军校无论如何不能分裂，他要求把在黄埔军校以及军队工作的中共党员姓名都告诉他。周恩来以此事关系国共两党，须请示中共中央为由，将此事搪塞过去。后来，蒋介石在同周恩来谈话时还说，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和国民党。
蒋介石极具“左倾”的讲话确实给鲍罗廷留下了“左派军人”的形象，以至于他确信，蒋介石是“极左派信徒”。鲍罗廷还向伊万诺夫斯基、加拉罕保证：蒋介石是“完全可靠的”。在国民革命军6个军长当中，我们同他们“未必有很大的误会”。他们当中的蒋介石、谭延闿、吴铁城和朱培德无可非议，可以同这些军长“一起完成一项大的工作”。鲍罗廷如此信任蒋介石，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就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受了恬不知耻的蛊惑宣传的欺骗”，他“在报告中提到的那些政客和将军的每次讲演都充斥着这种蛊惑宣传”。
（二）鲍罗廷谋划蒋、汪合作
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决定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采取联合中派瓦解右派的策略，向右派发起进攻。但是，鲍罗廷不同意这样做。他担心，如果让戴季陶、孙科、叶楚伧回到广州，他们必然要同左派争夺权力，势必会造成国民党内部的不稳定。这样一来，他与汪、蒋“一同奋斗”的设想就会落空。所以，鲍罗廷主张强迫中派追随左派，要他们无条件地拥护国民政府和广州的国民党中央。他还嘲笑中共中央在上海同孙科、叶楚伧达成的协议是“要不得的安抚政策”。他甚至指示广州的中共党组织反抗上级的决定，认为“广东区委会负责人根据他们对广东情况的真实了解，是可以对这种决定，提出修改的意见”。
张国焘向鲍罗廷解释说，中共中央同孙科达成的协议是合情合理的，也是必要的。因为联合中派以搞垮西山会议派，就是向右派势力进攻的一种主要方法。张国焘表示，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一致主张建立一种国民政府的制度，而“最低的限度要将汪蒋合作的领导重心，在制度的基础上巩固起来，便可以不受外界挑拨的影响”。
中共广东区委的多数负责同志“站在鲍罗廷一边”，反对同戴季陶、孙科达成的协议。张太雷还向张国焘解释说，在目前情况下，也只有鲍罗廷才能平息国民党内部可能出现的矛盾，稳定现有的领导。而“莫斯科和这里的一些俄国军事顾问，似也不完全同意其做法；现在中共中央的决定更使其大伤脑筋”。张太雷表示，既然西山会议公然开除鲍罗廷、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因此，我们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应该首先来一个示威性的反击，以造成热烈拥护鲍罗廷和汪、蒋合作领导的气氛，只空洞地要求中派遵守孙中山的既定政策，而不是具体地要求他们拥护广州现有的领导，显然是不够的。
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共广东区委确定的斗争策略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并且计划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的国民党党籍，使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到三分之二，少选中派，多选左派。军队方面，考虑到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3个师，除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是蒋介石的亲信外，第二师师长王懋功接近汪精卫，其他几个军都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因此，中共广东区委决定乘机回击蒋介石，将中共党员从蒋介石的军队里全部撤出来，同汪精卫合作组建军队。周恩来同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商量之后，带着这个意见从汕头返回广州，只等中共中央批准，就正式向蒋介石提出。结果，从上海传来的消息让广东区委大失所望。中共中央来电不仅不同意这样做，反而要求国民党代表大会推迟一个月召开，等待戴季陶、孙科返回广州。
鲍罗廷同共产国际之间虽然在对待国民党右派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但在稳定广东局势方面却是一致的。可惜的是，共产国际并没有拿出具体的措施，只是笼统地提出反对“左倾”冒险行为，以免吓走右派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鲍罗廷则热衷于蒋、汪合作，而西山会议派破坏广东局势的策略就是“尊蒋抑汪”。因此，为了实现他的意图，鲍罗廷当然不愿意戴季陶、孙科返回广州。
