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为伟大的农民运动高唱赞歌，用雄辩的事实驳斥了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对农民运动的攻击和污蔑。在叙述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在农会领导下所作的14件大事后，毛泽东以概括的口吻写道：总上十四件事，都是农民在农会领导之下做出来的。就其基本精神说来，就其革命意义说来，请读者们想一想，哪一件不好？说这些事不好的，我想，只有土豪劣绅吧！很奇怪，南昌方面传来消息，说蒋介石、张静江诸位先生的意见，颇不以湖南农民运动的举动为然。湖南的右派领袖刘岳峙辈，与蒋、张诸公一个意见，都说：“这简直是赤化了！”我想，这一点子赤化若没有时，还成个什么国民革命！嘴里天天说“唤起民众”，民众起来了又害怕得要死，这和叶公好龙有什么两样！
这段话是全文的结尾，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可贵的是毛泽东不露痕迹地引用了“叶公好龙”的典故。
毛泽东引用“叶公好龙”的典故，旨在批评党内外对待农民运动的那些错误态度，特别是回击国民党右派和部分北洋军阀的政客对于农民运动的指谪和攻击。那些人天天口口声声地叫喊“唤起民众”，不过是欺世盗名、掩人耳目罢了。当农民运动浩浩荡荡席卷而来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却是害怕得要死，甚至反对农民运动。这的确与叶公好龙没什么两样！其中所蕴涵的辛辣与讽刺意味显而易见。
四、“夜郎自大”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永远限于本地区本单位这个狭隘世界，不能打开自己的眼界，不知还有别的新天地，这叫做夜郎自大。
毛泽东在文中用“夜郎自大”这个典故，旨在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教育广大干部用辩证分析的方法，看待自己所管区域的工作。同时，对一些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也是一种鞭策。
毛泽东这样做是很有针对性的。在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中，的确存在“夜郎自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对自己的工作，只研究成绩的一面，不研究缺点错误的一面；只爱听赞扬的话，不爱听批评的话。对于其他地方和单位的工作，很少有兴趣去虚心地考察和学习，以便改进本地区本单位的工作，而是经常犯“井底之蛙”的毛病。二是对于外国人、外地人以及中央派下去的人，只让看好的，不让看坏的；只向他们谈成绩，不向他们谈缺点及错误。要谈也只是敷衍几句，不往深刻谈。这两种情况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的。
实践证明，“夜郎自大”必然导致固步自封，自我膨胀，自我封闭，最终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隘的空间。那么，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可能带领人民群众开拓进取，创造新的成就呢？
五、“黔驴之技”
毛泽东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的结尾，恰如其分地使用了这个典故，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黔驴之技”是一个寓意深刻的典故，也叫“黔驴技穷”。现在常用来比喻有限的一点本事或拙劣的伎俩。
一条毛驴，一只老虎。一大一小，体魄悬殊。然而，毛驴毕竟是毛驴，愚蠢拙劣，本事并不大，嗓门却不小；老虎则无愧于“百兽之王”的美誉，它没有被毛驴那硕大的身躯和震天的叫喊声所吓倒，而是很快识破了毛驴那有限的招数，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最终战胜了貌似强大的毛驴。
此文是毛泽东1942年9月7日为延安《解放日报》所写的社论，其核心是阐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政策。
当时，抗日战争进入极端艰苦的相持阶段，物质上的困难极其严重，难以维持庞大的战争机构的运转。为此，党中央接受了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的“精兵简政”的建议，要求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这是在抗日根据地不断缩小的情况下，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和使人民得到休养生息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实行“精兵简政”政策，最初有些人想不通。
他们认为，根据地军民自己创建的革命机构，想不到要亲手把它缩小、精简掉。敌人实力还很强大，战争机构也很庞大，我们怎能缩小呢？这实在很勉强、很困难。
针对人们的困惑与担心，毛泽东采用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方法进行说明。
他先是用人们的衣着必须适应气候变化的简单道理，说明“精兵简政”的重要性。然后又以小说《西游记》中的形象和“黔驴之技”的典故，喻指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他指出：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和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精兵简政”，是与抗战相持阶段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在相持阶段，根据地在物质方面的困难更趋严峻，如果像过去那样维持庞大的战争机构，自己就会消耗殆尽，难以保持战胜敌人的力量。假若缩小战争机构，使兵精政简，就能克服鱼大水小的矛盾。那样的话，战争机构虽然小了，却小而精，仍然有力量，不仅不会被敌人战胜，最终可以战胜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要说明这些道理，让自己的人真正理解和接受“精兵简政”的政策，毛泽东巧用典故，以“黔驴”比作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以孙行者和小老虎喻指八路军、新四军。因为中国人民要最终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孙行者最终能够战胜铁扇公主和小老虎最终战胜贵州毛驴的道理是一样的。
六、“农夫与蛇”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当他讲到中国人民要警惕敌人施放“和平”烟幕的时候，讲起了“农夫与蛇”的典故。
