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看法在摩根索等人那里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摩根索指出，对权力的自私追求在内政中受到压制，但是在“国家至上论”的国际政治中却能得到“正当”的发泄。国内弱势群体在国际政治中找到了权力发挥的大好机会。在内政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总是压制和约束个人对权力的欲望。“为了控制个人的权力冲动，社会建立起一套行为规则和机构设置。这些规则和设置或是将个人的权力冲动分散到使这些冲动无法危害社会的渠道中去，或是将它们削弱或彻底消灭。法律、伦理和习俗，无数的社会机构和安排，如竞争考试、竞选、体育运动、社交俱乐部和互助组织——所有这些都服务于这一目的。”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无法在国家范围内满足他们的权力欲望。所以在内政中，只有一小部分统治者才能不受他人限制地使用权力，而大多数人其实是“权力的对象，而不是权力的行使者”。
于是乎大众便将这些未得到满足的权力欲望发泄到国际舞台上。
“在那里，他们通过与国家权力欲望认同起来而得到替代性的满足。”
更为严重的是，国家也鼓励这种对外权力发泄。国家把“披上意识形态的伪装的、以国家的名义和为了国家利益而追求的权力”鼓吹为美好的事物，宣传为所有公民必须为之奋斗的东西。“国家的象征，特别是当它们代表武装力量与他国的关系时，就成为个人认同国家权力的工具。社会伦理和习俗常常通过提供奖赏威胁进行惩罚，使这一认同具有吸引力。”
可以看到，摩根索的分析与尼布尔的几乎异曲同工。他们的这种分析思路最终落实到现实主义者所特有的对于民众或贫穷阶级的“去理想化”上。摩根索指出，在西方社会中，特别是处于较低阶层的个人的不断增长的不安全感，以及西方社会一般分裂为小单位的倾向，极大地增长了个人冲动的挫折感。于是，在国家范围内所体验的挫折就由于替代性的享受在国家的权力中得到补偿：“我们的代表在国际舞台上行使的权力成为我们自己的权力”。这种情状也为其他的学者所看到：中下层阶级在社会变动中地位跌落后，特别企图寻找补偿的机会，包括从外交中寻找补偿的机会。着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就讨论过相邻一级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敌意。
（2）结构论
结构主义是“新现实主义”，它是20世纪后半叶兴盛起来的。它的特点是认为，造成国际政治中“现实主义”局面的根本原因不是人性中的权力贪求，而是无政府的国际结构带来的人们对安全感的没有把握，从而攫取权力以“自助”。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被公认为是其典型代表。
让我们把上面的关于人类生活的A——B——C模式再一次展开：
A→B1→B2→C
个人国家（对内）国家（对外）国际
结构现实主义者从方法论上指出，从人性（A）和国家的内部特征（B1）中寻找B2行为（国家的好战性即现实性）的方法论是“还原论”的，因为它仅仅看到“单位”层面，找不到真正具有决定力量的原因。因为人性有好有恶；而且，在人性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战争却时有时无，所以不能靠“不变的人性”来解释战争是否会爆发。真正有影响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系统”层面上。也就是说，应当换一个方向，到国际的、结构的（C）的层次上去找原因：
A——————B1——————B2C
个人国家（对内）国家（对外）国际
由于所有国家都“充满敌意”，所以没有任何根据对国家侵略的强弱作出区分，因而在这一理论中也就不应存在任何维持现状的国家。人性现实主义者认定国际无政府状态——大国之上不存在统治权威——导致国家对均势的担忧，而把结构限制因素视为引起国家行为的次要原因。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驱动力是体系中每一国家的内在权力意志，它促使国家争夺霸权。
华尔兹是比较认真地坚持“结构”层次的。早在他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就按照“三个意象”——个人、国家、国际——来分类对国际政治原因的各种探讨。他的结论是，唯有从“第三意象”即国际系统的维度来探讨，才是最富有成效的。
