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代先民曾经在新疆大地上创造过辉煌的西域古代文明。古代西域有素称发达的畜牧业。孔雀河下游古墓沟遗址表明，早在3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罗布人以畜牧业为主。从汉朝至唐朝，畜牧业一直是新疆主要的生产部门，饲养的牲畜有马、牛、羊、驴、骆驼等。古代西域在天山南麓有较发达的绿洲农业。距今3800多年的孔雀河古墓沟遗址，已发现小麦遗迹。新疆地区的古代农业民族，至迟在东汉时已掌握种植和纺织棉花的技术。新疆种植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粟、糜、高粱、水稻等；园艺作物有葡萄、瓜、梨、杏、枣、桑葚、酸梅等；油料作物有胡麻、芝麻；蔬菜有菔、蔓菁、韭菜、芫荽、葱、蒜、菠菜、白菜等。古代西域手工业也比较发达，毛纺、棉纺、玉器制作、矿冶都有悠久历史，到唐朝，手工工匠已有专业分工。新疆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商业比较兴旺。
我们在讲到新疆资源优势时，千万不能忽视新疆的劣势，新疆是干旱地区，风沙大，土地盐碱化严重，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塔里木河本来流入罗布泊，造就了古楼兰文明，后来塔里木河改道，罗布泊干涸，古楼兰也成了废墟。西汉时期的精绝国在公元5世纪后被湮没在沙漠之中，这就是着名的“尼雅遗址”。汉唐时期渠犁、轮台一带的屯田基地均成为荒漠。从历史上看，人们可以利用有利的水源，开发片片绿洲，但总的来说，还是沙漠吃掉绿洲，沙进人退大于人进沙退。这种自然环境，决定了古代新疆生产力发展的缓慢，畜牧业几千年来都是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农业只能维持简单的再生产。
再加上历史上战乱频繁对生产力的破坏，落后的社会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使新疆成了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新疆世居民族均进入封建社会发展阶段，但发展的层次不同，总的来说，是处在封建社会初期、初中期阶段。资本主义经济只是在个别城市极少量存在。在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农村，还分散地、极少量地存在着较完整的农奴制庄园。如墨玉县的夏合勒克乡，15户农奴主占有全乡72.8%的土地，拥有645户农奴。新疆农村普遍存在着由农奴制向租佃制过渡的剥削形式——“伙种”。农民不仅要向地主交地租，而且要服劳役，耕种地主留下的大部分土地。从事畜牧业的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民族的社会发展水平，比维吾尔族还要低。牧民的灾难更为深重，牧区还残存着封建氏族制度的社会关系，仍然沿袭着王公千百户长制度，部落头目对广大牧民的控制力还相当强。
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经济极端贫穷落后，几乎没有现代工业，新疆经济基本上是农业和畜牧业。然而，农业和畜牧业经济也十分脆弱，主要农牧产品的最高年产量，粮食80万吨，棉花18.7万担，牲畜总头数1280万头。这样落后的生产力，经过国民党政府的残酷剥削和战争的摧残，到新疆解放前夕，棉花减产40%，牲畜减少250万头，对外贸易中断，生产陷于萎缩，经济异常萧条，市场日用品奇缺。金融发生严重震荡，1949年5月10日，新疆省政府曾发行了面额为60亿元的中国货币史上空前的巨额纸币，据推算这样一张纸币在当时也只能买14.7粒大米。随着通货膨胀，物价一再猛涨，“本省物价上涨指数成为全国第一”。1斤铁值1块银圆，1把坎土曼（用于锄地、挖土的铁制农具）值300-400斤小麦，1匹西安产的“雁塔牌”白布值1700多斤小麦或110斤羊毛，1块砖茶要用1只绵羊才能换来。人民生活困苦已达极点，90%以上的人是文盲。
第二节 新疆各族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共产党对新疆各族人民的历史命运极为关注，中共“二大”“三大”有关决议和纲领中均讲到新疆问题。1928年7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民族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认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问题（北部之蒙古、回族，满洲之高丽人，福建之台湾人，以及南部苗、黎等原始民族，新疆和西藏）对于革命有重大意义，特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准备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材料，以便第七次大会列入议事日程并加入党纲。”由于中国共产党那时在南方建立根据地，尚不具备派人到新疆进行革命活动的条件，而新疆与苏联毗邻，最先是由苏联和共产国际派人到新疆活动。1930年，共产国际派张义吾（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人越过苏联边境潜入新疆，在苏联驻迪化领事领导下工作，“任务是在新疆地区开展工作，宣传马列主义，为革命打下基础”。
一、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疆的光辉业绩
（一）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3年，苏联与新疆督办盛世才结盟，建立亲苏政权。苏联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给予盛世才巨大援助。苏联派俞秀松（化名王寿成，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赵实（化名王宝乾）、任岳（化名刘贤臣）、郑一俊（化名郑义钧）、张逸凡（化名万献廷）、稽直（化名栾宝廷）、江泽民（化名吴德铭）、曾秀夫（化名王立祥）、刘进中（化名陈培生）等一批原为中共党员、后转为联共党员的中国人来新疆工作，并担任政府要职。他们帮助盛世才制定了进步政纲——六大政策，即：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清廉、和平、建设，并努力贯彻执行，促进了新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加速了新疆社会近代化的进程。
盛世才在新疆要实行亲苏政策，向国民党闹独立性，在国内必须联合中国共产党。当时盛世才积极向中国共产党靠拢，1936年，盛世才几次给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写信，提出入党要求。1936年3月15日，盛世才在给王明的一封信中说，他在没有到新疆之前，在还没有成为新疆督办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更加如此，因为他信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后，1936年7月14日，盛世才发表通电响应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并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了七项救国纲领：“一、必须全国各族各界同胞一心一德精诚团结以救中国；二、必须停止内战，以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侵略与瓜分中国；三、全国各族各界同胞必须与一切汉奸坚决的斗争；四、对帝国主义必须抛弃不抵抗政策，而采取最坚决强硬之外交政策；五、必须与外来之经济侵略及走私运货作坚决之斗争；六、必须用一切力量发展本国经济与农工商业；七、必须遵照孙中山先生遗嘱，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以救中国之危亡。”