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平等。这是治理的价值尺度。它要求不同性别、阶层、阶级、民族、文化程度、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在文化上能够互相尊重，“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在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上互相平等。在当代，作为治理要素的容忍和平等特别要求有效消除和降低富人与穷人、富国与穷国之间的两极分化，消除不同文化之间的歧视，维护弱势群体、不利群体和边缘群体的基本权利。治理应当让所有的人，不分男女，都有机会去提高他们的福利和生活水平，拥有尊严和人格。
公正廉洁。它要求政府官员、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权谋私。严重腐败不仅会增大公共开支，降低公众信心，损害政府和其他公共部门的形象，破坏社会秩序，而且会败坏社会风气，损害社会公正，降低公共部门固有的合法性。公共部门工作人员的廉政程度直接关系到治理品质。
行政能力。行政能力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小行政系统——人员少，精兵强将；二是效率高，以最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最大的公共产出，能够制定合理并切合实际的政策，并能有效地落实既定政策，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三是管理机构设置合理，管理程度科学，管理活动灵活。
优质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非营利部门应当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设施和各类软性服务。提供优质服务的前提是公务员首先要成为人民公仆。没有优质的公共服务就不会有真正的治理。
对公众关心问题的兴趣。政府以及其他公共部门要把公众利益放在首位，想公众所想，知公众所知，把公众所关心的问题作为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核心。
参与。这里的参与包括公民的政治参与、组织成员的组织参与，以及公众对于社会生活的参与。社会生活将成为公众参与中越来越重要的方式和内容。公众参与是治理的基本内容。公众参与的方式多样，可以是直接参与，也可以通过合法中介参与。国际经验表明，治理离不开正确处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离不开政府与公民之间真诚和密切的合作。公民的积极、建设性参与和对于公共部门权威的自觉认同和尊敬是实现治理的前提和关键。
反馈。这一点与上述行政能力和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行政能力和高质量公共服务的延伸。它的基本意义是，政府工作人员和其他公共管理机构的人员必须对公民和组织成员的要求做出及时和负责的反应，不得无故拖延或不了了之。反馈越快，治理的程度也就越高。
一致。一致是指一种决策方式，它主要是指公众或组织成员在一些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或组织发展重大问题上通过讨论、协商实现意见的统一。
这种决策方式既存在于政府决策过程中，也存在于非营利部门的决策过程中，它最大限度体现了决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治理能够把不同的利益协调在一个广泛的框架之内，并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最大化。
问责性。治理要求政府部门、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对其行为负责，也应当对公众和利益相关者负责。在公共事务中，问责性指与某一特定职位或组织相连的职责及相应的义务。问责性意味着政府官员和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由于其承担的职务而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能和义务。政府、政府官员、非营利部门以及非营利部门工作人员的问责性越大，表明治理的水平和程度越高。
三、结论与讨论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的重要部署，要从制度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治理问题，加大理论和实践探索力度，进一步明了治理的本质、意义、特点和类型。
中国要在推进国际治理过程中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同时又以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中国的首要问题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促进国内的经济健康发展。保护中国经济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办法是更加积极地发挥在世界事务和重建国际秩序中的作用。必须清醒地看到，在世界经济份额中，中国经济的份额还有限，中国左右世界经济的可能性也有限，但是中国应当抓住当前的机遇，在更大程度上参与新的国际秩序的建设，争取更大的发言权和更大的利益。如果说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头两步战略目标中可以基本依靠国内条件和资源的话，那么它要实现第三步建设目标，即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2049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离开与国际社会的合作，离开国际市场是不可能的。
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说，积极推进新国际治理机制的建立都是对中国自身的发展有利的。
推动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应当认识社会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特点，必须承认，我们对于社会及其发展规律认识不透，没有像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那么深刻。要重新审视社会的细胞——家庭，还要深刻认识社区和社会组织的特点，把重建人类共同体作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从长期和宏观角度看经济，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促进全体人民的福祉。以利益调整为例，若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它就如同玩牌——四个人玩牌，两个一直赢钱，其他两个人一直输钱，最终的结果是：没有钱的人不能再玩下去——牌局结束，经济停滞。社会领域中道理也差不多，“如果赢者通吃，输者几乎没得吃……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社会公平这一基本问题……如果你把成功者的收入过多地配置给其他人，则会打击他们力争上游、取得成功的积极性……另外，如果底层的人觉得自己被忽略了，那么社会将会出现分裂、动荡，社会凝聚力也将丧失。”所以，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一是既要重视经济领域的问题，也要重视社会领域的问题，二者不可偏废；二是要注意到它们之间的不同和各自的特点，认识它们的发展规律。当前，要注意到一些地方在社会发展中像追求GDP一样，追求社会发展的“创新”，造成社会发展泡沫化现象。
实现社会治理方式创新，领导干部还需进一步在社会发展问题上补课。
要遵循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设计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当前，社会治理缺乏顶层设计，管理社会的各个部门以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导致社会政策碎片化。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必须理顺政府诚信与社会诚信之间的关系，首先是政府，尤其是政府官员要带头讲诚信。政府公共价值是社会公德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的价值基础，仅仅依靠法律不足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形成良好和谐的社会氛围。要取信于民，各级政府首先要认真对待民意，及时对民众的各种声音做出反馈，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关注网络议题尤为重要。要把社会组织治理现代化摆在重要位置，坚决取消和防止社会组织行政化。各类志愿组织林立，缺乏内在合作，行政化趋势严重，将损害志愿服务在中国的发展，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必须改变社区建设过于重视服务设施，轻视社区价值和人际关系的建设，逐步把社区建设的重点和重心转移到营造社会共同体上来。同时，要充分认识到现代经济发展，诸如小汽车、大商场建设对社区社会共同体的影响，在便利服务圈建设和大规模商场建设之间找到合理平衡。对于涉及软性服务（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面对面的服务），可以交给社会组织去做；对于硬性服务（如基础设施等），可以由政府直接去做或委托市场去做，这需要在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体制机制中进一步明晰。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提升、自身改革与创新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关键。创新社会治理方式，需要更多的治理手段和社会宏观调控手段，搭建社会政策制定平台，尤其是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平台。
（丁元竹，国家行政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