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之所以没有急于答复这项计划，当然有自身的考虑。早在一年前，莫斯科对越飞关于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建议曾表示“十分惊讶”，认为越飞“根本不了解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状况”。在蒋介石递交军事计划三天之后，即10月6日，加拉罕致信鲍罗廷：关于孙中山私人代表的莫斯科之行，您应当请孙中山详细地介绍一下他的计划，并委婉地告诉他，在莫斯科没有我参加未必能作出什么决定，或许莫斯科想让我在北平解决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莫斯科肯定会很认真、关切地听取他的代表的意见，但未必能作出什么最后决定”。加拉罕认为，孙中山从北方进军的计划是一种“空想”。所以，他明确告诉鲍罗廷，如果孙中山再次提起这个计划，“您要向他说明，这个计划不可能立即实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也促使莫斯科迟迟未能作出答复。因为这段时间，莫斯科正集中精力处理德国的问题，也就顾不上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了。
莫斯科一拖再拖，蒋介石“生气了”。关于蒋介石访苏，加拉罕曾致信莫斯科，希望对蒋介石“表示出亲热”。结果却相反，除了契切林，同蒋介石见面的只有斯克良斯基。莫斯科对蒋介石的冷落，引起了契切林的注意。于是，他决定采取措施加以弥补。11月1日，契切林致信季诺维也夫，希望“能安排几次有孙逸仙参谋长及其随行人员参加的会议”。此时，契切林已经感觉到，蒋介石“神经过敏到极点，他认为我们完全不把他放在眼里”。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就会同意国民党的军事计划。11月2日，托洛茨基在给斯大林和契切林的信中明确表示：应该极其果断地和坚决地向孙中山和他的代表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现在他们面临着一个很长的准备时期，“军事计划以及向我们提出的纯军事要求，要推迟到欧洲局势明朗和中国完成某些政治准备工作之后”。
11月12日，斯克良斯基、加米涅夫再次会见了代表团。在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双方讨论了蒋介石递交的军事计划。根据斯克良斯基的解释，莫斯科不同意国民党军事计划的主要原因，是不赞成国民党单纯的军事行动。斯克良斯基说，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收到来自中国的全面通报之后，详细讨论了所提的方案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孙逸仙和国民党应该集中全力在中国做好政治工作，不然的话，“在现有条件下的一切军事行动都将注定要失败”。斯克良斯基列举了俄国革命的例子，说俄国革命的完成不仅是十月起义的结果，而且是通过俄国共产党长期坚持不懈的工作做了准备的。所以，“国民党在中国首先也应该做同样的工作”。这就是说，国民党应该首先全力搞好宣传工作，办报纸、杂志等等。
蒋介石回答说，孙中山同越飞会见后，国民党加强了政治活动。但是，国民党认为，同时也有必要开展军事活动。俄国和中国进行革命的条件存在着差异。在俄国，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沙皇。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了，地球上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反对中国革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工作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所以，“在那里采取军事行动是必要的”。
斯克良斯基再次分析了俄国革命的过程，说明对群众的政治工作在革命中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他坚持认为，“国民党首先应该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用在对工农的工作上”。接近群众，同群众在一起，“这就是中国革命党的口号”。斯克良斯基进而指出，国民党有必要“在近几年只做政治工作”，而军事行动的时机“只有当内部条件很有利的时候才可能出现”。否则，“发起你们方案中所说的军事行动，就是事先注定要失败的冒险”。但在政治工作的同时，也可以进行军事准备。所以，苏方答应派遣中国人到苏联军事学校学习，苏军总参谋部学院可以接受3至7个人，军事学校将接纳30至50人。斯克良斯基强调，不要追求所派人员的数量，而应该注重质量，“主要是对革命和对工人阶级的忠诚”。宁可少派一些人，也要“派真正的革命者，而不是胆小鬼或叛徒”。
事后的情况证明，代表团对这次谈话是满意的。即使从表面上看，“代表团也没有对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答复感到吃惊”。他们从递交军事计划到斯克良斯基的第二次会见时“所处的那种神经紧张状态很快就消失了”。就在两天前，即11月10日，神经紧张的蒋介石还要求送他到疗养院休养两周。可是，在同斯克良斯基会谈之后，蒋介石却对巴拉诺夫斯基说，不要为他张罗疗养的事情了，因为“自我感觉好多了”。由此看来，“中国人对同斯克良斯基同志的会见是满意的”。
（四）托洛茨基赠送蒋介石四个字
在莫斯科期间，托洛茨基同蒋介石的谈话最多，他给蒋介石留下的印象是言行“最为爽直”。蒋介石在离开莫斯科之前，于11月27日拜访了托洛茨基。这也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谈话。此前，蒋介石曾于11月19日写信告诉托洛茨基，他这次来莫斯科负有国民党的使命，代表孙中山先生来这里，要求苏联政府对于国民党的西北计划“力予赞助”。他同时提醒托洛茨基：“华人怀疑俄国侵略蒙古，务望注意避免”。
会谈中，托洛茨基就莫斯科暂时无法援助国民党的军事计划作了解释。他说，苏联并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军事力量战略对比的情况下，莫斯科不可能向孙中山的军队提供援助，而“代之我们将为中国革命者学习军事敞开我们的学校，在这方面，我们将履行不久前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的那些承诺”。托洛茨基同样主张，国民党应该重视政治工作，并着手进行改组。否则，即便我们给很多钱，包括军事援助，“你们还是一事无成”。如果孙中山只从事军事行动，那么，他在中国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眼里，就会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别无二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苏联给予孙中山以军事援助，那么中国社会舆论就会这样看问题：张作霖是日本的代理人，吴佩孚是美国和英国的代理人，而孙中山是苏俄的代理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成功”。托洛茨基表示，解放运动需要有另外一种形式。首先，需要有广大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到宣传工作上”。他强调说，一份好的报纸，胜于一个不好的师团。在目前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
托洛茨基还举例说，俄国共产党也并非一下子就成为斗争的胜利者，在25年间，俄共不得不经受长期的磨炼。因此，国民党必须“抛弃速胜的幻想”，需要做耐心细致的、坚持不懈的、有条不紊的工作。如果履行了所有这些条件，毫无疑问，“辉煌的未来将属于国民党”。基于这样的考虑，托洛茨基建议，“国民党应当坚决地、急剧地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盘”。在目前，它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工作上来，把军事活动降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具体地说，“国民党的军事工作不应当超过政治活动的二十分之一，无论如何不要超过十分之一”。
