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建国的第五年，消灭了项羽，平定了天下，应该论功行赏。在这个时候群臣彼此争功，吵了一年都无法确定。刘邦认为萧何功劳最大，封地也最多。但是群臣心中不服，议论纷纷。在封赏勉强确定之后，对席位的高低先后又起了争议，大家都说：“平阳侯曹参身受创伤七十余处，而且攻城掠地，功劳最大，应当排他第一。”刘邦因为在封赏的时候已经委屈了一些功臣，多封了许多给萧何，所以在席位上难以再坚持，但心中还是想将萧何排在首位。
这时候关内侯鄂君已经揣摩出刘邦的意图，就挺身上前说道：“群臣的决议都错了！曹参虽然有攻城掠地的功劳，但这只是一时之功。皇上与楚霸王对抗五年，常常丢掉部队四处逃跑，而萧何却源源不断地从关中派兵员填补战线上的漏洞。楚、汉在荣阳对抗了好几年，军中缺粮，都靠萧何转运粮食补给关中，粮饷才不至于匮乏。再说皇上有好几次逃到山东，都是靠萧何保全关中，才能接济皇上，这才是万世之功。如今即使少了一百个曹参，对汉朝有什么影响？我们汉朝也不必靠他来保全啊！为什么你们认为一时之功高过万世之功呢？我主张萧何第一，曹参其次。”刘邦听了，当然说：“好。”于是下令萧何排在第一，可以带剑入殿，上朝时也不必急行。
后来刘邦说过：“吾听说推荐贤人，应当给予最高的奖赏。萧何虽然功劳最高，但因听了鄂君的话，才得以更加明确啊！”刘邦没什么文化，在分封诸侯的时候，将一些从前跟着他出生入死、身经百战的功臣比喻为“功狗”，而将发号施令、筹谋划策的萧何比喻为“功人”，所以萧何的封赏最多。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刘邦宠幸萧何，所以安排入朝的席位上，刘邦虽然表面上不再坚持萧何应排在第一，而鄂君早已揣摩出他的心意。于是顺水推舟，专拣好听的话讲，刘邦自然高兴。鄂君也因此多了一些封地，被改封为“安平侯”。
对他人的意思细心倾听之后，再投其所好有所作为。这是一种说话的策略，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不妨运用一下这种策略，以屈求伸。这与两面三刀是不同的，两面三刀是小人的卑劣行径，而投其所好是智者的智慧。再者，两面三刀是阴险诡秘，为人所不齿，而投其所好是为了保全自己而采取的策略。
当然，说话时不能仅仅是被动的静观默察，还应该主动出击，采用一定的策略，去激发对方的情绪，才能够迅速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思想脉络和动态，从而顺其思路进行引导，寻找到最适合的言词，这样的说话方式是无往而不利的。
说出那句深入人心的美言
古人形容美人的体态是“增一分则太肥，减一分则太瘦”。同样写文章说话讲究言简意赅，“增一字则密，删一字则疏”。大诗人海涅曾经说过：“做演讲不能像皇帝出行，前后簇拥着一大队人马。一句浩浩荡荡的句子里，往往只有一点儿意思，仿佛一辆金碧辉煌的宫廷大车，驾上六匹装饰华丽的马，一路行来，好不隆重。”
说话的时候是靠具有实际意义的内容来打动对方，而不在于言辞多么华丽。絮絮叨叨的长篇大论只会让人厌烦，使人昏昏欲睡。只有简洁明快，语言流畅，才能使对方在有限的时间里集中精力，让别人对你所讲的内容产生兴趣，进而受到感染。
美国总统林肯是一个说话出了名简洁有力的人，他曾有一篇只有十个句子的演讲，却产生了轰动效应，而且成为演讲中的经典。这篇讲演便是《在葛底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上的演说》。
当时，林肯刚刚就任美国总统，随后不久就爆发了南北战争。南方反对废除奴隶制的各州宣布脱离联邦，要求独立。以林肯为首的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容忍，战争由此而发。
1863年7月，联邦政府军与叛军在葛底斯堡发生了一场激战，最终政府军取得了胜利。南方叛军严重受挫，元气大伤。自此之后节节败退，直至最后无条件投降，所以这场胜利意义深远。但是在这次战斗中，政府军也损失惨重，为了纪念这些为国捐躯的烈士们，联邦政府在葛底斯堡修建了国家烈士公墓，在公墓落成典礼上，林肯发表了这篇著名的演说：“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前辈在这块大陆上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主张人人生而平等。现在我们进行这场伟大的内战，正在考验着这个国家，也考验着任何一个奉行这种原则的国家，看它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我们就是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举行集会的。我们举行集会，是为了把这个战场的一块土地奉献给那些为这个国家的生存而壮烈牺牲的人们，作为他们的最后安息之所。我们这样做，是非常适宜，非常恰当的。但是，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我们不可能奉献这块土地，我们不可能使之更加神圣。因为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的活着的和牺牲了的勇士们，曾经使它神圣至极，远非我们尽这点微薄的力量所能增损。
“我们在这里讲的话，人们将不会怎么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在心里，而勇士们的业绩，人们将永远不忘。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们，倒是应该在这里把自己奉献给勇士们曾经如此崇高地向前推进的未尽事业。我们倒是应该把自己献给遗留在我们面前的伟大任务。从这些光荣的死者身上学习更多的献身精神，来完成他们为之竭尽忠诚的事业。我们在这里庄严地表示我们的决心，决不让死者的鲜血白流，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的保佑下得到自由和新生，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
