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从古代学塾到现代教育的蓬勃发展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场所，是传承国家和民族文化，提高民族和公民素质的阵地。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中国创办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并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新疆教育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教育
（一）唐朝的学塾
唐朝实行科举制度，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这使许多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能够入朝为官。这种制度的实施极大地调动了人们读书的积极性。唐朝规定每个州、郡、县都要办学。西州相当于中都督府，有经学博士1人，助教2人，学生60人；医学博士1人，学生15人；西州州学共有学生75人。伊州、庭州是下州，下州有经学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40人；医学博士1人，学生10人；伊州、庭州州学共有学生100人。蒲昌县是中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5人；交河县是中下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5人；蒲昌和交河县学共有学生50人。伊吾、纳职、柔远、金满、轮台、后庭、西海、前庭、柳中、天山等为下县，下县有博士1人，助教1人，学生20人；10县县学共有学生200人。西、伊、庭三州共有州县学学生425人，这是官学。乡里还办有义学、私学，学生人数无明文规定。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有一些当时学生抄写的《论语》郑氏注残卷，以及《千字文》等。特别是出土了西州高昌县宁昌乡厚风里12岁的义学生卜天寿手抄的《论语》郑氏注和五言绝句六首。其中一首写道：“写书今日了，先生莫咸池（嫌迟），明日是贾（假）日，早放学生归。”学生写完作业，盼望早点回家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
（二）伊斯兰教经文学院
喀喇汗朝与叶尔羌汗朝时期，维吾尔族的教育主要是在伊斯兰教经文学校进行。喀喇汗朝萨图克·布格拉汗在喀什噶尔创办“萨吉耶麦德里斯”（萨吉耶经学院），这是中国伊斯兰教历史上第一所经学院，以后叶尔羌汗朝在喀什建立的“哈米德耶经学院”“马赫麦德耶经学院”“麦苏德叶经学院”“罕力克经学院”等，在叶尔羌修建的“赛义德经学院”“额什丁经学院”等，均是以萨吉耶经学院为模式建立的。这些学院主要进行宗教教育，同时，在当时维吾尔地区无任何其他教育形式的条件下，它又具有进行世俗教育的性质和职能，实际上成为维吾尔族民族教育的一种形式。因此，这些经学院的课程设置与一般宗教院校有所不同。不仅有经注学、教义学、教法学、圣训学、阿拉伯语、波斯语等有关宗教的课程，而且还有历史、文学、哲学、数学、化学等十几种世俗课程。学制一般为五年。这些经学院还培养了除经师以外的其他专业人才。10世纪以后直到近代，在维吾尔历史上出现的许多学者，都是在这类经学院培养出来的。在叶尔羌汗朝初期，除修建了不少清真寺、经文学院和麻扎以外，还兴建了一批“斯帕黑耶”（军事学校）、“西帕赫耶”（医学校）、“胡杜底耶”（防务学校）、“阿衣乃沙帕拉提”（使节讲习所）和音乐学校等职业学校。据史籍记载，这时期修建的各种学校达2263所。
（三）清朝从书院到近代教育
清朝统一新疆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伊犁将军明瑞设清书房八所，教八旗子弟学满汉各书，兼习骑射，清书房实即义学。乾隆三十二年，办事大臣温福奏请于每城置书房数间，各设义学一所，每所教习2人，教读经书兼习弓马。先后设立迪化“虎峰书院”、“宁边（昌吉）书院”、绥来“碧峰书院”、“呼图壁书院”、“奇台书院”等。因镇迪道隶属于甘肃布政司，为应付科举考试，不久，又改设镇西府学、迪化州学，宁边、奇台、阜康、绥来县学。有些地方还办了一些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应付科举考试的那一套东西。本来科举考试由甘肃学政主管，生童赴酒泉应试，后改为由驻防大臣会同镇迪道主持，考卷由甘肃学政封送驻防大臣，考毕，试卷封送甘肃学政。在这些学塾学习的均为汉族子弟。
在南疆维吾尔族聚居地区，仍然是通过经文学校受教育。萧雄在《西疆杂述诗》中曾有所记述：“自来风化亦崇文，齐趁髫年细讨论。手捧一枝新削简，树阴深处拜阿浑。”他自注说：“俗亦重识字，以识字诵经为出众，皆童时肄习之。传教者阿浑，师傅之谓也。……讲舍必傍树阴，室中无椅案，师徒席地而坐，旁设矮棹一二张，夏日则环坐树根，捧书诵读。凡入学者，各执木简，或牛羊版骨一片，趋谒阿浑，阿浑为之书字于上，即读本也。小儿不率教者，则以红柳木条笞其脚心。据云红柳乃圣人遗留责人者，能使人开心思，善记忆，且脚心击之无伤也。束修极薄，往年南八城一带，生徒一人，每至七日，供送普儿一文，遇节馈面馍油馓而已。”