为什么根本的原因是国际系统？因为根据“系统论”，决定性的东西不在单位层面，而在结构层面。华尔兹说：“一个系统理论必须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单元行为彼此相似，而且尽管它们各不相同，但它们产生的后果都属于一个可预期的范围之内。相反，单元层次的理论则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在系统中地位相似而行为各异。”华尔兹区分了两种理论：“外交政策理论”是国家层次的理论，它预期不同的政治实体将如何应对外部的压力。“国际政治理论”告诉我们各国政策必须应对的国际环境是什么，并不说明国家可能会如何应对国际环境。不是“外交政策学”、而是“国际政治理论”才能揭示国际关系的本质。华尔兹认为自己的工作属于“国际政治理论”。根本原因因此在于“结构”。什么是“结构”？各个单位如国家是经验上看得见、碰得着的。但是“结构”是一种抽象的东西。不过它也不是与各个单位毫无关系的虚构。它乃是各个单位的特定排列方式。华尔兹按照系统理论定义结构：
在系统理论中，结构是一个有生命力的概念，它产生于主要单元之间的互动。结构根据其组成部分的排列方式来加以定义。只有排列方式的改变才是结构性改变。系统由结构和互动的单元组成。结构和单元都是与现实的行为体和机构相连而非完全相同的概念。无人能直接看到结构。结构是一种抽象，无法通过列举系统的物质特征来界定。结构必须根据系统各个组成部分的排列及其排列原则来界定。人类学家迈耶·福特斯（Meyer Fortes）说：“当我们描述结构时，我们处在语法和句法的领域中，而不是日常用语的领域。我们只能凭借事先对‘具体现实’的抽象从而建构起结构，然后再在社会事件的‘具体现实’中发现结构。”
把这样的结构理论用到政治学上，首先可以看到内政结构与外政结构的深刻差异。通过考察国内各个单位的排列方式与国际上各个单位的排列方式的不同，我们就会明白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等级权力结构下的政治与无政府结构下的政治。华尔兹说：国内政治系统各部分之间的排列特点为从属关系，即某些部分有权发号施令，而其他部分则必须服从。所以，国内政治系统是集权制的、等级制的。相比之下，国际系统各部分的排列关系则是平等的。各国都是平等的一员。没有任何一国有权发号施令，任何一国也不必加以服从。所以，国际结构的特点是分权的、无政府的，是“没有政府的政治”。
不同的结构决定了结构中不同单位的互动方式。米尔斯海默说：“与摩根索不同，华尔兹并未假定大国因为被灌输了权力意志而具有内在的侵略性，相反，他假定国家的目标只是为了生存，追求安全是其最优先的考虑。不过，他强调，国际体系的结构迫使大国极为关注均势，特别是无政府状态使得追求安全的国家彼此争权夺利，因为权力是生存的最佳手段。可见，在摩根索的理论中，人性是安全竞争的深层原因，而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是无政府状态在扮演那一角色”。
华尔兹并没有说“结构”作为根本原因是直接起作用的。他的意思毋宁说是结构发挥一种背景原因的作用。直接导向战争的因素很多，许多也发生于人性和国性的维度中。但是在内政的“政府政治”结构中，那些原因大多都被压下去了。但是在无政府的国际政治结构中，就很容易付诸实施：“战争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它”。
虽然“结构现实主义”讲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人们为了保障安全而争夺权力，但是，华尔兹并没有导出大国总是在积极获取最大化的权力结论。相反，他提出了保守的观点：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会鼓励国家采取防范措施，促使它们维持而不是打破均势。他说：“国家首先要顾虑是维持它们在体系中的位置。”所以，华尔兹也被人称为“防御性现实主义”。
当然，结构主义从逻辑上讲不一定必然是保守的。马基雅弗里早就说过，一个国家的安全可以通过静态的、保守的方式保全，也可以通过动态的、进攻的方式保全。而且后者也许更加有效。这一逻辑结论在结构现实主义中后来果真也被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结构主义－现实主义”推演了出来。米尔斯海默评说他与华尔兹的异同时指出：“我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理论也与国际政治中的结构理论与防御性现实主义一样，我的理论认为，在一个没有机构来保护国家相互安全的世界里，大国主要考虑如何生存。它们很快就意识到，权力是其生存的关键。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国家需要多少权力的问题上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分道扬镳了。对防御性现实主义者而言，国际结构几乎不为国家提供任何寻求权力增加的诱因，相反它促使国家维持现有的均势，守住权力，但是在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看来，国际政治中几乎看不到维持现状的国家，原因是国际体系为国家牺牲对手以获得权力创造了巨大的诱导因子，当利益超过成本时，它们就会抓住这一机会。一国的终极目标是成为体系中的霸主。”
