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到了19世纪，美国发生了民主化的巨变。托克维尔正是在这个时期访问美国，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一作为新美国的特征并将成为西方所有国家的特征的平等式民主。平等的大众要求在政治上的平等参与。“立宪共和”的概念曾经建立在有财产才有责任心的“现实主义”和等级思想之上。现在，普选制却迅速取代前一个历史时期的选举资格的财产限制。其次，市场经济会消解政治高于经济的等级思想，经济此时被看成是第一位的，全民皆商成为时代风气，共和参政失去了过去的那种唯一的诱惑力。第三，在新时代中，人们普遍用经济的眼光看待一切，包括政治。公职不是被首先看成是为公共利益无私奉献的义务，而是被看成是一种好处，一种利益，一种可以交换的私利、商品。所谓政党，就是组织起来角逐这种好处的团体。美国的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的一个很大区别就是它完全是为了竞选而组织的松散政党，可以称为“竞选党”。也就是说，公开地承认官员可以是出于私人利益而角逐和担任政治职位。霍夫施塔特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用的标题是“赞成政党分肥制的人们：一个崇尚自私自利的时代”，他说：搞政治的也学会了工业界的处事方式。以工业家为楷模，顾虑较少的政治家们纷纷追求财富和富裕生活。工业家们获得和享有的财富为消费和仿效树立了标准。财富大量涌入政界，政治家发财致富的机会成倍增加。检验政治上成功与否的标准变成了金钱，不再是典型的政治家原先追求的纯粹自我表现或为公众服务及荣耀。……如此强烈的动机是前所未有的，而如此大量的诱惑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样一来，即使是在受到“制约”之后，政治人也不再是“共和主义者”。“共和精英”被解构为在政治市场上逐利的小人。进入政界的是平常人而非绅士。善于投合大众情绪的能人在1815－1824年之间聚集在杰克逊周围，大力向民众鼓吹官员的人选及政策的制定应当由民众意愿决定，宣传一种信念：必须从社会名流或专职官僚手中夺回政治和行政管理权，并将它开放，让民众参与其事。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当然不是超脱派系和地方偏见的、中立的、公正的“自然贵族”。既然不存在什么可以超出各方的利益冲突的精英人士可以信托，那么各种利益集团就当然可以而且应当自己直接进入政治，为自己利益奋斗。多元时代当然应当由多元的政党来代表，其结果之一就是党派或利益集团公开跻身于政治之中。多元化的人民参政给全国性政治带来多元民主、地方主义。他们所组成的党派在上阵时也不再打出“为公”的招牌，而是说明白是为了自己利益团体而奋斗。“获胜”之后，更是公开把公共权位分配给自己的团体：“政党分肥”。用霍夫施塔特的话说就是，政党分肥制的伟大时代的突出之处是把公然索取官职提高到共同信条的水平。
这显然也是现实主义，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比上一种更为深入。
在1786年宾夕法尼亚州议会的一场重要立法辩论上，一位新时代鼓吹者芬德利说：在有着众多利害关系的民主化的美国，在立法机构的候选人“有自己的利益要促进”的美国，“利益将决定竞选一个席位的适宜的活动程度。”戈登·伍德评论说：这种利益集团性质的政治意味着政治上野心勃勃的人，即使是要发展个人私利的人，现在也可以合法地竞争选举的席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成了给自己的案子判案的法官的团体。这曾经是联邦党人如麦迪逊最害怕出现的事情。伍德对此是基本肯定的，他说：平等的观念是美国革命中产生的最激进和最强大的思想力量。它具有十分强大的感染力，这是革命者们没有认识到的。平等观念一旦被激发出来，就势不可挡，以惊人的力量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迅猛发展。它成为赫尔曼·麦尔维尔所说的“伟大的上帝！民主的中心与外围！”“平等精神”不仅光临到“贵族中的精英”头上，而且它的“人性的光芒覆盖”了所有的美国人民，甚至把“民主的尊严”带给了那些“挥镐打桩的人”。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利坚合众国变成世界历史上最平等的国家。
