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部队农业生产可以半自给以后，王震又谋划在新疆创办现代工业。当时驻疆人民解放军军费按国防军统一的供给标准，计全年约7000亿元人民币（旧币），全部由国家供给。部队生产半自给可以省下大笔军费，广大指战员把节省下来的钱以入股的方式存入军人合作社，仅1950年平均每人节约了20元银圆，解决办工业的部分资金。当时新疆缺乏施工队伍，工厂的建造、公路的修筑、营房的修建，均由军区部队承担。如1951年部队承担了哈密、阿克苏、喀什电厂，在迪化包修纺织厂、发电厂、汽车修理厂、中苏合股的石油公司、有色金属公司、军事学校、市政马路，修筑新藏公路和其他省道、国道公路及修建营房等工程。军队参加这些工程的建造，均按迪化市价计算工资，可以创造2000亿元人民币的劳动价值，以此作为国家对新疆经济建设的投资。
应当指出王震创办工矿企业，不仅是为满足当时生产生活需要，有些还具有前瞻性。《新疆军区两个三年经济建设计划（1950-1955）》规定“工业方面：首先从重工业的钢铁、水泥、电力及迫切需要的轻工业，如纺织、面粉、制糖等做起，为今后工业建设打下基础，进而逐步发展其他工业。”钢铁厂的修建还为了修筑迪化到伊犁的铁路，修建面粉厂，王震提出要满足100万人的需要来设计，而当时迪化市区人口才10万多人。到1952年，在迪化先后建成的工矿企业有：七一纺织厂、八一钢铁厂、十月汽车修配厂、六道湾露天煤矿、苇湖梁发电厂、乌拉泊水电厂、新疆第一水泥厂、第二水泥厂、八一面粉厂、新疆机器厂、木工厂等12个。这些工矿企业初步奠定了新疆现代工业的前进基础，也为新疆培养了第一代少数民族产业工人，为在新疆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壮大了阶级基础。
当时解放军还担任抢修公路的任务，首先恢复和改造迪化至星星峡、霍城、喀什及乌苏至巴克图等几条干线公路，并新建库尔勒至若羌、阿克苏至阿合奇等新线。
军区及各地军人合作社还经营商业，并担负了对苏联出口贸易额2/3的任务，扩大了物资交流，保障了供给，对平抑物价起了重要作用。
在短短三年间，驻疆人民解放军在王震的领导下，集中力量办了许多大事，为新疆各族人民做了许多好事。1991年5月，王震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新疆刚解放，经过一番勘查，我——司令员一声令下，指战员放下背包，征尘未洗，就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这种做法是高度集中、计划经济的具体体现，也是解放思想的具体体现。王震的谈话，从更高的层面上讲述了解放初驻疆人民解放军大生产运动的实质。现在我们把这方面的经验概括为：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三）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搞好民族团结关键是搞好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的团结。毛泽东认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对派，没有大批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毛泽东当时要求青海、甘肃、新疆、宁夏、陕西各省省委及一切有少数民族存在的地委，都应开办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要求新疆在3年内要培养出1万名左右懂得政策又能联系群众的忠于人民利益的民族干部。根据毛主席的这个要求，新疆分局立即着手开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分局办的第一期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于1950年4月初开学。王震在开学典礼上把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比喻为“制造人民干部的工厂”。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不仅新疆分局办，区党委、地委、县委也办。地方民族干部训练班的学员毕业后，参加各种社会改革实践，在实践中锻炼，增长才干，表现好的则吸收入团入党。
培养大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干部，就要把少数民族中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当时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少数民族是全民信教，而共产党员是唯物主义者，不应信教。怎样处理这个问题？1949年12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曾就新疆建党问题作出如下规定：“其他各族信仰宗教者亦须放弃其宗教信仰后，方准其入党。”对于这一规定，刘少奇1950年3月在为中央起草的《同意新疆建党中几个问题的规定》的复电中明确指出：“其他各族只要其承认信仰共产主义愿为实现党的纲领而奋斗，即准其入党。因为在少数民族中真正放弃宗教信仰，须经过思想改造过程，这种改造，主要的应在入党以后进行，而不能在入党以前要求其放弃宗教信仰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新疆分局执行了中央的规定。中央的规定照顾了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因为如果把放弃宗教信仰作为入党的一个条件，那我们在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建党工作，就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一规定一直执行到1958年上半年。
（四）汉族干部学习维吾尔语，少数民族干部学习汉语
1952年7月26日，王恩茂在新疆分局党代会上发言时说：“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在两年内学会维吾尔文、维吾尔语，这在密切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做好新疆工作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当时新疆分局规定，汉族干部要学习维吾尔语，少数民族干部在自愿的基础上学习汉语。王恩茂担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后，带头学习维吾尔语，他的办公室门前，挂了一块小黑版，上面写着维吾尔文单词和句子，他每天要学习半小时的维吾尔语。经过学习，当时许多汉族干部能用简单的维吾尔语和少数民族同志进行交流。1958年10月6日，朱德在新疆考察工作结束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汉族干部必须学习少数民族的语文，同时各少数民族必须学习汉语（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普通话）、汉文，必须从小学起就教授汉族语文。我在喀什市干部大会和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都提出过这个问题。赛福鼎等同志也表示应当这样做。除新疆外，其他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凡是具备了条件的，我认为也同样应当从小学起就教授汉族语文。”1956年后，在自治区的大学和中学逐步推行“双语”教学，1959年起，大学少数民族学生实行预科制度，延长一年学制，集中时间学习汉语，这一制度沿用至今。
二、慎重稳进，有步骤地进行社会改革
