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鲍罗廷来华
就在孙中山决定向莫斯科派遣代表团的同时，斯大林也在考虑向中国广州派出苏联顾问。7月31日，斯大林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8月2日，俄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采纳了斯大林的建议，并作出如下决定：（1）任命鲍罗廷为孙逸仙的政治顾问，建议他立即与加拉罕一起赴任；（2）鲍罗廷在与孙逸仙的工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迷恋于在中国培植共产主义的目的；（3）鲍罗廷与苏联驻北京的全权代表协调自己的工作，并通过后者同莫斯科进行书信往来；（4）鲍罗廷定期向莫斯科递交工作报告。莫斯科一直强烈地感觉到，苏联政府在广州缺少一位常驻代表，随着鲍罗廷的任命，莫斯科朝这个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9月23日，加拉罕为鲍罗廷来华致信孙中山，介绍说：鲍罗廷是在俄国革命运动中工作很多年的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请您不仅把鲍罗廷同志看做是政治的代表，而且也把他看做是我个人的代表，你可以像同我谈话一样，坦率地同他交谈。您可以相信他所说的一切，就像我亲自告诉您的一样。”正如加拉罕所说，鲍罗廷确实是一位老资格的俄共（布）党员和革命家。1884年7月，鲍罗廷出生于维切布斯克省，3岁移居拉脱维亚。
1903年，年仅19岁的鲍罗廷追随列宁参加了革命，并得到列宁的器重。
1905年，鲍罗廷在拉脱维亚首府里加发展革命组织，使布尔什维克成为当地政治上举足轻重的社会民主主义组织。列宁由此把鲍罗廷看做是里加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年轻一代的布尔什维克。鲍罗廷参加了共产国际的创建，并且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19年12月，鲍罗廷来到西班牙。两年后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1923年初回到苏联。
鲍罗廷于10月6日抵达广州，并受到孙中山的热情欢迎。孙中山关心地向鲍罗廷询问了列宁的健康情况，称赞列宁是中国最好的朋友。但是，孙中山最感兴趣的还是苏联的军事和工业情况，以及莫斯科对他的援助问题。对此，鲍罗廷作了详细介绍。在讲述苏联红军的情况时，他提醒孙中山要注意苏联军队政治工作的意义，这是苏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孙中山当即表示：“我们的军队中缺少这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一切建立起来。”此时，孙中山正忙于实施他的北伐计划。于是，他向鲍罗廷谈了自己的想法。孙中山说，如果能够在中国中部或者蒙古建立根据地，那么，他就能够很自由地对帝国主义采取行动。孙中山解释说，在北方，他没有敌人，而在南方，敌人很多。“蒙古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身后有俄国。为此，他需要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孙中山还告诉鲍罗廷，他对蒋介石出访莫斯科寄予了很大希望。
至于广州的地位，孙中山指出，为了把势力扩展到中部或蒙古，必须把广州控制在自己手里，但这需要苏联的援助。他估计，这种援助可以通过海参崴运往广州。这条航线能够保持广州同苏联的直接联系。在海参崴和广州之间，每个月只需航行一次，就可以建立这种必要的联系。孙中山说，他在广州有飞机制造厂，但没有发动机。对于那些必不可少的装备，苏联可以从海参崴提供。孙中山表示，只要他留在广州，同俄国的直接联系是绝对需要的。
10月9日，孙中山在为鲍罗廷举行的招待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他说：“在座的苏联诸君来自一个短时期内成功地结束了内战并在世界诸强国中占据应有地位之国家。苏俄不愧为中国之榜样。”会谈中，孙中山再次表现出对苏联红军和军事工业的极大兴趣，询问苏联的工厂能生产多少支来福枪，武器总数有多少。苏联工厂生产速度之快使孙中山感到非常吃惊，孙中山由此更加相信莫斯科能够向他提供援助。鲍罗廷不失时机地谈了苏联革命的经验，强调了在群众中经常不断地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在军队中进行政治工作的必要性。
可是，鲍罗廷到广州后发现，这里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糟糕得多。在广州，只有以邓泽如为首的国民党分部。据邓泽如介绍，国民党在广州有3万名党员，其中缴纳党费的只有6000人。国民党改组时，党员进行了重新登记。从登记的结果来看，这些数字与实际不符。重新登记的党员约有3000人。这“完全代表了广州的国民党”。从重新登记的情况看，国民党同党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既没有在他们中间散发刊物，也没有召开过会议，甚至连斗争目标都没有讲清楚。“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
谭平山也向鲍罗廷反映：国民党无任何组织可言。“共和派同无政府主义者，工人同商人及资本家一起加入国民党，是屡见不鲜的，只是孙中山的声望才使他们聚集在一起”。
鲍罗廷还了解到，国民党“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而在莫斯科看来，只有国民党才能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否则这个运动不能成功，但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又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为了使国民党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它必须进行改组”。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孙逸仙同最忠于他的国民党人都在忙于前线上的事情”。这使初到广州的鲍罗廷颇感为难。莫斯科的意图很明确：国民党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政治宣传上，而不是军事方面。正因为如此，莫斯科才没有同意蒋介石递交的国民党军事计划。按照莫斯科的意图，国民党必须先进行改组，同时建立一支独立的、不受军阀支配的军队，并创办一所军官学校。
上述各项准备工作需要花费很长时间，一心急于完成北伐大计的孙中山能否接受？因此，鲍罗廷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争取孙中山的支持。因为他很清楚，“要改组国民党，没有孙中山我认为不行。应当利用他的左倾，他的声望和他的建党愿望来激励国内真正革命的分子，把他们集合在国民党内确实存在的左派周围”。于是，鲍罗廷到广州后，“全部工作就在于使他们相信，迄今为止他们所采取的斗争方式是无益的，必须加以根本改变”。
10月18日，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一个星期之后，即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孙中山任命廖仲恺、胡汉民、谭平山等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大钊等为候补委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正式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
根据国民党内部存在的问题以及它的领导人对改组的意见，鲍罗廷很快就提出了有关国民党改组的具体建议：（1）国民党改组前修改党纲，并在群众中广泛宣传；（2）制定国民党章程；