总之，结构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国家（个体）本非恶，结构（超国家的结构）迫使其恶。一般认为结构论的特点是本体论层次的转移，由单位体转向结构。这固然不错。但是这还没有讲出它的特点，没有讲出它与国性论和情状论的区别。真正的区别应当是：结构论一反“人性（国性）恶”的讲法，既不讲权力，也不讲贪欲，讲安全感。在马斯洛需求层级上，安全感是基础性的需求，不能像欲望和权力那样被归为“恶”——应当是中性的，甚至可以归为“善”。
国家由于结构所迫，不得不维系自己的基本存在（安全感），无可厚非，反而能获得大家的同情。有意思的是：安全并不是人们日常中感受到的最大利益，但是却是国际政治中的各个国家的“国家利益”中的首位。因为国家可以保护个人的安全，所以个人安全隐入背景；但是国际社会中没有这样的保障，于是“安全”又凸现出来。无政府之国际结构，蕴含着特别的夺命危险，使得在内政结构下不太显着的“安全”上升成为第一位的“国家利益”。而当安全或害怕被抬到首位时，会有一种崭新的意识。在这样的结构下，国家看重“相对收益”：
决不能让别的国家在实力上赶超自己。
最后是政策建议。现实主义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应当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当然意味着“务实”。它包括对“国家利益”的强调，对民主的反对，对内政理念运用到国际上的反对。
美国一位着名学者福山虽然不是现实主义者，但是他对现实主义的政策建议的概括十分精辟，我们不妨引用在下面考察一下。他说：现实主义既是对国际政治的一种诊断，也是对国家如何制定对外政策下的处方。这包括三条规则：
第一条规则是：国际不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应当通过维持反对潜在敌人的权力平衡来找到。由于战争是国与国之间争端最终裁判，因此国家不得不拥有足够的权力来保卫自己。它们不能把保卫自己完全寄托在国际协议，或者像联合国这种没有强制或制裁权力的国际组织上。军事力量是国际政治领域真正的货币。其他权力，如自然资源或者工业发展水平，尽管非常需要，也主要是一种提高自己军事能力的手段。
第二条规则是：盟友和敌人应当主要根据它们的权力来选定，而不能根据它们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内在的特征来选择。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中比比皆是。例如，为打败希特勒而形成的美苏联盟，还有布什与叙利亚结盟。拿破仑被打败后，奥地利外长梅特涅所领导的反法联盟拒绝瓜分法国土地或要求法国割让土地，他的理由是需要法国作为抗衡未来出现新的不可预见的威胁欧洲和平的力量。事实证明，后来不是法国而是俄罗斯和德国企图推翻当时的欧洲。
第三条规则是：政治家在认定外来威胁时应当更注重军事能力而不是对方的意图。现实主义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意图是始终存在的，即使某个国家今天看起来很友好而且处于非交战状态，明天气氛就会急转直下。军事能力（坦克、飞机和大炮的数量）则不会如此反复无常，它本身就构成意图的指标。
在我看来，所有这三点，都可以归为“务实”。所谓务实，主要是反对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是现实主义的主要学派对手。在现实主义看来，理想主义确实是许多美国外交中的政治家经常犯的错误。米尔斯海默说：美国人对现实主义怀有敌视倾向，因为它与美国的基本价值观相冲突。现实主义有悖于美国人对自身及大千世界的看法。
尤其是，现实主义与遍及美国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和道德准则不相吻合。而自由主义则与这些价值观非常匹配。无怪乎，美国的外交政策辞令听起来宛如自由主义的训词。美国人基本上是乐观主义者。无论是国家抑或国际层面的进步，他们都视为既可遇亦可求。美国人也倾向于认为，道德应在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