1878年，左宗棠奏准在全疆各地设立义塾，并实行公费制度，学生的学费、宿费、服装费、书籍讲义费、冬炭费等等，概由政府供应，除此之外，学生还可以领取若干津贴。经过左宗棠、刘锦棠的大力推行，到光绪九年（1883年）七月，哈密、吐鲁番、乌苏、精河、巴里坤、奇台、济木萨、阜康、迪化州、昌吉、绥来、呼图壁、拜城、焉耆、沙雅、库车、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都有设立，全疆共设义塾77所。义塾中的课程为《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并授以对字作文。办义塾开始一段时间效果甚好，刘锦棠在给光绪帝的奏折中说：“自全疆勘定以来，各城分设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学习华语。其中尽多聪颖可造之资，授之以经，辄能背诵；学写楷书，居然端好；为之讲解义理，亦颇能领会；足见秉彝之良，无分中外，虽不必侈言化民成俗，而其效己有可观。”后来，由于受到维吾尔族王公及上层人士和宗教人士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也由于刘锦棠的后继者没有能像左宗棠、刘锦棠那样的魄力和坚持，使汉语文的学习走了过场。
清末清政府实行“新政”，光绪三十一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校。1906年又在各省设提学使、劝学所，从此，近代教育在中国普遍开来。
在此之前，新疆因对俄交涉极需懂俄文的人才，1892年就设立了俄文馆，培养俄文翻译人才，后改为中俄学堂。1902年与俄国协商派10名学生去俄国学俄语，得到俄国政府的同意，1903年选派满蒙学生12人去阿拉木图留学，这是新疆最早的留学生。1906年清政府以留日归国的杜彤为新疆提学使，使新疆兴办学堂的工作有了起色。在全疆各地先后成立了30多处劝学所，初步形成了教育管理系统；为了解决师资问题，1907年在迪化创办了简易师范班；各道县相继设立维吾尔族、回族初、高两等学堂，以及初等、中等实业学校。
近代教育主要是教学内容的改变，设置国文、数学、博物、历史、地理、修身、体操、美工、音乐等课程，有的学校还学俄语。关于这一时期兴办学校的数量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据不完全统计，1908年全省汉语学堂达80余所，全省学生由1907年的1000多人，增加到1910年的4000多人；二是根据《新疆图志·学校志二》的记载进行统计，总计学堂606所，教习764人，学生16063名。
迪化还有省立法政学堂、实验教员讲习所、中学校及附设师范、巡警学堂、中俄学堂、将弁学堂、陆军小学等。地方上还有实业学堂、艺徒学堂、初级农业学堂等。辛亥革命爆发后，新疆巡抚袁大化将教育经费挪作军用，新疆教育遂呈衰败景象。
（三）民国盛世才统治时期新疆教育的发展
杨增新统治新疆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教育事业发生倒退。全省每年教育经费仅10万余元，除民国十三年（1924年）秋，在迪化创办省立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外，全省只有迪化、伊犁有中学，各县虽有一两所公立小学，学生人数很少，更谈不上女子教育、少数民族教育。杨增新有一套不发展学校教育的谬论，他说：“中国不论何项学堂，都含有流氓性质，一言以蔽之曰：
要升官发财。”又说：“士生今日，不士不农、不工不商，皆欲于政界中求生活，学堂毕业之生，日多一日，仕途竞争之风亦日甚一日，天下大乱，必由于此。”很清楚，他反对创办学校是害怕在校学生接受新思想，会威胁其统治。截至1933年以前，全疆只有60多所学校，2000多名学生，主要是小学生。直到1930年，新疆教育还未恢复到宣统二年（1910年）时规模的半数。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
为了发展新疆民族教育事业，盛世才成立各民族文化促进会（最初叫教育促进会），专门负责创办各民族的学校，并将宗教捐税乌守尔和扎卡提交维文会管理，又将一部分宗教土地瓦哈甫地交维文会管理，作为会办学校的经费，这些措施使各民族办学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竞相办学。据1937年底数据统计，全疆公立学校计有：大学性质的学院（新疆学院）1所，内分政经、文史、教育等系，学生300余人，无女性；中学5所，学生900余人，内有女生80余人；师范5所，学生1000余人，内有女生40人；小学215所，学生33025人。民办学校50所，学生1738人。会立学校有：维文会设立者1540所，学生89804人；哈、柯文会设立者275所，学生14322人；回文会设立者1所，学生44人；蒙文会设立者24所，学生917人；乌文会设立者2所，学生204人；塔文会设立者3所，学生420人；归文会设立者4所，学生650人。会立学校（小学）共计1849所，学生106361人。短短4年时间，通过动员各民族的力量多渠道办学，取得如此大的成绩，在新疆教育史上确实是一个创举。
新疆省政府对于学生的优待，当时在全国是少有的。学生入学，概不收学费，即纸笔砚以及课本，亦由政府供给，并供给膳宿等。中学、大学的学生还有津贴，毕业后由政府加以任用，并且每年还派遣学生到外国去留学。
苏联在乌兹别克共和国的首都塔什干设立“苏联中亚国立大学行政法律系”，专为新疆培养地方行政干部。1934年11月开始招考保送，该年原定100名，实际录取84名，计汉族18名，满族4名，回族9名，锡伯族2名，蒙古族5名，哈萨克族4名、维吾尔族42名。1935年12月又送第二批，共90名，计汉族18名，维吾尔族31名，回族8名，锡伯族5名，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三族28名。1937年送第三批80人。此外，送维吾尔、哈萨克学生13人去阿拉木图专门学习畜牧业，送15名学生（汉族3人、维吾尔族12人）去乌兹别克的萨玛尔干及安集延专门学习兽医。还有些学生被派到莫斯科学习，在莫斯科，行政班学习一年半，专业技术学习5年，截至1937年2月“先后派各族青年学生339人到苏联去学习各种科学技术，其中少数民族青年253人”，占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