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四点的逻辑关系是从经验到理论，从现象到现象间互动，再到本质原因，最后到对策。每个层面都可以称为“现实的”。这个框架也可以反过来讲，从第3条讲起：第一，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前提就是：人性恶，国家的首要偏好是无限制地追求无法双赢的利益——权力；国际无政府结构，世界由众多“私主体”——国家——组成，没有公认的、有效的冲突仲裁者。这两者是不可更改的“人的状况”。第二，由此必然推出：冲突与战争永远无法避免；或者，当冲突出现时，没有公认的而且可以实施的解决方法。第三，各个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都在尽力最大化自己的权力尤其是物质的、军事的力量。结果一般会出现力量的均衡，当然也可能出现均衡的打破或战争。第四，各国政府在外交中应当务实。应当追求有限目标而反对理想主义，应当扩充军备或追求力量的均衡。
之所以说这四点是现实主义的范式的基本要点，就是因为这个范式是否能够给研究者对国际政治的总体景观、原因解释和将来预测提供一些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丰富的、深刻的启发与指导，都取决于这几点。现实主义与其他范式不同之处或分水岭，也都在此。
比如“现象”一环。这是现实主义者的总心态。现实主义者坚信国际政治的常态是冲突，是惨烈，是人类处于典型的霍布斯式的“自然状态”或“战争状态”中。这一信念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一个特有精神，就是十分悲观，或对人类的深刻失望。这尤其体现在以史学为主要学术背景的现实主义学者如修昔底德、摩根索、米尔斯海默等人的思想中：人性不会变，无政府结构不会变，历史不会变，人与人像丑陋的野兽一般撕咬的国际政治不会变，赤裸裸的大国强权政治不会变。
米尔斯海默说：
现实主义者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支配国家的思维，国家为权力而竞争。有时，竞争使战争成为必需品，战争被视为一种可接受的治国手段。用19世纪军事战略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ｗitｚ）的话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最后，竞争具有零和属性，有时非常惨烈和不可饶恕。当然，国家彼此也有偶尔的合作，但它们从根本上具有相冲突的利益。
可见，对于许多人，国际政治是一个亚于人性的领域。除了那些天生没有什么是非感的个人和文化，正常的人和学者都应该本能对此感到厌恶。现实主义思想家不是喜欢如此“现实”的人类情景，而是科学地、现实地承认它的事实性。
再比如，就第2点“互动关系”而言，它体现出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把国家关系看成“客观的”、力学性的、规律性的。所谓“客观规律”，就是强制性的机制，是谁也无法摆脱的一个铁笼，它决定了每个国家不管是否愿意都必须服从的行为模式。罗森伯格曾经把现代国际关系与现代市场加以比拟：“大量缺乏上位指导的主权国家，但是有非人格化的社会组织机制（权力均衡与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它给予所有一切、即一切基于由物为中介的依附个体独立性打上了同样的烙印。”现实主义特别强调所有国家无论国内情况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是一模一样的，是只有型号大小（实力大小）不同的同样的台球。它们总是在争夺更多的权力（相对收益），争当压倒其他台球的更大台球。当一个“台球”看来要压倒其他台球时，其他台球会自动合成为一个准大台球，抵消其力量。内政与外政的“断裂”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特点。国内政治不会、也不应当影响国际政治。
米尔斯海默说：
现实主义者认为，大国行为主要受其外部环境而不是内部属性的影响，所有国家必须面对的国际体系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塑造着它们的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一般不对国家的“好”或“坏”进行明确划分，因为任何大国无论它的文化和政治体系如何，也不管它由谁来掌控政府，都会按照相同的逻辑行事。因此，国家很难被区分开来，惟独相对权力的差异例外。实质上，大国犹如台球，只是型号不同而已。
这种“台球论”使人很容易想到物理学看世界的角度及其力学规律理论。实际上，这正是现实主义所追求的。现实主义自称自己的理论有“简约”的特点，近于自然科学。强调实力与实力的互动，如台球一样不会掺入任何主观因素的力量干扰。