（3）在广州和上海组织坚强的核心，然后在全国建立国民党的地方组织；（4）尽可能快地召开南方四省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执行委员会；
（5）在召集代表大会时，必须使每一个代表懂得，他今后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怎样按照新的方式建立基层组织。
10月25日召开的改组特别委员会讨论了国民党的改组、国民党的党纲和党章、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改组委员会等问题。鲍罗廷在会上就国民党的改组和党章草案问题作了专门报告。
可是，就在鲍罗廷全力推动国民党改组时，有人开始怀疑鲍罗廷的动机不纯，说他表面上是帮助国民党改组，事实上是在帮助共产党。
在反对人当中，除了国民党内的右派分子外，蒋介石起初也不赞成国共合作和联俄政策。他从苏联回国后并没有立即赶往广州，而是停留在上海，只将一份《游俄报告书》寄往广州，算是对孙中山的汇报。蒋介石在报告书中指出：对俄党不应过分相信，俄国人的话只有三分可信；俄国人有侵略中国东北、外蒙古和新疆，并有染指中原之嫌。因此，国民党应自立而不依赖于人。
蒋介石在莫斯科遇到的不愉快的事情，其实就是那份国民党的作战计划被否定了。另外，莫斯科在蒙古问题上的立场也使蒋介石颇为反感。这种不好的影响，使他对莫斯科产生了一种戒备心理，认定苏联人说的话不完全可信。但是，从后来事态发展来看，蒋介石的这种看法并没有影响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联共的决心。
为了打消孙中山和国民党人对共产主义的顾虑，鲍罗廷反复解释说，他到中国来是为了服务中国革命，而不是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门哲学，一个理想，目前在中国还谈不上。”他甚至表示：“我们已经指示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所有的革命者，都应当在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旗帜下进行国民革命。”不仅如此，鲍罗廷还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孙中山在中国国民革命中的领导作用。他在一次集会上说：“国民党有一位民族领袖——孙中山博士，他能够统一中国并在人民的支持下，把国家从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军阀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为了增加孙中山对苏联的信任，鲍罗廷还明确告诉孙中山，莫斯科的愿望就是加强他的领袖地位。
鲍罗廷的努力没有白费，孙中山对他表示了极大的信任，以至“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孙中山甚至对其他人说：“鲍罗廷的主张，就是我的主张，凡是政治上的事，总要听他的主张，你听他的主张，就像听我的主张一样。”
此时的孙中山，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的脸转向了苏俄”。11月25日，他明确写道：从前何以不从事有组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因为未有模范，未有先例。“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俄国革命之发动迟于中国6年，而俄国经一度之革命，即能贯彻他等之主义，且自革命以后，革命政府日趋巩固。同是革命，何以俄国能成功，而中国不能成功？盖俄国革命之能成功，全由于党员之奋斗。一方面党员奋斗，一方面又有兵力帮助，故能成功。“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公开宣称：“我请鲍君做吾党的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而且，孙中山相信，国民党从今日学起“，一定可以成功”。所以，他强调：“从今以后，大家要固结团体，“以团体奋斗，不专尚个人的奋斗；要靠党员的成功，不专靠军队的成功”。
12月9日，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又一次重申了他的“联俄”决心。此时，孙中山已经意识到，俄国之所以能够战胜外国列强，取得革命成功，“其原因则由党员能为主义的奋斗”。由俄国革命之观察，“我们当知军队革命成功非成功，党人革命成功乃真成功。以前吾人所不知的，现在可以明白了”。所以，孙中山表示：“吾党此次改组，乃以苏俄为模范，企图根本的革命成功，改用党员相同军队来奋斗。”
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前夕，即1月16日，蒋介石回到广州。他再次向孙中山表示了对联俄的担忧，但孙中山认为他对将来的中苏关系“未免顾虑过甚，更不适于当时革命现实的环境”。
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天，孙中山向大会提交了由鲍罗廷起草的《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结果遭到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是绝对不同的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同信仰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不能融合在一起”。
针对右派的反对，孙中山在21日的大会上指出：“近来俄国内政进步之神速与前大不相同，故英、美、法、日等国之国会，均欲提议承认新俄罗斯。至于意大利，则已决议承认，故就利害而言，本党与之联合，将来必能得中俄互助之益，决无大害，此即为我海外同志所宜放心也。”他还解释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毫无冲突，“不过范围有大小耳”。
1月25日，孙中山就列宁逝世在大会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了联俄的必要性。他说，列宁已经逝世，我们对之有何种感想和教训？“我觉得于中国的革命党有很大的教训”。什么教训？就是“大家应该把党基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的革命党一样。此次大会之目的也是在此”。他明确表示，本党此次改组，就是希望大家起来奋斗，“如列宁先生之于俄国革命党一样”，这是“本总理的最大希望”。
1月30日，大会进行选举。孙中山、胡汉民、张静江、廖仲恺、李大钊、于树德等25人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沈定一、林伯渠、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等17人当选为候补执行委员；邓泽如、吴稚晖等5人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蔡元培、许崇智等5人当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从选举结果来看，在国民党革命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当中，有10名共产党人，蔡元培、许崇智等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只当了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这个结果，反映了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的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增长。
（二）蒋介石任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