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头最大关键就是科举制度之扑灭。……到戊戌维新前后，当时所谓新党如康有为、梁启超一派，可以说是用全副精力对于科举制度施行总攻击。前后约十年间，经了好几次波折，到底算把这件文化障碍物打破了。用历史家眼光看来，不能不算是五十年间一件大事。
科举的废止是维新党人的第一件大罪案，而他们却引为大功劳。科举制度的弊病在两点：（1）是考试内容的无用，（2）是有了捐官的捷径，科举出身的人才不能不受其影响。今不革其流弊，而遽废一个世界最有特色的制度，岂非因噎而废食？
他们以为有了学堂，便可以不用科举了。殊不知道学堂是造人才的地方，科举是国家选用人才来办公家职事的方法。新式的学校可以替代老式的学堂，而不能替代国家考试用人的方法。他们不知道，只有新的考试制度，可以替代旧的科举制度。他们废了科举，却不曾造出一种新式的考试制度。于是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二十五年来全没有一个公道的，公开的，用客观标准的文官考试制度。
二十五年来，政府机关用人还是靠八行书，靠荐信，靠贿赂，靠亲戚朋友，遂造成二十五年的政治腐化的现象！
思想不精确，为害如此之大！
康有为死了，梁启超也死了，戊戌（1898）距今有三十年了。
三十年的不同，只是康、梁盲目地大声疾呼嘉富尔、俾士麦、大彼得，而三十年后的青年却大声疾呼马克思、列宁、布鲁东而已！
十三四年前，我同一位美国朋友谈天，我说，“我们中国人有一点特别长处，就是不抵抗新思想。譬如‘进化论’，在西洋出现之后，打了五六十年的官司，至今美国的大学还有禁止教授的。然而一八九八年有个严复译了一部赫胥黎的《天演论》，出版之后，真是不翼而飞，有许多人自己出钱刻版送人。一二十年中，“天演”、“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都成了文人常用的话头。有些人竟用这些话做名字，陈炯明号竞存；有一家朋友，哥哥叫天择，弟弟叫竞存。我自己的名字也起于“适者生存”的话。从没有人出来反对《天演论》的。反对之声乃出于徐家汇的天主教教士。”
我的朋友想了一会，答道：“胡先生，贵国人不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长处。欧美人抵抗新思想，不一定是坏处。不抵抗也许是看不起思想的重要，也许是不曾了解新思想的涵义。抵抗之烈也许是顽固，也许是不轻易相信，须心服了然后相信。”
我听了这句话，心里很惭愧。我就问自己，“我相信生物进化论，究竟有多少科学的根据？”我当时真回答不出来！只好费了许多功夫，抱了不少佛脚，方才明白一点生物学上，比较解剖学上，胚胎学上，地质学上，古生物学上的种种证据。
有一天，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Furnald HallA碰见张先生，我问他，“你相信进化论吗？”他说，“自然哪。”我又问，“你有什么证据？”他支吾了一会，指着窗外的BroadwayB说道：“你瞧，这些电线，电灯，电车，哪一件不是进化的凭据？”我说，“这样容易证明的一个学说，为什么要等到达尔文才能发现？”他回不出了。
A Furnald Hall，佛纳大楼。
B Broadway，原意为“宽阔的街”，现通译为“百老汇”，指纽约市中以巴特里公园为起点，由南向北纵贯曼哈顿，全长25公里的一条长街。
我又去问别人，从Furnald Hall直问到了Hartley HallA，几十个中国学生，现在大都成了名人名教授了，当时都不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
这个故事值得使我们想想。
人家的思想是实际状况的产儿，是多年研究实验的结果，——例如达尔文、马克思，——到了我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抽象名词，一句口头禅，一个标语。我们不肯思想，更不肯调查试验来证实或否证一个思想。我们的思想方法完全只在纸上变把戏。眼光不出纸上，心思不透过纸背。合我的脾胃的，便是对的思想；不合我的脾胃的，便是不对的。这叫做“寂然不动，物来而顺应”。
分开来说，有种种毛病可指，如笼统，如轻易相信（盲从），如用个人成见的武断，如浅薄，……但其实只是一个根本病，只是懒惰，只是不肯用气力，不肯动手脚，不肯用自己的耳朵、眼睛而轻信别人的耳朵、眼睛。话到归根，还只是无为的思想方法。
试举“笼统”作例吧！
笼统是用几个抽象名词来概括许多性质不同，历史不同的事实。
如“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势力”、“文化侵略”……等等都是一些范围广漠的名词，所包含的意义有地域上的不同，有历史上的不同。然而这些名词一到了我们的手里和嘴里，一个个都成了法宝。
你要咒诅谁，只消口中念念有词，喝一声“资本主义”，画一道符，写上“封建势力”，那人就打倒了，那制度也就永永被咒诅了！
这些名词所包括的制度和事实，有利有弊，有历史的原因，有A Hartley Hall，哈利大楼。