当然，现实主义最为核心的要素是第3点：为什么国际政治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和规律？根据马斯洛的理论，人的需求体系本来是多层次的，为什么国家突出地盯着“权力最大化”？为什么在权力追求上不出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曲线规律，似乎是多了还要多，永无止境？根本原因在于独特的人性和结构。这是事实背后的根本预设和前提信念，它使现实主义与其他范式如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认知主义在根本处区分开来，因为范式的差别取决于对谁发挥决定性的根本因果作用的看法上的差别。这值得我们稍微展开论述一下。一般说来，对于国际政治之所以呈现出“现实”性的根本原因有两大类看法：人性恶或结构的压力。这是在人的两个维度上找到的不同原因。
在导论中我们说过，人类社会生活的维度可以简单地用一个公式来表达：
A————B————C
个人国家国际
其中，B（国家）的“奇怪现象”（竭力追求权力，不惜经常进入战争）是有待解释的。解释可以从A（个人）或C（国际）这两个方向进行。早期的现实主义选择的是A，即从人性论出发；新发展出来的现实主义多从C入手，即“结构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方向因此标志着20世纪现实主义流派发展的基本趋势。
（1）人性论
比较老的现实主义是所谓“人性现实主义”，有时又称作“经典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说：“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摩根索的着作吸引大量读者开始到70年代早期为止，这种现实主义一直主宰着国际关系的研究。它的基本命题是，国家受人性支配，人生来就具有‘权力欲望’。亦即国家对权力拥有无法填补的胃口，用摩根索的话说就是‘对权力贪得无厌’，意思是它们不断寻找机会采取进攻姿态，企图控制其他国家”。人性论现实主义把国家对权力的过分偏好归结为永恒不变的人性恶。在人类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思想家都讲“人性恶”。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独特之处是，其他人讲的“人性恶”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贪财，但是在现实主义者看来，政治中的主要的“恶”不是这种贪财欲望，而是对权力感的无边追求。这两种追求是不一样的。权力本质上是不能分享的，财富则可以分享，可以通过经济－贸易－交换的方式得到“双赢”的效果，从而用不着动武。
所以人性论现实主义必须要论证自己的独特人性恶理论，即个人或国家在政治中为什么偏偏要追求“权力”，而非日常许多人理解的追求财富，要知道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都认为物质财富是人们最迫切追求、攫取的目标。即使人们也追求权力，也是为了获得更多财富的。但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想家都强调：国家追求的不是财富，而是权力。尼布尔认为人性的恶首先不在于过分的财富欲望，而是过分的权力感本身，并认为这更符合基督教的“原罪”理论：罪主要地不是贪婪，而是人的骄傲；前者伤害人与人的关系，后者企图夺取上帝的荣耀。这一思想被所有人性论现实主义者所接受。他们都认为，个人或国家追求权力，不是为了以此夺得更多的财富和物质享受，而是为了权力本身。由此出发，人性论现实主义还花费了很多篇幅来讨论“帝国主义”的动机，并批评“垄断资本主义导致帝国主义”的“掠夺财富论”解释，主张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吸引力——帝国、霸权本身的快感——导致了帝国主义。
福山也提醒人们，政治家甚至学者们都一致地把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深刻的、根本的人性渴望，看成是一种与国家和家庭一样古老并且永恒的社会实体。熊彼特认为，帝国主义是一种返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初期的遗传：它是一种从生活条件（不是现在的而是过去的）或者从过去而不是现在的生产关系中产生的成分。尽管欧洲已经发生过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其统治阶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仍具有贵族性质，它们的民族伟大和光荣的概念还没有被商业所取代。贵族社会好战的精神气质能够传给民主的后代，一旦遇到危机和热情，它们就会浮上水面。民族主义所具有的共同智慧一旦得到发挥，会在历史上产生一种宗教或意识形态等其他信仰形式无法阻止的自然力。今天的历史发展似乎证明了福山的看法：所有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都未能取代民族主义。
摩根索把这一点还看成是反对用经济来解释政治，扞卫国际政治学科的独立性。摩根索在权力是政治中的一种手段还是目的本身上有过不同的说法，但是他更多地还是认为人天生追逐权力，所以权力本身就是目的。他说：在一个权力占主要地位的世界，任何一个执行理性政策的国家都不可能在放弃或想要权力之间做出选择；而且，即使可能，我们仍然会看到由于个人权力欲望而存在的不太明显但是却不容忽视的道德缺陷。
