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虽然历经1928年的“3月失败”、“8月失败”，但红军和根据地仍在不断发展壮大之中。到当年年底，彭德怀等人统率由平江起义后成立的红五军也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井冈山的声势更壮。然而，就在红五军上山后一个月左右，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红四军主力告别了井冈山，向赣南出击，以实现“围魏救赵”的策略。最终“，围魏救赵”之策未能奏效，在天寒地冻的1929年初，历经苦战的红五军从井冈山突围，井冈山易手。
（一）红五军上山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1927年7月22日，国民党湘军独立第五师第一团在彭德怀、滕代远领导下，在平江县城发动起义。黄公略领导驻嘉义的独立第五师第三团第三营，贺国中领导驻岳阳的独立第五师随营学校，也先后举行起义，并赶到平江会合。24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邓萍任参谋长，全军2000多人。
平江起义爆发后，湘军调集6个团的兵力向平江县城反扑。彭德怀率部与敌激战一昼夜，最终损失惨重。于是，红五军撤出平江城，向修（水）、铜（鼓）山区转移，以期与井冈山的红四军取得联络。但部队在万载大桥受挫，第一次挺进井冈山的计划失败。9月中旬，红五军第二次挺进井冈山。这次，彭德怀运用“欲南先北”的战术，打乱敌方的部署，部队向湖北边境推进。敌方果然上当，很快联络湘赣两省和赣军统一行动，“围剿”正由湖北通城向南回师的红五军。10月间，红五军行至江西修水县的台庄，召开了平江、浏阳、修水、铜鼓等县及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特委，以滕代远、彭德怀、王首道等5人为常委，滕代远为书记。接着，红五军常委与湘鄂赣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主力与地方游击队合编为5个纵队，由黄公略带领第一、二、三纵队在湘鄂赣边区坚持游击战争，彭德怀、滕代远率第四、五纵队800余人立即冲出重围，到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
在第一、二、三纵队掩护下，第四、五纵队顺利向南进军。11月20日，彭德怀率部攻克了江西万载县城，消灭了当地地主武装，缴获40多支枪。在万载休整3天后，部队取道潭埠、株潭、西村、宣风等地，一路所向披靡，于12月上旬抵达江西莲花高州。
而此时，已从报纸上得知红五军要上井冈山的毛泽东、朱德，派出了何长工、毕占云、夏炎、朱亦赤、张威等率红四军军部特务营和独立营，莲花县赤卫大队，组成北路行动委员会，赶往莲花方向接应红五军。在莲花，红五军和红四军的接应部队会合，彭德怀、滕代远等同毛泽东的“特使”何长工见面。
红五军离开莲花，经永新县境，越过七溪岭，于12月10日抵达宁冈县城，同红四军胜利会合。彭德怀与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在新城“敬爱堂”会面。
12月14日，也正是广州暴动一周年纪念日，宁冈新城西门外人声鼎沸，万众欢呼，重现了半年多以前的5月4日在宁冈砻市出现过的热闹场面。上一次是庆祝朱、毛部队会师，这一次则是庆贺红四军和红五军会师。陈毅特地写了一副对联，张贴在主席台两侧：在新城，迎新人，演新戏，打倒新军阀；辞旧岁，逢旧友，叙旧情，推翻旧世界。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滕代远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的讲话总是那样的形象、生动，很容易叫人听进去。他说：工农兵兄弟3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兵士是三哥。工农兵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3个人打一个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3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就能打遍天下！彭德怀说：“井冈山根据地是毛委员、朱军长领导红四军建立起来的，她是中国革命的一盏明灯。我们红五军到井冈山来，要好好学习红四军的建军经验。”
会后，红五军开赴茨坪等地休整。红五军和红四军的胜利会师，有力地增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成为全国各革命根据地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红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声威更大了。从此，红四军和红五军两军紧密配合，并肩作战，后来扩展为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又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成为三大红军主力之一。
（二）柏路会议与“围魏救赵”之计
