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究竟从思想上看，中国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的环境”。
种族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被淘汰的危险”。
社会的制度与心理习惯上，问题是“不能适于生存而有堕落的危险”。
经济上，问题是“不适宜于现代世界的经济生活而脱不了落伍的危险。”
思想上，问题也是如此。
思想上的不适宜有两个方面：
（1）思想中有根本大不适宜的部分；
（2）思想的方法的不适宜。
（上）不适宜的思想
吴稚晖先生曾说：
中国在古代，最特色处，实是一老实农民，……安分守己，茹苦耐劳。惟出了几个孔丘、孟轲等，始放大了胆，像要做都邑人，所以强成功一个邦国局面。若照他们多数〔乡下〕大老官的意思，还是要剖斗折衡，相与目逆，把他们的多收十斛麦，含鼓腹，算为最好。于是孔二官人也不敢蔑视父老昆季，也用乐天知命等委蛇。晋唐以前，乃是一个乡老（老庄等）局董（尧舜周孔）配合成功的社会，晋唐以来，唐僧同孙悟空带来了红头阿三的空气，徽州朱朝奉就暗采他们的空话，改造了局董的规条。
稚晖先生这个见解大致不错。中国古来的思想只有两大系，我姑且叫他们做：
积极的，有为的一系（局董系）
消极的，无为的一系（乡老系）
后来又加上了印度的和尚思想，乡下老的无为思想便得了一个有力的大同盟。乡下老，道士，和尚成了大同盟，其势力便无敌于天下；局董受了他们的包围与熏染，便也渐渐地变懒了，同化了。他们虽摆起了局董面孔，其实都不肯积极有为。故中国思想的“正宗”实在已完全到了“无为派”的手里。我们试看最有势力的俗语：
多事不如少事，少事不如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靠天吃饭。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
所以我们今日研究中国思想是否适宜于现代的环境，其实就是研究这个正宗思想系统是否适宜。
这个正宗思想系统，简单说来，有这么一些方面：
（1）宇宙观
主张自然变化，不信上帝造化，在思想史与宗教史上有解放的大功用。
但普通人并不懂这种自然主义的宇宙观，故魏晋以后，堕落成道教。宋以后的道学也从这里出来，但中古宗教的势力太深，道学运动对于自然主义已不能像王充、王弼诸人那样的彻底，故徘徊于太极阴阳之间，成一种不分明的调和的宇宙论。
在这个现代世界，自然主义的宇宙论有昌明的可能，但须站在自然科学的新基础之上，扫除阴阳太极种种陋说。
（2）人生观
因为太偏重自然，故忽略人为。“胡为乎，胡不为乎？夫固将自化。”（《庄子》）误认“自然的”为“最好的”，故有适性之论，主张自由，而自由的意义不明白，遂流为放浪旷达，人人以不守礼法为高。上层阶级自命颓放，而下层社会便更堕落。自然主义主张命定论，命定论自有破除迷信的功用，而因为这种命定论缺乏自觉性，故信命反成了一种迷信。
学者以“不齐”为物之情，故不讲平等。平常人也承认命定的本分，故以“安分守己”为常德，不努力进取求提高生活与地位。
自然科学的旨趣在于征服自然以为人用。中国单有命定论，而没有自然科学，故把天然看作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绝大势力，故造成一种“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的人生观，造成一种懒惰怕事不进取的民族性。
崇拜自然变化为合理的。（the national=the rational）故淡于是非之见。老子倡不争，而庄子倡“不谴是非”：“辩也者，有不见也。”（庄子）
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
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齐物论》）
什么东西都是好的，都有他相当的地位，故我们最不讲究辩证是非真伪的风气，以“和光同尘”为美德，以“议论人长短”为大戒。
什么事总是“差不多”。七百年的“格物”“考证”的学风不能改革这根深蒂固的乡愿风气。
“自然”是对于“人为”而言的。崇拜自然，必流入于轻视一切人为的事业。老、庄本来反对文化，反对制度，反对知识，反对语言文字。这种过激的虚无主义虽然不能实现，然而中国一切文化事业（建筑、美术、技艺、学术）的苟且简陋，未尝不由于这种浅薄的自然崇拜。知足便是苟简。
（3）政治思想崇拜自然而轻视人事，在政治上便是无为主义。无为之治只是听其自然。
所谓无为者，不先物为也，所谓无治者，不易自然也。（《淮南子》）
一切只是跟着自然变化跑，不可自作聪明，勉强有为。
无为政治的造成，确有历史的原因。秦始皇、李斯一般人的确想大有为，但不久都失败了。汉帝国的安定全靠惠帝到文景五六十年的无为之治。盖公、曹参、窦太后等都是有意的实行无为之治。