整个演讲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前半段，简明扼要地说明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意义，以及举行这集会纪念烈士的必要性。语言如飞瀑直下，紧凑快捷。接着，又用了几句话说明了烈士们的功绩远非这种纪念所能达到的。突出了整篇演讲的主题——为国捐躯的烈士们应该受到人们无比的敬仰。最后几句话号召活着的人们完成烈士们未尽的事业，使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制度永世长存。整篇演讲语言朴实、发人深省，虽然篇幅短小但句句言而有实，言简意赅，成为流芳百世的佳作。
有没有因为说话长篇大论而把事情办砸的呢？曾经有一次，马克·吐温到教堂做礼拜，恰逢一位传教士在搞募捐活动。刚开始，传教士声情并茂地讲叙着非洲的苦难生活，希望大家能够伸出友爱之手，帮助那些穷困潦倒的非洲人。马克·吐温听后十分感动，决定等教士讲完了捐出五十元。
但是过了十分钟，传教士还在絮絮叨叨地讲个没完。马克·吐温有点不耐烦了，心想：看来，待会儿我只能给他捐二十元了。
又过了十分钟，传教士还没讲完，马克·吐温生气了，对自己说：待会儿我一分钱也不出看他能怎么样。
终于，半个小时后，传教士讲完了。当他拿起钵子挨个向听众们募捐时，忍无可忍的马克·吐温不但一分钱没掏，反而从钵子里拿走了两块钱。
滴水不漏的周恩来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上周恩来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25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锐敏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位伟大的领导人。”
1943年6月下旬，周恩来由重庆返延安，中途要经过西安。当时在西安的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正值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所以胡宗南获悉周恩来要经过西安，便预备安排酒会，招待周恩来。
酒会是在周恩来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举办的。西安黄埔六期以上的将级军官30人各自带着夫人出席。因为周恩来做过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所以他们都对周恩来以师礼相待，而且事前他们都接受了胡宗南交给的任务——争相敬酒，把周恩来灌醉。
但是在反应机敏应对有术的周恩来面前，他们的小把戏根本排不上用场。
首先王超凡致欢迎词。致词最后，他说：“在座的黄埔同志先敬周先生三杯酒，欢迎周先生光临西安。请周先生和我们一起，祝领导全国抗战的蒋委员长身体健康，请干第一杯。”
周恩来微笑着举起酒杯说：“王主任提到全国抗战，我很欣赏。全国抗战的基础是国共两党的合作。蒋委员长是国民党的总裁，为了表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诚意，我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愿意为蒋委员长的健康干杯。各位都是国民党党员，也请大家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
这番应答一出，在场的人都愣住了。周恩来看了看四周，笑着说：“看来各位有为难之处，我不强人所难，这杯敬酒免了罢”。
王超凡就这么败下阵来。
这里我们看到，王超凡本想让周恩来连喝三杯酒，不料头一杯酒就被对方推掉了。他想让周恩来跟他们一道为蒋介石的健康干杯，周恩来却没有正面应对这个难题，而是把难题又抛给对方——提议所有人为毛泽东主席的健康干杯。如此一来，他们自然也不会就范。
可以说，周恩来这一拒绝技巧完全达到了“让对方替你说‘不’”的境界。
紧接着上阵的是十几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夫人。她们在周恩来面前一同举杯。其中一位说：“我们虽然没进过黄埔军校，但都知道周先生在黄埔军校倡导黄埔精神。为了发扬黄埔精神，我们每人向周先生敬一杯。”
周恩来非常风趣地说：“各位夫人很漂亮，这位夫人的讲话更漂亮。我想问：我倡导的黄埔精神是什么？谁答得对，我就同谁干杯。”夫人们顿时张口结舌。胡宗南忙说：“今天不谈政治，只叙旧谊。”周恩来转向夫人们说：“我们就谈点别的。”同她们分别寒暄了几句，然后周恩来把她们送回原座。这十几位夫人虽然没敬成酒，但在周恩来跟她们交谈了之后，却个个显出很高兴的样子。
提出一个对方不能答应的条件，对方自然会主动收回自己的要求。周恩来的拒绝方式就是这么巧妙。而且更让你我不得不佩服的是，他在拒绝了对方的要求之后，还能使对方觉得高兴。
这时只见十几位将军排成一行，举杯向周恩来走来。领头的代表说：“刚才胡宗南长官指示我们，今天只叙旧谊。当年我们在黄埔军校学习，周先生是政治部主任，同我们有师生之谊。作为周先生的弟子，我们每人向老师敬一杯。”
只见周恩来又微微一笑说：“胡副长官讲，今天不谈政治。这位将军提到我当过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不能不谈政治，请问胡副长官，这杯酒该喝不该喝？”
胡宗南说：“他们都是军人，没有政治头脑，酒让他们喝，算是罚酒。”十几位将军只好各自干杯。
周恩来拒绝了这杯酒之后，微笑着同那十几位将军一一握手，并逐一问到他们的姓名、职务。
这些将军也跟刚才那些夫人们一样，回到座位上，个个面露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