虽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益壮大，但其弱点也逐渐显现出来。第一，井冈山山区虽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但其中心区域茨坪和大小五井，“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难以长期承受大量红军的给养，加上国民党军队的反复“进剿”、“会剿”和厉行经济封锁，这里的军民生活极端困苦，有时甚至连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应不足。1929年元旦一过，就进入“小寒大寒，拧水成团”的隆冬。这时，井冈山已冰封雪冻，可山上的红军将士，许多人缺衣少被，经费紧缺，粮食也快吃光了。第二，井冈山位于湘江和赣江之间的狭长地区，这两条大江无法徒涉，南北又难以发展，在军事上缺乏足够的回旋余地。这两个弱点，在初期并不明显，然而随着红军力量不断壮大便逐渐暴露出来了。更有甚者，国民党又发动了一次空前规模的“会剿”，井冈山根据地面临着从未有过的险峻形势。
本来，国民党政府以为“8月失败”以后，朱毛部队已经被消灭，至少不能成为“大患”了。不曾想，1928年9月以后，边界斗争又卷土重来，失陷的根据地陆续收复，井冈山斗争逐步恢复和发展，而且到了年底红五军和红四军又胜利会师，根据地的声势、声威更壮了。这不仅震惊了湘、赣两省国民党政府，更让国民党中央政府感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日益成为其“心腹大患”。1928年11月7日，蒋介石任命何键为湘赣两省“会剿”代理总指挥，金汉鼎为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萍乡，由两省调集6个旅约30000兵力，于1929年元旦兵分5路向红军和井冈山发起第三次“会剿”，声称要把红军“一网打尽”，把井冈山“夷为平地”。何键命令部队于1月10日之前进入指定地点，采取层层包围、步步逼近、最后合击的战术，意在一举消灭红军，血洗井冈山。国民党方面如此重兵进攻井冈山，在规模上是空前的。
当时，红军兵力总共不足6000人，仅为国民党军的五分之一，敌我力量悬殊相当之大。在此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下，1929年1月4日至7日，井冈山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边界各县县委、团特委，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中共六大决议，并着重研究如何粉碎国民党军队“会剿”的部署。毛泽东、朱德、陈毅、彭德怀、滕代远、袁文才、王佐、何长工、谭震林、陈正人等60余人与会。会议由前委书记毛泽东主持。此次会议在中共党史上被称作“柏路会议”。
毛泽东作为井冈山上唯一的中共中央委员，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一系列文件，有瞿秋白作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政治报告，周恩来作的《军事报告》、《组织问题报告和结论》，还有大会作出的《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党章》第四次修正案、《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等。在传达到关于“杀戮土匪首领”问题的决议内容时，因袁文才、王佐在场，毛泽东没有念下去，而是说“休息一下”。会议期间，毛泽东召集朱德、陈毅、彭德怀、谭震林、王怀、龙超清等人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议，就“六大”决议中的相关内容，对袁、王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会上，永新县委王怀和宁冈县委龙超清等人，以决议精神为由，主张杀掉袁文才。毛泽东提出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机械执行上级指示。他认为，尽管袁文才有错误，但他在大革命时期就是共产党员，不能算在“土匪”之列；王佐虽然原来不是党员，但过去是和地主豪绅作对的，现在又经过改造，入了党，性质起了变化。他们欢迎我们，拥护我们，帮助我们在井冈山安了家，使部队休养生息，他是有功劳的。根据这些情况，王佐不能杀，我们没有理由杀他。经过毛泽东反复做工作，会议最后决定，不杀袁文才和王佐。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1930年2月，袁、王还是被错杀，成为一个冤案。当然，这是后话了。
在柏路会议讨论到如何迎敌的时候，与会者各执一词、分歧很大，有的主张凭险死守，有的主张到湘鄂赣去，有的主张到湖南去，有的主张到赣南去。毛泽东在会议上发了言。他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在当前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凭险死守不利于我，且敌来势汹汹，表现出极大的决心，加上冬季寒冷季节已到，我军物资菲薄，虽有群众援助，但难以取胜。但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又不能放弃。要保住经营年余的井冈山根据地这块红色政权，不能死守，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钻敌人的空子。敌人从这边打来，我们就从那边打过去，迂回敌后，使敌人穷于应付，从而求得在外线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破敌人的“会剿”。出击可以把包围井冈山的敌人吸引过去，此计名唤“围魏救赵”。毛泽东对这类典故烂熟。他说，战国时魏国围攻赵国都城邯郸，赵求救于齐。齐国并不派兵去邯郸，却反过来围攻魏国都城大梁。结果，魏兵不得不回国救援，赵国都城也就因此解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