不过，托洛茨基也不否认，“中国的国民革命党可以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甚至赞同国民党“应该转向北方”，因为“那里有对共同采取行动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蒋介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他坚持认为，政治活动有困难，因为各国帝国主义残暴地压制一切革命宣传活动。尽管如此，蒋介石还是赞同托洛茨基的意见，并且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他甚至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解放了的中国将成为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员。
在谈到援助中国国民革命问题时，托洛茨基委托蒋介石回国后口头报告孙中山，苏俄自1920年对波兰战争结束之后，列宁对于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这就是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资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战争，应当在道义与物质上予以尽量援助，但不使用其正式军队直接参战，以避免其他各国革命期间再次引起对苏俄民族有关的问题。托洛茨基郑重地说：“苏俄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军队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与经济等需要，都当尽力所能，积极援助。”
临别之前，托洛斯基送给蒋介石两句话：“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蒋介石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因为“忍耐”二字可以用在革命势力强大的时候，“活动”二字可以用在有机可乘的时候。这是蒋介石访问苏联的一大收获。
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对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作了解释。共产国际在决议中指出：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革命派已认识到必须接近劳动群众，必须通过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国革命运动的基础。共产国际相信，“革命政党国民党将更多地考虑中国工人运动日益发展的情况，为了加强全国的解放运动，将放手发动工人阶级的力量，全力支持它的经济组织及其阶级的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表示，它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必须全力支持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所进行的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斗争，将有助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成长和壮大，因为它将在使用土地和管理国家方面，把农民从封建专制的条件下解放出来”。共产国际要求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使之有利于争取独立的斗争”，同时一定要理解，“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在这个决议当中，共产国际批评了国民党“把自己的计划寄托在能在军事上战胜那些已成为世界帝国主义工具的国内反动势力上”的做法。
蒋介石看到这个决议后，相当不满。他说：“观其论调，不认识友党如此，应愧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联想到几天前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谈话，蒋介石认定，季诺维也夫“殊无振奋气象，外强中干”。
有研究者认为，共产国际这个决议是在蒋介石访苏基础上制定的，它传到中国后，很快成为鲍罗廷等苏联、共产国际代表帮助孙中山和国民党改组工作的指导思想。
那么，这个决议到底有多大意义？在蒋介石率领代表团回国后不久，加拉罕于12月27日在给鲍罗廷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这个决议的看法。加拉罕认为，“这个决议没有说出任何新的东西和任何可以作为我们中国政策依据的东西”。他在信中写道：“决议中所说的一切，您已经及时地报告孙逸仙了，孙基本上已经在实施这项决议。对于那些在莫斯科起草了这个决议而不了解广东情况的人来说，我认为这个决议是很令人满意的，何况它涉及最普通的原则性理论。”
这次莫斯科之行，蒋介石对苏联的政治、军事、教育和党务工作有了一些了解，对苏联红军的编制、训练和装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同时，这也对蒋介石产生了不太好的影响。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之间的斗争使蒋介石预感到，在列宁逝世之后，这对中苏合作将“发生严重的影响”。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这样叙述了他访苏的印象：“综括我在俄考察三个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无形之中，发生一种感觉，就是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他在访苏之前，还“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他到苏联考察的结果，使他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
起初，蒋介石看到的苏维埃工厂的情况是：俱乐部、阅报室、食堂、剧院，“无不应有尽有”。而且，工人以职工会主其政、厂中资本盈亏制表揭示公开，“更是前所未闻，令人耳目一新”。可是，30年后，蒋介石的看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参观各级苏维埃讨论与决议等情形，并与其党政要员谈话之间，无形中察觉其各部分无论在社会中间或是俄共中间的斗争，正是公开的与非公开的进行着。而且，更认识了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关于此点，如我不亲自访俄，决不是在国内时想象所能及的。”
《苏俄在中国》这本书是蒋介石在兵败大陆之后写成的，鉴于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后，回顾他的经历，便将怨恨发泄在苏联共产党身上。不可否认，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对苏联的认识难免带有浓厚的个人情感色彩。
在三个多月的访苏期间，莫斯科却对蒋介石产生了良好的印象。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杜霍夫斯基把蒋介石看作是“国民党左翼，最老的党员之一”，而且“深受孙中山的信任”。杜霍夫斯基甚至认为，蒋介石支持苏联在中国北方的作战方案。在中国，蒋介石“以最有教养的人之一著称”。
蒋介石的莫斯科之行，无论对莫斯科、国共合作，还是对他本身都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在随后的几年里，莫斯科对蒋介石的支持，特别是当上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与他这次访苏是有一定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