民族的特性，而我们一概不问，只想画几道符，念几句咒，贴在他们身上，遂算完了事。例如“资本主义”，有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上半的资本主义，有十九世纪下半的资本主义，有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未发生以前的资本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已发生影响以后的资本主义。即如Henry FordA的资本主义，已不是马克思所指摘的资本主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早已变了，而我们还用这一个老名词，来包括无数新制度，这便是笼统。
在去年十一月出版的一部《社会科学大纲》里，有这么一句话：资本家欲在世界上占势力，互相竞争，便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欲产生贫乏便不得不压迫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
这种话给现代的资本家听见了，真要笑掉牙齿，现代的资本家的第一要素是“设法产生富裕”，人民越富裕，越有剩余资本可以买股票，买债券，保寿险，做储蓄；人民越富裕，购买力越大，才能多买资本家所造出的商品。故设（说）资本家不得不设法产生贫乏，竟是梦话。
至于“增加工作时间，减少工银”的方法，也是一种已渐渐成为过去的方法。现在的资本主义，早已明白工作时间的减少和工银的增加都是增加效率的法子，效率愈增加，得利更大。Henry Ford便是一个绝好的例：他的工厂里，工作时间比人家少，工银比人多，货价比人低廉，而得利比谁都大。苏俄政府近年极力宣传Ford 的传记和着作，也正是因为这种绝大的效率，虽名为私有资本主义，而A Henry Ford（1863-1947），即亨利·福特，美国汽车工程师与企业家，世界上第一位使用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汽车的人。
最可以作国家社会主义的模范。
我们又读了这一段话：一方面资本一天比一天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别方面小资本家渐变成贫穷的，贫穷的一天一天变成无产者。……这是所谓“资本集中”的现象。但是这又是马克思的梦想，和五六十年来的事实完全不对。马克思只看见资本集中，而不看见资本的管理权虽集中，而资本的所有权仍可以分散普及，如一个一万万元的公司，不妨分作一万股，也可分作十万股，也可分作一百万股。其中的股东，可以是一个人，但平常的公司往往是几千人以至几万人。马克思主义说：我们看一看美国金融资本的独裁者吧！一百多个王侯，和他们的董事，管理了五百亿金元，掌握了一切经济生活上最最重要的部门。
但他们忘了告诉我们，这五百亿金元的所有者至少有几千万人！其中七分之一是保寿险费，所有者便是那几千万的保户！
马克思主义者又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一个特征是不单是为了满足人类的必要而生产物品，特别是为了商品而生产的。
但我们不要忘了“人类的必要”是时时变迁的，不是固定的。商业制度在文化史上的大贡献正在于用最低的成本生产多量的物品，使多数人能购买。又用广告的功能，引起人的欲望，使人感觉某物品的需要。文化的抬高全靠人类欲望的抬高，需要的增加。从前我们认为少数人的奢侈品的，现在都渐渐变成人人的必需品了。我们现在认电灯为必要了，将来不久应该认厨房电炉为家家必需之物，应该认无线电收音器为家家必需之物。“人类的必要”的增加，大都是广告宣传之功。资本主义为商品而生产，然而间接直接地抬高了无数人的欲望，增加了无数人的需要，所以有人说商业是文明的传播者。所以为商品而生产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罪状，也可以说是他的一大功绩呵！
我举这几个例来说明思想笼统的危险。“资本主义”有种种的意义，在资本集中的方面说，是一种生产方法；从私有财产的方面说，是一种分配方法。从生产的方面说，资本集中而未尝不可以同时所有权分散在无数人。生产力增加而未必减少工钱，增加工作时间，更未必增加物价。故凡种种劳工保障法，如八时工作，如最低工资保障，皆是资本主义的国家里的现行制度。从分配的方面说，私有财产的国家里，未尝没有级进的所得税，级进的遗产税，未尝不根本推翻“财产权神圣”的观念。故在资本主义国家之中，所得税有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遗产税有超过百分之五十五的。故我们不可用一个抽象名词来抹杀一切复杂的情形，须知共产集权的国家之中也往往采用资本集中的方法，而资本主义之下也往往有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存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