蒋介石之所以能够当上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委员，这与国民党右派离开广州有关。1925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确定的政治委员会名单里本来没有蒋介石。9月之后，戴季陶、邵元冲离开了广州。结果，在鲍罗廷的安排下，蒋介石顺理成章地进入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西山会议派还以此为证据攻击鲍罗廷，说他操纵国民党政治委员会。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蒋介石喊了不少口号，尤其是高喊联俄、联共，拥护共产国际的口号。1月4日，国民政府宴请大会代表。在汪精卫、季山嘉讲话之后，蒋介石发表即席演讲，他说，去年广东军事、政治的成绩，全靠各位同志能实行4个字，这4个字就是“亲爱团结”。倘若我们依照这4个字继续下去，果能永远亲爱团结，则去年可以统一广东，今年即不难统一中国。
1月10日，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宴请大会代表，并发表演讲。他在谈到解决国民党内部纠纷问题时提了两点建议：“一是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厉处罚；二是慰藉总理，不要使本党分裂。”“这样既可以整顿纪律，又可以团结同志”。
但是，如果我们就此认为蒋介石准备同西山会议派决裂，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大会讨论有关西山会议提案时，蒋介石却要求减轻对西山会议派的处分。他还请汪精卫出面，以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代表的名义，对“弹劾西山会议案”提出修改建议。结果，在13日的大会上，汪精卫提出，要以总理之心为心，只将一两个主事的人开除党籍。
1月16日，大会将原提议中关于居正、石青阳、石瑛、茅祖权、覃振、傅汝霖、沈定一等7人“开除党籍一年”的处分，修改为“书面警告”，对张继、林森、邵元冲、叶楚伧、张知本等5人的处分也大为宽松，只是将邹鲁、谢持两人永远开除出国民党，对戴季陶则由大会“予以恳切之训令，促其猛省，不可再误”。至于西山会议派其他主要成员，如孙科、吴稚晖竟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相反，大会还邀请西山会议派其他成员返回广州。
如此一来，右派明显地觉察到了汪精卫的软弱和蒋介石的得势，于是，右派们更坚定了他们“尊蒋抑汪”的信心。由此看来，以孙科为代表的右派返回广州后，确实“把蒋介石的腰杆撑起来了”。
汪精卫虽说是大会的领导者，但实际上，他“一切事多与鲍罗廷商谈，即对共国关系问题，也不例外”。而鲍罗廷对这种状况则“引以自傲”。会议期间，张国焘告诉鲍罗廷，应该强化大会的领导重心。鲍罗廷承认，大会有法定的主席团来领导，重要的事由他在幕后说了算。
据张国焘回忆，针对西山会议派采取的“尊蒋抑汪”策略，他曾同鲍罗廷慎重讨论过这一问题。鲍罗廷含混其辞地表示，汪、蒋两人确实性格不同，汪善解人意，触类旁通，但要他负起责任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谦逊和退缩。蒋虽所知不广，但勇于负责。担任翻译的张太雷认为，只有鲍罗廷折中其间，才能维持汪、蒋合作的平衡。所以，鲍罗廷相信，“广州的局势能由他调排，一切自有办法”。
在1月16日的选举中，蒋介石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又当选为常务委员。至此，蒋介石实际上成了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一般代表的心目中，蒋介石与汪精卫是两个重心，“前者是军事的，后者是政治的”。
鲍罗廷对这个结果相当满意，认为“大会已经获得良好的成绩”。
他由此相信，广州“有了一个统一的巩固的政权”，而这个政权的首领就是“始终最忠诚最积极的工作人员汪精卫、明确表示自己是国民党信徒，甚至可以说是极左信徒的蒋介石和湘军将领谭延闿”。鲍罗廷甚至预料，“广东的工作在汪蒋合作之下，可以正常进行，不会因他的暂时离开，发生什么影响”。
10多年后，周恩来在回顾这件事时说：36个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只有7个，比我们原来计划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闿在内一共才14人。右派、中派有15人。在中央监察委员会里，右派更是占了绝对的优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往往联合在一起开会，这就造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鼓励的形势。大会结束后，鲍罗廷回国去了，执行委员中党员大部分都走了，以至汪精卫问我们还帮不帮他。正在这时，陈独秀因病躺起来，总书记“失踪”，中央无主，陈延年又到上海去开紧急会议。另一方面，右派纷纷回到广州。1926年1月、2月，张静江、陈立夫回到广州，同蒋介石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中山舰事件的远因，也是事变之前的政治形势。
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不久，鲍罗廷离开了广州。他原以为，在汪、蒋的合作下，广州出现了令他十分满意的局面。他甚至信心十足地在北京向伊万诺夫斯基、加拉罕汇报了广州的情况。可是，事态的发展大大超出了鲍罗廷的预料。就在他离开后不到两个月，广州发生了使莫斯科感到震惊的“中山舰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