而且，在伍德看来，美国19世纪实际政治生活当中的斗争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于这些平民反联邦党人来说，鉴于有至少二十余年的激烈论争和不断发展的现实，美国社会再也不能被看成是等级制社会，或者被看成是单一的共和制整体了。比起像詹姆斯·麦迪逊那样精明而实际的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把社会看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千差万别、更加被利益集团分化得四分五裂。他们说，社会不是只有一种单一的共同利益的社会性，而是由“商人、农民、种植园主、技工和士绅或富人等诸多不同阶级和等级的人”组成的多样性的、人人平等的混合体。
在这样多元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里，绝不可能有会为全体人民的利益讲话的自由开明的精英。一个阶级或一个利益集团的人永远也不会切身体会到另一个阶级或集团的人“处境与需求”。“律师和种植园主”，不管他们的绅士的主张是什么，是永远不可能作“小商人的利害关系的合格仲裁人的”。社会上各个职业和利益集团的差别如此悬殊，互不相干，只有某一职业或集团的“业内人士”才能做自己组织的代言人。当地方利益确实存在时，告诉人们去忽视自己的地方利益的做法是很愚蠢的。“没有人是为了增进他人的利益而跨进社会的，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会这样做。”由于社会上所有的个人与团体都同样自私自利，所以，“联邦农夫”写道，政府里唯一“公平的代表制”应该是“社会每个阶层团体……都能共同参与的。”因此，美国任何政府都应该“允许专业人士、大商人、手工艺人、农夫、技工等等各行业的人按适当的比例各自把他们当中最熟悉本行业情况的人推选到立法机构中去。”必须要一个允许德裔居民、浸礼会教徒、手工业者、农民等各自把自己的代表选送到这个政治舞台的明晰的代表制形式，只有这种代表制形式才能体现出共和国早期社会里主张各政治团体有权独立发展自身利益的民主原则。
伍德看到，从这起反联邦党派的争论中，一些极为重要的结果最终产生了。美国多元主义和美国的利益集团政治的真正起源来自这些带着人民党主张的反联邦党人对尽可能明晰的代表制形式的大声疾呼，而不是来自于麦迪逊的第十篇《联邦党人》的论文。基层的反联邦党人得出结论：鉴于存在着各种相互竞争的利益集团，并且存在着人人都有自身的利益这样一个事实，要想使人能够在政府中有公正的确定的代表，唯一的途径就是让一个同他自己有着相同切身利益的人为他讲话，除此之外别无他人可以托付。
实际代表制这一概念的逻辑最终也决定除非有选举权，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够在政府中拥有代表。每个人的利益都非常具体、非常个人化，一个人只有通过行使投票选举权才能保护和增进他的自身利益。在美国，选举变成了代表制的唯一标准。美国政治变成了地方主义化、受利益集团和扩大选举权的要求控制的政治。在这方面，反联邦党人为这种政治做出了准备。
由于这是一种不同于前面讲的立宪共和主义的新的现实主义政治理念，它的正当性就要重新论证。一直有不少人认为这只能看作是西方自由宪政传统的失败，因为对多元利益集团的肯定会自然导向对政治的冲突论的和斗争论的现实主义理解，很难得到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辩护——政治不应该是维护、偏向某一个社会阶层，而应当是公正不偏的。但是在美国，这种承认党派政治的现实主义反而得到正当性论证，被不少人看成是真正的“民主”，其理由主要是这样一些：
首先，精英“共和主义”此时被说成是意识形态，掩饰的是统治者私己的利益。而对于党派和多元集团的承认是对于平等的认同，即相信人民而不是相信精英；相信“人民”亦即各个利益集团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奔走，也能够最好地为自己的利益奔走；而且，这鼓励市民社会自发团体的积极参政，用以抵抗中央集权。托克维尔认为美国的热衷自由结社、乡镇民主传统是帮助美国既能采纳大国民主又不至于陷入法国大民主的暴政的重要原因。
其次，是要求所有的利益集团在公认的游戏规则之中奔走。这些规则制定得不会使任何集团在竞争中会由于自己的有利资源就一定会取胜，并要求竞争各方尽量诉诸妥协而不是暴力等等。实际上，党派政治的胜败进退并没有出现华盛顿所担忧的一个党派的上台就会对另一个党派进行残酷报复的局面。