毛泽东借助这个典故，把话题向深处开掘。他把企图用假和平麻痹中国人民的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比作毒蛇，形象而深刻地指出：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毛泽东引用这个典故，很有现实意义。他给饱受战乱之苦，渴望实现和平与民主，并且很快就要见到胜利曙光的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
因为敌人历来不会自行消灭。无论国民党反动派，还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甘愿失败，更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当他们看到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能用单纯军事斗争的方法加以阻止时，就换成政治斗争的方法。于是乎，国民党当局呼喊着要“努力追求和平”，要实现“光荣的和平”，美帝国主义也叫嚷要遵守“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面临最后的失败，中外反动派的举动，不过是伪装出一副可怜相，其实包藏着恶毒的祸心，完全是一种政治阴谋。一旦中国人民被反动派的可怜相所迷惑，放弃最后一战，就等于给了这些受伤的“毒蛇们”提供了疗伤养病之机，他们就会在一个早晨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杀，使中国人民回到黑暗世界。那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就会功亏一篑。中国人民绝对不能上敌人的当！绝对不能怜惜像蛇一样的恶人。
毛泽东引用“农夫与蛇”的典故发人深省。
毛泽东用过的典故是难以计数的。
为了说明任何真理要使人们相信，绝不会一帆风顺的道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引用了《韩非子·和氏》中的“卞和献玉”的典故；为了提高民族自信心，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引用了“《法门寺》里的贾桂”的典故；为了揭穿国民党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在皖南事变后的反共舆论，他在《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中引用了《韩非子·难一》中“自相矛盾”的典故；等等。这些含义深远的典故无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毛泽东用典，或直白，或典雅，或幽默，或辛辣，或轻松活泼，或严肃庄重。他用历史典故，阐述深刻的道理，寓情于理，雅俗共赏，因而使文章的感染力大增。
第四节应用古语，言简意赅
此处所说的古语，特指我国的古代汉语。古语是我国语言艺术宝库中具有独特地位的语言形式，是古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工具。从总体意义而言，尽管古代汉语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不能否认的是，现代社会依然有很多古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语言或书面语言实践当中。恰当使用古语，会使我们的语言表达更加绚丽多彩，富有表现力。
毛泽东具有精深的古代汉语修养。阅读他的文章，你会发现，他应用古语的情况俯拾皆是，巧妙娴熟，游刃有余。大量运用古语，言简意赅地说明事理，是毛泽东文章语言形象的重要特征。
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中，为了表达中国人民不怕美帝国主义封锁的英雄气概，气势豪迈地写了下面一段话：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民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炮、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毛泽东的语言总是充满自信，很有中华民族的骨气。
毛泽东引用这句古语，起到了以下两个作用：一方面表明中华民族有骨气，面对一切压力甚至死亡，决不会低头。事实正是这样：在与美蒋反动势力进行的长期殊死斗争中，无数仁人志士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为了扞卫民族尊严，决不吝惜个人生命。例如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冷对国民党特务的枪口，怒斥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宁肯倒下去，也不愿屈服；又如朱自清虽然身患重病，却宁可饿死，也决不领美国鬼子的“救济粮”。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另一方面是要正告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建立人民政权，连死都豁出去了，难道还怕你们的封锁？难道还怕封锁带来的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一点困难与过去三年的解放战争相比，能算得了什么？美帝国主义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休想通过封锁的手段得到。相反，封锁十年八年的，中国人民依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这是何等的民族自信心和伟人气度啊！
二、“言必信，行必果”
“言必信，行必果”一语，出自《论语·子路》。意思是，说话一定要守信用，不能食言；做事一定要坚决果断，不能犹豫不决。
毛泽东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中先后三处引用这句古语。这样的做法在他的文章中比较罕见。
首先，针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南京的声明，毛泽东指出：蒋氏声明中有一段是值得赞扬的，即他所说“言必信，行必果”的那一段。意思是说他在西安对于张杨所提出的条件没有签字，但是愿意采纳那些有利于国家民族的要求，不会因为未签字而不守信用。
这是文中转引蒋介石的“言必信，行必果”，旨在把蒋介石的表态昭告天下，令举世共知，也是对蒋介石采取的一种“激将法”，督促他信守联共抗日的诺言。
其次，在说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原因后，毛泽东义正词严地指出：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
这次引用“言必信，行必果”，显然较之前次引用加重了语气，揭示了蒋介石一旦食言，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而去”的严重后果，其中所蕴涵的内在力量是可以清楚地感知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