统治一个绝大的帝国，没有方便的交通器具，势不能不放任，但求相安无事，已为万幸了。况且一班无知识的纨绔子弟、老太婆、太监，若放胆有为，也有危险，不如劝他们无为无治为妙。
二千年“天高皇帝远”的大帝国的长期训练，遂使无为而治的观念深入人心，牢不可破，成为中国政治的唯一法门。
无为的观念最不适宜于现代政治生活。现代政治的根本观念是充分利用政府机关作积极的事业。十八九世纪的放任主义已不适用，何况无为？
现代政治重在有意识的计划、指挥、管理（Conscious Control）。
而无为之治重在“不易自然”。这是根本相反的态度。
况且无为的政治养成了人民不干预政治的心理习惯，以入公门为可耻，以隐遁为清高，更不适宜于民权的政治。
自然无为养成的懒惰怕事的习惯，也是最不适宜于这个多事的局面的。
不争不辩的道德，也是不适宜于民主政治的。道家的人生观名义上看重“自由”，但一面要自由，一面又不争不辩，故他们只好寻他们所谓“内心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而不希望实际的，政治的自由。结果只是一种出世的人生观，至多只成一种自了汉，终日自以为“众人皆醉而我独醒”，其实也不过是白昼做梦而已。他们做的梦也许是政治的理想，但他们的政治理想必不是根据事实的具体计划，只是一些白昼做梦式的乌托邦理想而已，或者，一些一知半解的道听途说而已。最近的例子如康有为的《大同书》，便是乌托邦理想；如四十年中的新政计划，——人说废科举，我也说废科举，人说兴学校，我也说学校，……便是道听途说。
以上说正宗思想系统的种种方面，除了宇宙论会有相当现代性之外，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宜于应付现代需要。约而言之，我们可以说：
（一）现代社会需要积极作为，而正统思想崇拜自然无为。
（二）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纪律，而旧思想以无治为治，以不守礼法为高尚。
（三）现代文化需要用人力征服天行，而旧思想主张服从自然，听天由命。
（四）现代社会需要正直的舆论作耳目，而传统思想以不争不辩为最高。
（五）现代科学文明全靠一点一滴地搜寻真理，发现知识，而传统思想要人不争不辩，更甚者要人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六）现代社会需要精益求精地不断努力，而传统思想要人处处知足，随遇苟安。
（七）现代社会需要充分运用聪明智慧作自觉的计划设施，而传统思想一切委任自然，不肯用思想，不肯用气力。
（八）现代社会需要具体的知识与条理的思想，而传统思想习惯只能教人梦想，教人背书，教人作鹦鹉式的学舌。
四五十年的新文化的接触，新教育的设施，新思潮的输入，新运动的澎湃，到如今有什么结果呢？思想上可有什么变化改善的倾向吗？
说也可怜，如果有什么变化，都只是皮毛的改换颜色，我就看不出什么脱胎换骨的思想。
今日的思想，从极左到极右，都看不见一点自己想过的思想，也看不见一点根据现实状况的思想。做尧、舜、禹、汤、周公、孔子的梦的，固然不曾思想。囫囵吞下马克思、考茨基、列宁、孙中山的，也算不得曾经思想。
根本的毛病还在思想的方法。
我们的传统思想习惯是不肯用心思去想。这叫做无为的思想方法。说得玄妙一点，叫做“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又叫做“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说得粗浅一点，叫做懒如死蛇。二千五百年前，老子教人“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知天道。”现在的人也还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这都是懒人的思想方法。
需要证据吗？梁任公先生自己说：
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这班人中国学问是有底子的，外国文却一字不懂。他们不能告诉人“外国学问是什么，应该怎么学法”，只会日日大声疾呼，说“中国旧东西是不彀的，外国人许多好处是要学的。”（《近着》下，238）
梁先生是个老实人，能说这样老实的话，叫我们知道三十年前的维新党人的思想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没有方法，这种思想其实是不思想。不思想的结果是什么呢？自然是瞎眼的维新。梁先生在同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里估量五十年中国学问和思想方面的进步，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