这些情况表明，盛世才在国内一些重大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有一致的看法，这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为了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战略依托问题，也需要联络新疆盛世才。苏联与盛世才结盟以后，共产国际曾经指示中国共产党重视对新疆的工作。1934年9月1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要求中共中央加强陕甘川的政治军事领导，将川陕苏区联系起来，进一步“打通川陕苏区与新疆的联系”，认为这是“中国革命有伟大意义的工作”。从此，打通国际路线，解决革命根据地的战略依托问题，就成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战略方针。1935年6月16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领导人：“四方面军总的战略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张国焘反对中共中央决议，南下川康，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仍贯彻北上打通国际路线方针。
1935年9月20日，在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设法打通国际关系。后因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到陕北建立根据地，谢、毛未能成行。1935年11月中旬，共产国际派张浩（林育英）从莫斯科经蒙古国到达瓦窑堡，带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并传达斯大林的意见，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古）和西北（新疆）靠近苏联。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与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傅作义等地方实力派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他们均希望能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为此，1936年6月初，中共中央派邓发（化名杨鼎华）经新疆去莫斯科申请。邓发到了西安会见了张学良，张学良对此事很重视，亲自到兰州甘肃省民政厅为邓发办好护照，还打电报和写信给盛世才商办此事。6月12日，邓发以甘肃省民政厅查灾专员的身份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兰州，从兰州换乘汽车经过凉州（武威），6月27日到达甘州（张掖），此后两个多月邓发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滕代远由莫斯科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接邓发，滕代远在迪化住了个把月，到约定地点未见到邓发，就返回苏联去了。邓发到了安西不幸身染重病，病稍好后，于10月16日，由安西启程继续向新疆前进。一路历尽千辛万苦，在11月上旬到达迪化，12月1日到达莫斯科。
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大功率电台调试成功，开始根据张浩由莫斯科带来的密码同共产国际建立电报联系。中共中央就红军打通连接苏联的路线问题致电共产国际，9月11日，莫斯科发出同意经过中国西北边界直接援助红军的电报：“同意你们占领宁夏地区和甘肃西部的计划，同时，坚决的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向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共产国际9月27日的电报明确告诉中共中央说，苏联只能从外蒙古提供援助，红军必须夺取绥远的安远营，然后前伸至外蒙古边境去接取物资。10月2日，当中共中央提出具体的援助要求和物资清单后，莫斯科方面在18日的电报中进一步说明：这一援助将用150辆汽车来回两次将550-600吨的军用物资送到红军指定的边境交接地点，“你们必须派遣足够数量的武装部队到外蒙边境来接收货物和担负沿途保护的责任”。
为此，中共中央10月间实施宁夏战役计划，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四方面军之三十军、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及红五军、红九军渡过黄河。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苏联方面通过外蒙援助红军的计划难以实施。11月3日，苏联方面又发来电报，表示正在研究经过新疆提供援助的方法，并且可以将提供的物资增加到1000吨左右，由他们派车运送到新疆哈密，再由西去的红军前去接运。为了实施这一计划，共产国际特派出陈云（化名施平）、滕代远（化名李广）、段子俊、冯铉（即何晓理）、李春田等5人前往新疆，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后因西安事变发生，陈云等被阻于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长达4个多月。1936年11月10日，中共中央正式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打通新疆。西路军由于不适应与马步芳等的骑兵作战，虽然进行了顽强的殊死的战斗，最终还是失败了。
1937年4月23日，陈云一行到达迪化，盛世才同意西路军左支队余部400余人退入新疆，驻在迪化，对外称“新兵营”，学习特种兵新技术。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挑选了67人学汽车，87人学炮兵，50人学装甲车，34人学无线电，13人学医疗，43人学航空。“新兵营”实际上是一所“中共为八路军培养军事技术干部的军事学校”。胡鉴在1959年回忆说：“新兵营”对我军后来空军、炮兵、机械化部队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现在这些部队不少骨干都是经过那里培养的。如果要写空军史、炮兵史、装甲兵史，都得从新疆写起。
陈云到达新疆，担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的第一任代表，标志着中共与盛世才统一战线的建立。1938年邓发（化名方林）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1939-1942年陈潭秋任中国共产党驻新疆代表。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初，周小舟奉命以中革军委联络员身份到新疆，经与盛世才商谈，在迪化设立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其工作任务是：在党代表的领导下，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和促进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抗日战争，使新疆始终为中国领土，保持一条和苏联之间物资和人员往来的通道，接待过往新疆的中共干部和国际友人，筹集援助八路军的抗日物资，管理在新疆迪化治疗的八路军伤病员。
1937年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从莫斯科回延安，在迪化停留时受到盛世才热情接待。盛世才向王明提出了两点要求：一是要求中共派干部帮助他，要求中共派4个正副厅长，9个行政长（即专员），200个县长科长级干部；二是再次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明将盛世才的要求带回延安，由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