在新疆历史上多次反对反动统治的斗争中，即使是当地少数民族中的进步势力，也没有提出过社会改革的主张，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
只有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要真正解决民族问题，必须进行社会改革，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失。”“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因此，新中国民族工作的第一大历史任务就是通过社会制度的变革，消灭剥削与压迫，引导翻身解放的各族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新疆从和平解放到1957年，主要是完成民族工作的第一大历史任务。
（一）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必须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
那么，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中国共产党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慎重稳进”的方针，这一方针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早在1949年11月19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致彭德怀、王震并西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新疆的社会改革则完全不应性急。首先应对民族中的社会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然后才能确定改革的政策口号和时间，而且在不同民族中须采取不同的改革政策。”1950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讨论少数民族工作的会议上，建议将原东北局领导人提出的内蒙古工作“慎重缓进”的方针，修改为“慎重稳进”方针。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是一件重大的事情，必须谨慎对待。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急躁，急了会出毛病。条件不成熟，不能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的改革。”“没有群众条件，没有人民武装，没有少数民族自己的干部，就不要进行任何带群众性的改革工作。”6月13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的指示指出：“以后各地有关少数民族问题，应集中由各中央局处理。如遇紧急情况发生，各地除立即向上级报告和请示外，各地亦应只作防御和退却的处理，不得采取进攻的步骤。此外，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稳提出。”同年9月28日，周恩来在欢迎来京参加国庆一周年大典的各民族代表的宴会上致词，郑重地提出：“对于各民族内部改革，则按照各民族大多数人民的觉悟和志愿，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这样做，是完全符合我国各民族人民利益的。”从此“慎重稳进”的方针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工作的指导方针。
“慎重稳进”方针的要求：一是“宁缓勿乱”。1950年6月12日在北京参加七届三中全会的王震、邓力群致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电称：“中央对于新疆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事宜肯定推迟。目前工作中心是培养训练本地民族干部。举凡属于社会改革性质问题如反恶霸等均应立即停止。”中共中央认为，新疆是多民族地区，各项工作必须照顾民族特点，联系民族问题去考虑，应充分估计新疆宗教问题的复杂性和群众的落后性。中央承认新疆的特殊性，因此，某些中央规定的法令，在新疆可以缓行，如果条件成熟，群众自动起来要求若干改革（如减租减息等），可以进行调解，实行若干改革，但必须经过请示，而且要征得少数民族中经过群众选择的领袖同意。195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指示新疆分局，在新疆进行社会改革必须采取慎重和谨慎的步骤，在今年除极少数地区进行试验性的减租外，一般不要进行减租，但应积极准备。
二是在进行社会改革时，必须有领导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只准胜利，不准失败，只准做好，不准做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认真地进行试点，以取得经验，摸出运动的规律，自上而下地教育干部，克服工作的盲目性，增大工作的预见性，创造性展开运动的条件。然后分期展开改革运动，在分期展开中，必须根据原有领导骨干和在运动中培养领导骨干的情况，决定每期展开面的大小。
（二）新疆土地制度的改革
旧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吉林大学乌廷玉教授用了10余年时间，查阅了各省土改档案及农村调查资料，得出的结论是：占人口6%-10%的地主、富农，据有全国28%-50%的耕地，而占人口90%-94%的中农、贫农、雇农，仅占有50%-72%的土地。新疆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在南疆、伊犁、迪化的大部分地区，占人口8%的地主、富农，占有40%-50%的土地；占人口92%的中农、贫农、雇农，占有50%-60%的土地。在少数土地集中的地区，占人口8%的地主、富农占有80%的土地，而占人口92%的中农、贫农、雇农只占有20%的土地；在土地比较分散的地区，占人口3%-5%的地主、富农占有20%的土地，占人口95%-97%的中农、贫农、雇农占有80%的土地。又据《新疆土地改革统计表》统计，地主人均占有耕地41亩，富农12.4亩，中农7.11亩，贫农3.06亩，雇农0.98亩。地主人均占有土地是贫农的13.4倍、雇农的41.8倍。因此，对极不合理的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根据国家的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必须坚决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开辟道路”。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新疆从1950年9月-1951年10月，在全省农业区的147个乡试办减租。从1951年9月开始，在全疆农业区普遍开展减租反霸斗争。至1952年5月，在全疆9个专区的58个县，1500个乡，近400万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减租反霸任务，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减租反霸只是削弱了封建势力，并没有彻底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许多农民群众说：地主阶级和封建土地制度是一座山，恶霸反革命分子是山上的狼，减租反霸中把这批狼打倒了，可是这座山还挡着我们前进的路。这充分说明农民在减租反霸后，对于土地的要求是十分迫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