在摩根索看来，帝国主义不是由经济因素——无论是在资本主义下的，还是在其他制度下的因素——所决定的。他举出的一个经验事实就是：大量的资本家并不是帝国主义者。政治是独立的，而且政治决定经济。政府确定了帝国主义政策，然后迫使资本家们响应政府号召支持这些政策。在摩根索看来，资本家作为一个集团——而不是某些个人——非但远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煽动者，甚至也不是帝国主义政策的热心支持者。商人和工厂主阶级传统上是反对任何可能导致战争的外交政策的。正是中产阶级充当了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际争端的和解和妥协以及裁军的支持者。支持扩张主义政策的乃是社会中的其他阶级：“贵族，平均地权派、通常还有城市工人阶级”。华尔兹提到过，自由主义思想家秉承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战争是一种非经济的冒险活动，得不偿失。
这里的思路导向我们的进一步思考：人性论现实主义者主张人天生贪求权力。但是又说对于有些阶级、在有的情况下，这种权力冲动似乎并不那么明显。而且，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实际上讲的不是“人性”，是“国性”，这里有一个差距。在内政当中，人性对权力的无限追求也应当存在，但是为什么我们看不到它？为什么在国际上，“人”还是这些“人”，人性却大变，权力欲望的存在却明明白白、触目惊心、不可否认？而且，许多学者如霍布斯、尼采、福山、韦伯不都充分论证了对于权力的追求，在现代性中不是已经急遽下降为不重要的、过时的、封建贵族社会的可笑东西，已经被中产阶级对财富的追求所代替？怎么它还赫然存在在那儿，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一切怎么解释？我们以为，简单的“人性论”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建立一个复杂的人性论。我们不妨把这样一个复杂的人性论称为“情状论”。这可以说是一般人性恶论的深化。卢梭早就指出，“自然状态”中的人并不恶；实际上作为孤立、分离的个人，他们不会滋生什么“权力”或“优越”之类的意识。但是进入“社会状态后，就被腐蚀、变坏、争夺。现实主义大师们多意识到，一般“自然人性”恶不到哪里去；但是经过文化、宗教、价值的各种放大之后，人性的恶会大大升级，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冲突会更加多、难以止息、激烈、凶残。情状论中十分着名的是国家意识形态论。比如摩根索提到过20世纪出现的“新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显然就是这样的意识形态：在现代，特别是在达尔文和斯宾塞的社会哲学影响下，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偏爱生物学的观点。移用到国际政治中的适者生存哲学，认为一个强国拥有对一个弱国的军事优势是一种自然现象，它使后者注定要成为前者的权力对象。根据这种哲学，如果强国不支配弱国。弱国却试图与强国平等，那就是违反自然的。强国有权取得“阳光下的地盘”，它是“地球上的精华”，正如着名德国社会学家沃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的那样，德国“英雄”必然会战胜英国“店主”。
劣等种族应为优秀种族服务是一条只有村夫和傻瓜才会反对的自然法则：奴役和种族灭绝不过是优秀种族的饭后点心。
此外，最近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从另一个角度描述了强化人的权力意识的情状：文明的冲突。人们必须认同于某种文明，而文明之间又是难以沟通的。冲突当涉及文明之间时，就容易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战争，而无法用贸易、市场等和平手段解决。
此外，民族国家这种“理念共同体”，也是放大的人的权力感的情状。尼布尔的着名思想是“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如果说个人还可以经过努力实现道德的完善，那么集团、尤其是大的集团要做到这点则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尼布尔在论及集团和国家权力的性质时断言，国家权力是个人的“权力意志”的放大。个人一旦加入某一集团便失掉了其个性，而成为个性泯灭的人群中的一分子。
因此，在集团或国家一级，扩张权力的倾向加强了。个人有理性，国家只是肉身性的、情绪性的，没有理性可言。个人的权力追求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批判和压抑，但是通过“爱国主义”的方式能够得到合法的发泄，很难受到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