第三，相信多元奔走的利益会相互抵消，达成均衡，从而不会出现只有一方得利亦即专制的局面。一些美国学者如路易·哈茨、理查德·霍夫施塔特持美国社会的“一致论”、利益基本和谐论、亲和性等看法。可想而知，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利益冲突即使公开化也不至于导向你死我活的局面。另一些公共选择理论家积极评价“多元民主”的理由是认为在某种意义上，数量众多的压力集团十分分散，所以它们的相互作用，将会产生一种让社会满意的结果。最终被通过的法律和政策表现的是在数量众多的压力集团中间通过相互讨价还价达到的一种平衡。因为没有哪一个单独的集团有足够强大的或有效的力量来影响所有的备选议案。所以，最终的均衡一般是代表全社会利益的。
第四，用普选的压力进行制约。所有奔走于政治舞台上的政党都必须定期到人民那里去争取选票，所以公职候选人就一定要“迎合”人民，要兼顾尽可能多的选民。如果过于不公正，只顾及某个利益集团而忽视其他选民的利益，就有可能失去选票而落选。这样，导致美国各主要政党的竞选纲领走的是“中间路线”的路子，以达到“一致同意”。
否认这种现实主义的合法性的也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这种党派政治意味着财富力量的侵入，它使不同集团之间的讨价还价不可能是真正平等的。而且表面上的“多元”政治掩盖的是实质上的“权力精英”掌权者集团的统治。强势集团之间相互交换好处，轮流得利，往往会不惜牺牲弱势集团的利益，从而使得本来意义上的“民主”——平等参与——的价值大打折扣。
19世纪的阶级对立的激烈化导致的“工人阶级的共和主义”就认为，市场革命破坏了共和理想，因为它产生了像银行、公司这样的潜在地威胁着民主的民间势力，摧毁了手工作坊的互助王国，使工人可能被永久依附于工资和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在政治上受到财富的主人及其政治同僚的压迫蹂躏。
在当代的寻租理论看来，利益集团展开游说活动以从政治家或政府那里获得对自己有利的限制，会把资源用于非生产性的、只不过是用于决定分配结果的竞争上，造成浪费、贿赂和腐败，降低了社会的经济效率。以提出“集体行动的逻辑”着称的奥尔森说，由于一个集团通常只代表社会中一小部分成员的利益，所以：“各种社会组织采取集体行动的目标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分利集团’（或者，用一句比较文雅的语言说，都希望‘坐享其成’）。”
当代公共选择理论是用市场模式看待政治的，他们对这样的政治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当负面的：“面对社会成员不同的偏好和不同的利益集团的压力，政府不可能计算出社会福利函数的最优解。政府机构的组成人员和其他社会机构的组成人员一样，都是由具有个人动机和个人利益的个人所组成的；由这些个人组成的政府自然要把个人利益带进政府和政府决策中。于是，政府失灵就是必然的了。”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是：金钱而非人民的力量是政治上的决定性力量；经常性竞选的压力使得政治家目光短浅和行为短期化，重视的是眼前的选票而不是国民的未来利益。
第三节 小结
在这一章中，我们探讨了美国政治历史发展中所逐渐展开来的两种现实主义取向。它们作为现实主义，有共同的地方，比如都不再相信世袭贵族等级制；都看到党争将会在美国这样的多元社会成为主导社会现象；都认为虽然美国政治是现实主义的，但是它实现的是公正的、民主的理念——或者说，恰恰因为坚持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才能够使政治的结果不至于太“现实”、太悲惨。但是它们的区别应当也是相当大的。“立宪共和”式的现实主义还是分层、等级思维的，相信通过制约体制可以使得政治领域保持为一种独特的、公共的领域；防止政治“堕落”为私己利益争夺的党派政治。“党派民主”式现实主义则把政治领域看作与经济领域毫无区别，同样是私人动机占主导地位的领域，政治人可以公开地追求私人利益和一党利益。私人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妥协成为唯一的正当性原则。前者企图超出地方利益，后者公开为地方分肥。前者是制约人性的，后者充其量是顺导人性的。前者还相信政治精英，后者对于政治领导人十分不信任，即使是制约过的政府，即使是民主制政治，也一样受到怀疑。
前者会认为后者彻底破坏了革命和建国的理想，后者会指责前者是反民主，是精英思想作怪，是未能将革命和建国的理想——人人平等自由——贯彻到底，是现代化的落伍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